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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法贵创新
（二）“韵胜”理论
前朝翰林侍书王著笔法圆劲，今所藏乐毅论、周兴嗣千字文皆著书墨迹，此其长处不减季海，所乏者韵尔。
且以文章言之，有巧丽，有雄伟，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稳，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则可以立于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备焉，不足以为韵，众善皆备而露才见长，亦不足以为韵。必也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观于世俗若出寻常，至于识者遇之，则暗然心服，油然神会，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其是之谓矣。其次一长有余，亦足以为韵；故巧丽者发之于平淡，奇伟有余者行之于简易，如此之类是也。
众善皆备而自韬晦，于简淡中见无穷意蕴，这是艺术之“韵”。在以往书法家中，范温认为：
至于书之韵，“二王”独尊，唐以来颜、杨为胜，故曰若论工不论韵，则王著优于李北海，不下大令。若论韵胜，则右军、大令之门，谁不服膺。又曰观颜鲁公书，回视欧、虞、褚、薛，皆惟法度所拘。观杨少师书，觉徐、沈有尘埃气。夫惟曲尽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其韵自远。近时学高韵胜者，唯老坡，诸公尊前辈，故推蔡君谟为本朝第一，其实山谷以为不及坡也。坡之言曰：苏子美兄弟大俊，非有余，乃不足，使果有余，则将收藏于内，必不如是尽发于外也。又曰：美而病韵如某人，劲而病韵如某人。米元章书如李北海遒丽圆劲，足以名世，然犹未免于作为。故自苏子美以及数子皆于韵未优也。山谷书气骨法度皆有可议，惟偏得《兰亭》之韵。
从范温的评论及解说，可知书之“韵”亦在含蓄而有余意。书家重韵，大概始于魏晋，当时世家大族子弟以雅操相尚，有品味的人被称为“有韵”。这种风气也延及书法，追求书之“韵”也就成为当时士人一种时尚。唐人书法重“骨力”，所以书家论书，很少提及书之“韵”，这种倾向到颜真卿时发展到顶峰。重骨力与重韵严格说来它们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因为书法的“韵”必然须以沉实有力的线条内蕴为基础，否则点画萎软即无韵可言。但唐中后期书法自“鲁公变法”，风格境界已变得比较外露，这种倾向发展到唐末出现了偏差，形成一种狂放外露的浅俗倾向，这种风气大概也影响了北宋前期的书家（如前面述“以直为斜，以方为圆”的石推官，还有“字字作斜势，如飘风状”的王安石，大概对“骨力”的理解都出现了偏差），所以遭到黄庭坚、米芾等人的抵制。黄庭坚重张高品味的“韵”，倡导书法追求“韵胜”，目的固在纠正晚唐以来书坛流行的浅俗时风，同时也在唤醒人们的“格调”意识，为他的书法艺术道德化学说铺路开道。
（三）书法道德化
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妍媚可喜处，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
（四）追求突破成法的创作自由
张旭的书法以狂放称，黄庭坚认为，张旭书放纵而不离法度，这是他可贵而其他作草者不易及的地方。《山谷题跋》指出：
颜太师称张长史虽姿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也，故能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1] 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
[2] 《书徐浩题经后》
[3] 《书家弟幼安作草后》
[4] 《跋周子发帖》
[5] 《跋怀素千字文》
[6] 《李致尧乞书书卷后》
[7]
[8] 诸葛方散卓：黄庭坚习用的一种毛笔，黄笔记中多次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