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拯救中小企业，呼声再起：市场病了，政策不能再出问题！
2020-07-13 21:37阅读：
文/观察者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对大流行病做出了最糟糕的应对。”
哈佛大学机制理论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对美国疫情应对的评论，直言不讳中透着失望。
但真正尴尬的，其实是“事与愿违”——美国应对疫情的政策中，处处透着对经济的呵护，但恰恰是这样的决策，让经济长时间包裹在蔓延不止的疫情之中，而受伤最深的，恰恰又是中小企业。
7月8日，在罗汉堂秘书长陈龙与埃里克·马斯金的连线对话中，马斯金发出了自己的呼声：
即便是生意一落千丈的航空公司，如达美或美联航，在疫情结束后依然可以通过重组继续生存下去。但如果小企业在疫情中倒闭，就是永远消失了……
埃里克·马斯金由此呼吁，政府必须给中小企业更多喘息空间。
01
市场无力，交给机制去补足
似乎，疫情经济正在持续挑战我们的想象力，但我们又难以准确描述，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谈论这一议题，埃里克·马斯金可能最佳人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理想情境中能够有效配置资源，这是亚当·斯密的设想，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现实世界总会存在约束，市场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机制设计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运而生，而埃里克·马斯金作为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正是机制设计理论的开创者之一。
现实世界总会存在约束，正如有效抗疫与经济维稳的相互“纠缠”，这显然正是当前最大的特殊性所在。
正如马斯金所提出的，不论在对疾病的反应方面，还是提供疫苗等公共品方面，传统市场机制无法实现
社会目标。所以，在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政府必须设计合理机制，发挥补位和兜底的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因为只有“政府是代表公众和整个社会行动的机构”。
如何通过机制设计弥补市场的不足，为民众和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救助，以及让各国政府在抗疫和改进全球化中承担起应尽的职责……这，也正是罗汉堂秘书长陈龙与埃里克·马斯金“中美连线”的核心。
就在不久前，罗汉堂发布了“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PET），这一成果对大数据动态化的综合应用，以及为科学决策提供的实际价值，应该说让罗汉堂从全球疫情经济研究领域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极为重要的贡献者。
作为埃里克·马斯金的对话者，罗汉堂秘书长陈龙的观点与埃里克·马斯金不谋而合。参照PET体系提供的数据，罗汉堂陈龙指出——在新冠肺炎的每百万人死亡人数这一指标上，北美目前居世界首位，这并非是医学能力的不足，完全是政府的反应机制出现了问题。”
陈龙特别指出，“美国和巴西等国的疫情反复证明，政府为避免损害经济，可能倾向于过早开放经济，但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选择。”
而亚洲国家，甚至是越南等第三波疫情国家都证明，“政府必须快速建立应对机制，只要反应足够快，就可以以很小的代价控制疾病的传播和经济损失”。
全球疫情尚在发展，而在鲜明的对比之下，政府的决策心态、得失权衡，真正有理由“择善而从”了。
02
同一个世界，中小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特殊对待”？
如果说疫情的直接挑战是地区性的、有轻重缓急之分的，那么，疫情构成的间接性的经济挑战，特别是对个体、企业这些微观经济主体的系统性挑战，则是全球性的，不容低估的。
但是，对企业和个体，有效的、有的放矢的“机制设计”上的支持，确实是一个难题。
可以称为另一个“美国教训”的是，埃里克·马斯金指出，“美国在抗疫财政政策方面犯了错误，救济措施太过宽泛。美国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小企业，而不是专注于帮助大企业。”
当马斯金强调“政府必须给中小企业更多喘息空间”，他关注到的是大公司有更强的持久力，比如大企业除政府支持外，还有更多可利用的资源，而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的是近似毁灭性的打击。
而当我们把视线拉回中国，中小企业难的问题实际上一直都在，政策支持落地难的问题也一直都在。
疫情之下，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需要更加精准和聚焦。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就提出，“在距离经济中，面向消费者的中小企业受到的伤害最大，因为其更依赖接触并且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确实，疫情经济，即距离经济，全球互联网产业在疫情时期爆发出的能量，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而如果围绕互联网距离经济探讨中小企业的救助，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比如，中美不尽相同的一点是，我国互联网产业诞生了一批举足轻重的去中心化的平台型经济企业，阿里、拼多多、美团都是典型，这些平台上承载着动辄数百万计的中小企业，同时又连接着数以亿计的消费者——他们都是疫情中最需要关注的经济微观主体。
从这个角度看，在通过“机制设计”救助中小企业的意义上，之前政府与电商平台合作发放消费券，无疑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在提到中国政府的救助机制时，就提到，合作发放消费券实际上是很好的机制。首先，它避免了报复性储蓄的问题，通过杠杆，撬动几倍以上的消费额。其次，消费对中小企业有利，因为中小企业往往是服务性行业。
虽然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但能否真正触及并成功救助中小企业，甚至是触及需求不足这个关键性问题，才是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救助性的“机制设计”，确实需要更多的“消费券思维”。
所谓的“消费券思维”，犹如罗汉堂的PET项目对大数据的应用，本质上是利用数字化的高效和精准优势，实现救助或激励政策对中小企业微观经济主体的触达。
从科学抗疫的问题，到救助中小企业的问题，再到罗汉堂“中美连线”中提到的设计试剂盒和疫苗等公共品的分配问题……正如马斯金所言，包括这些焦点问题在内，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公共品问题”，而且是仅依赖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
换言之，救助中小企业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尤其紧迫的问题，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当前的世界需要坚持自由市场，更需要高效的机制设计。可以期待的是，数字化时代，大数据、数字基础设施为协同解决这类综合性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聚焦数字化时代热点议题的罗汉堂，自疫情以来持续动态追踪疫情经济，高频连线全球学者，发布支持防疫、复工决策的PET项目……本身就是一个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