【百年燕大】燕京人素描: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孙以亮)

2019-09-01 11:03阅读:
今年8月31日燕大校友会举办了燕京大学百年纪念会。我母亲韩德常和父亲徐献瑜都毕业于这所大学。而母亲的家族中更有11位亲属毕业于燕京大学。特从正在写作的文稿中,摘录几个小片段,编成“燕京人素描”,以向百年燕京致敬。

燕京大学的校训很有名:“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vice,,个中所传递的人类普世价值和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直抵人心,浸润沉淀为一代一代燕京人的精神底色。音乐系的教学宗旨也如出一辙般的明确而温暖:“帮助学生借助音乐表现自己,并领导学生也去如此的帮助他人。”
音乐在这所基督教会主办的学校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当年燕京大学被誉为“一个充满了歌声的校园”。不仅音乐系所在的甘德阁终日歌声、琴声不断,在宁德楼礼拜堂、贝公楼礼堂、临湖轩以及各种学生团契活动的场所,也经常飘出动人的乐声。很多燕大毕业生深深受惠于燕园的音乐氛围:学生音乐会、师生音乐讨论会、校外音乐家讲座、燕大歌咏团与管弦乐队的排演活动、留声机音乐会等等,更有圣诞节一年一度的大合唱“弥撒亚”,他们都终生难忘。
音乐系的学生在老师们的教导下,要学习“用音乐帮助他人”。母亲在所修的学分里,就有“完成一个学期钢琴伴奏”的内容,除了为本系同学弹伴奏,更多的要为燕大歌咏团,尤其是弥赛亚的大合唱排练弹伴奏。茅爱立说:“我们学声乐的学生,都要求在合唱队各声部里领着其他系的同学唱。”弥赛亚大合唱的排练场在宁德楼二层。这栋楼建于1922年,是燕园里的第一座建筑,为宗教学院的所在地。两层楼房,上面罩着个清朝宫殿式歇山大屋顶。由甘维尔夫妇捐赠,以纪念前美以美会督宁德牧师(Bishop William X. Ninde)。宁德楼二楼设有小礼拜堂,有钢琴、风琴,燕大的主要圣事都在这里举行。据参加过合唱队的哲学系学生孙以亮(38277)回忆:每星期一次在宁德楼排练大合唱,秋冬季唱“弥赛亚”,春夏季唱“安魂曲”,对我来
说,是可贵的音乐课。大概是1939年的圣诞节,我还参加了到北京饭店演出的弥赛亚。”
孙以亮,1921 年出生于北京西城惜薪司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一户名门望族的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孙文耀,字仲蔚,生于1889年,曾留学比利时攻读土木和铁路工程,后担任过北平政府交通部的总工程师。北平沦陷后,日伪当局为加强对铁路的控制,请孙文耀出山,被他拒绝,以养疴为名在八大处隐居。孙以亮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4位兄姐。他在英国教会办的崇德学校读完了小学、中学,英文功底非常好。少年时代的孙以亮,喜爱文学与音乐,写过诗,学过钢琴,还师从一位德国歌唱家鲍尔夫人学了三年声乐。1938年秋天,这位翩翩美少年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孜孜不倦地阅读世界经典著作,在精通英文之外,又熟谙了德文、法文。60多年后他在一篇回忆母校的文章中说:虽然如此,以学哲学为主,但将来又向什么方向发展,却是很朦胧的。如今回顾自己的一生,哲学课固然加强了自己的思辨能力,但是,决定了自己人生道路的,还是在高中时已种下很深的对文艺的爱好。进了燕园之后,多种因缘使这方面的爱好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进燕大,他就与总角之交的黄宗江(38145)不期而遇。那时在 念书的黄宗江筹办起燕京剧社,正在排演话剧《雷雨》。一表人才的孙以亮很快就被拉进丰富多采的业余演剧活动中。同时燕园合唱队也深深吸引着喜爱 歌唱的他。但好景不长。1942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孙以亮失学了。1943年又是黄宗江介绍他到上海加入了演剧团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燕大复校,孙以亮立即返校修完了全部课程,于1947年毕业,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亚里士多德艺术论诠释》。1948年他在上海正式入职电影业,出镜的名字改为“孙道临”。
孙以亮的4位兄姐孙以尧、孙以庄、孙以宽、孙以芳都毕业于燕京大学。二哥孙以宽化学系毕业后,由燕大教务长侯仁之教授出面,与中共地下党联系,掩护他前往太行山区林县支援北方抗日大学。据侯仁之的女儿侯馥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41年10月,秋季开学不久,已经去了解放区的燕大学生孙以宽忽然回到学校,要父亲为他、司徒雷登校长以及夏仁德教授分别约定时间面谈。面谈内容他不能讲,父亲也不应该问。直到“文革”后,父亲和以宽见面时,他们共同回忆,互相补充印证,才知道组织上派孙以宽前来见司徒校长,是希望燕京大学能把图书馆有副本的部分书籍赠送给林县的抗大。司徒校长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孙以宽会见夏仁德是因为已经准备好了一批特效药(青霉素等)和医疗用品,要带回解放区——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燕京大学之间有一条地下交通线。孙家在西山八大处有一所别墅,位于青厂以南,建筑构造极为讲究,院中树木亦多,颇为幽静。孙以亮从8岁起就随父亲在那里居住。后来这所别墅一度成为中共的秘密联络点。
母亲在燕大除了同系的好友外,还有几个外系不同专业的好朋友:国文系的杨敏如、教育系的卢乐山,还有一个就是孙以亮的姐姐孙以芳。孙以芳1936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系,一直念到研究生,还兼做过社会系的助教,所以她有两个学号W36059和W41502。社会学系的几位名师吴文藻先生、赵承信先生、杨堃先生都曾指导过她。她和母亲相识于体育课上。燕京女生体育课设有舞蹈课,课后还有活动小组,并举办舞蹈表演会。音乐系钢琴专业的学生承担为舞蹈课弹伴奏的任务,刘金定和母亲轮流上。孙以芳连续选修了几个学期的舞蹈课,还连任活动小组组长。在舞蹈表演会上,她跳的独舞“泰国舞”、五人集体蓝绸舞“飞翔”等,都令全场惊艳。在准备1940年女生表演舞会时,孙以芳想尝试表现中国风格的舞蹈,她“选用音乐系同学韩德常翻译成五线谱的中国音乐“杜鹃啼”,试编了表现中国古代仕女的短舞,意外博得场上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教她们舞蹈课的是一位美国青年舞蹈家班美立(Mary Brandh),她离校前曾征求孙以芳的意见,愿为她申请助学金送她赴美深造。但孙以芳还是想学社会学,遗憾地放弃了这个机会。
毕业后,尤其1950年以后,社会学被视为伪科学,孙以芳无法从事自己擅长的社会调查,只能靠燕京教育给她的英文功底,做英语教学、水利工程技术书籍资料翻译工作等数年。她的丈夫谢家泽,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德国柏林工科大学水利系,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水文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56年起一直担任水利水电科学院院长。我记得文革刚结束的1977年,母亲就带我去车公庄西路水利科学院宿舍找孙以芳。她的家在几排五十年代盖的苏式住宅楼群中,走进居室,荒凉简单,劫后余生的痕迹尚在。孙以芳有一子三女,文革时都下乡当了知青 ,这时正找门路陆续回城。她说,1975年她就为子女顶替名额,提前办了退休。其实母亲去找孙以芳,也是为了子女回京。文革时我家也是四个弟弟妹妹都下乡插队了。有个弟弟后来被推举为工农兵学员,上了搬迁到河北省的水利水电学院。母亲想请老朋友帮忙说个话,看毕业分配能否回北京。可怜天下父母心,那时几乎家家都在为自己的儿女回城操心,燕大校友之间动用关系、互相帮扶,也借此恢复了十年动乱中断的联系。最终我这个弟弟,还是在燕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吴文达()的帮助下,进了北京市计算中心工作。
记得那次母亲也问起孙以亮文革中是否遭罪,孙以芳回答得很简单:关牛棚、扫厕所、下干校,割芦苇,挖土挑泥,什么都干过。幸好他现在又开始拍电影了。
从1977年他重回银幕,直到2007年突发心脏病去世,孙道临在这三十年里演电影、当导演、为译制片配音、当配音导演、晚年还参加了多场大型朗诵活动,展现了表演、外语、音乐、文学等全面的才华。我一直认为孙道临是中国电影演员中学养最深厚的一位,那儒雅的气质、绅士的风度,流利的英语,至今影视圈诸位只能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