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新经济：从“可以有”到“不得不”
2020-09-28 20:56阅读：
文/观察者
9月22日，联合国发布的一纸报告，再次确认了2020年全球经济的“基本面”。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衰退，而发展中国家将承受严重创伤，但中国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经济保持正增长的经济体之一。
而事实上，除了疫情，还有一个未解的谜题，隐藏在全球经济衰退背后——近日，罗汉堂邀40多位顶级经济学家共商“新衡量”，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源于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的增长乏力实际上已经延续多年，而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全面重塑，似乎没有体现在生产率的增长上。
一边是对GDP科学性的质疑已经司空见惯，一边是数字经济在疫情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意味着，今天我们确有必要客观衡量数字技术的经济贡献——我们只有确信数字经济正在或即将开启一个新周期，才不会为全球经济深度衰退而过度焦虑。
01
GDP的“双重局限”凸显
时间回到2008年，当时的全球经济危机，如今被普遍视为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红利耗尽的结果。而且，也正是这一年，美国更新了国民账户系统，将一些创新活动量化后纳入新的GDP指标。
显然，也正是自此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新经济渐渐驶入快车道。而疫情之后，大多数之前持观望、犹疑态度的中小企业，也都有了极强的数字化意识。
在罗汉堂的新衡量研讨会上，对数字技术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并不多，但也并非没有——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就认为，生产率下降趋势主要受到几个不利宏观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教育资源不均和可持续性等，他认为数字技术无法逆转这一趋势，而对数字经济的错误衡量也不足以解释这种长期生产率停滞。
事实上，即便是罗伯特·戈登，也没有否认我们对数字经济的错误衡量。而相比之下，更多的学者对数字经济持乐观态度。
比如，免费数字产品给人们带来的福利，就是传统GDP所无法覆盖的。对此，罗汉堂学术委员会成员、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有过测算，在他的测算中，仅一家知名社交网络公司，就可以将2004-2017年美国GDP年均增速提升0.1%。这一测算说明，新经济对GDP的实际表现，确实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
传统GDP的局限，已经被讨论得很多，其中公认的局限有包含以下诸多方面：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也不能反映增长的代价；没有扣除环境对人类的贡献；不能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没有排除重复建设，低效率的拉链工程；不能反映经济的实际减量……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来看，疫情之下新经济再度加速，必然意味着GDP的新、旧“双重局限”叠加，传统GDP与实际经济表现之间的误差持续扩大。换句话说，在新经济的重塑效应已经持续多年的情形之下，类似于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对GDP的更新，不仅有必要，而且需要再度提上日程，围绕数字经济对GDP指标进行更彻底的优化乃至重塑了。
02
为经济新周期探索“更优解”
与2008年经济危机中美国对GDP重新“校准”相比，GDP的历史，实际上始于一个与2020年全球经济深度衰退更为类似的历史关头，也就是美国大萧条。显然，这个指标从诞生之初，就有精确衡量经济状况、为经济研究和宏观决策提供关键参考的用意。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多年之后，突如其来的疫情，实际上把一个悬而未决但终须一解的问题，提前摆在了全球经济决策者的眼前——全球经济的新周期在哪里？
而能否科学衡量数字经济，可能直接影响求解的方向。一方面，多年以来的全球经济状况，是美、日、欧这些举足轻重的“先行者”都很差，如果沿着之前的思路求解，不仅于事无补，更可能直接造成全球化矛盾的持续加剧，很显然，这种违背经济学原则的事情，已经在发生；
而另一方面，和GDP诞生乃至10年前相比，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已经出现了可以倚重的重大变量，这个变量就是数字经济。
通过科学衡量数字经济，为经济新周期探索“更优解”，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比如，数字技术时代的一些特征，可能确实拉低了GDP、导致了GDP悖论，但基于社会福利考虑，我们实际上不必为此过于焦虑——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就提到，数字产品快速迭代带来的质量提升，不但无法被GDP捕捉，反而会降低GDP，以智能手机为例，它整合了计算机、数码相机、导航仪、电视机等等多种功能，让这些传统产品的销量大幅下跌，从而降低了GDP。
由上述现象，我们很容易想到，数字技术实际上犹如以往的技术革命一样，带来了经济、就业的结构性变化——一些产品的集成性增强，替代了大量的传统产品，但同时就会有大量的新需求、新业态被创造出来。我们对这种变化的理解、包容，在决策上对积极因子的支持，一定是新周期开启的前提。
而理解、衡量是关键的一步，也是摆在眼前的一步。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提出，我们对数字经济的理解还远远不够。除了生产率悖论，他认为至少还有三个传统统计方法难以解释的谜题：首先，与以往不同，世界进入了低通胀时代，即便经济接近充分就业，主要经济体核心通胀仍然保持低位；其次，免费产品在居民消费篮中越来越重要，并且占据消费者越来越多的时间；最后一点，无形资产在数字技术有关企业的估值中占比越来越高，这与传统行业构成鲜明对比。
数字经济相比传统经济如此巨大的本质性变化，与其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全面重塑犹如“一体两面”。无疑，数字技术带来了更好的“体验”，即便从这个感性的层面出发，我们也愿意相信，在数字经济“表里如一”的变革背后，在那些尚待厘清、理解的数字经济新特征里，可能就隐藏着经济新周期的答案。
03
深入理解数字经济：中国经济的启示
衡量新经济是个复杂的课题，就像在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同时，中国从成功抗疫到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很难估量，数字技术和新经济在其中的贡献有多大。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汉堂学术委员迈克尔·斯宾塞认为，我们不应纠结于技术对生产率的提升，而应该衡量数字技术对整个社会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这样才能给政策制定者传递正确的信号。
斯宾塞给出的理由是，数字经济正在深刻地变革着经济和社会，在健康、教育、协作方式等领域的影响极为突出，这种影响非常深远、多维且复杂。很显然，斯宾塞指出的几点，在2020年的中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中国经验证明，二维码精准防疫、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和协同办公，不仅有利于人类快速打赢科学防疫与复产复工相互纠缠的这场持久战，而且其积极影响在后疫情时代仍在持续深入，而且完全有可能在上述领域全面重塑未来经济、社会的面貌。
显然，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经济的一个非典型存在，其背景是新经济在中国过去数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不仅如此，新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亮点，实际上为我们深度理解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些关键启示。
在提出了数字经济的三个谜题之后，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就进一步指出，中国电商零售为综合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场景：中国零售业数字化速度领先全球，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宏观成分，与此同时，一方面，中国批发和零售业的劳动生产率在经过数字技术重构后，实现了上升，另一方面，大量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不在劳动生产率之内，这些收益包括为消费者带来的多样性选择、质量提升、可获得性、时间节约，为生产者带来的更为平等而广阔的市场机会等。
而事实上，从移动互联网到物联网、从C端到B端、从商品到服务、从线上到线下、从高线城市到低线城市、从市场领域到公共治理……即便是在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的中国，在以上所有的维度上也还有蓝海级的发展空间，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必然会成为更重要的宏观成分，与此同时，其中显性和隐性的经济效应，也必然会持续持续扩大。
在全球范围内，定义和衡量数字经济的工作，实际上早在2004年就有经合组织首次着手介入。而在罗汉堂的这次新衡量会议上，各国学者和机构专家也基本达成共识：新经济需要新衡量。
事实上，相比10年前甚至更早，衡量数字经济已经从一个“可以有”的选项，变成了一个“不得不”的问题——今年7月，G20各成员国已经对数字经济的定义达成一致，经合组织则在今年推出了G20数字化转型工具包，在国内，罗汉堂Frontier
Workshop作为以连接学术、政策和应用为目的的跨学科线上研讨会，则以月度为单位，邀请全球顶尖学者共同研讨数字时代面临的最重大问题。
布林约尔松说，由于数字实践的飞速发展，近10年来经济学家对经济的了解在减弱而非增强，而旧方法显然无法解决新问题。言外之意，理解数字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重要前提。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