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盖里》之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

2011-01-29 20:52阅读:
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
——以铅山费氏为例
曹 国 庆
科第世家是中国科举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江西是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大省,是科第世家集中的省区之一。明代,铅山费氏凭藉科场上的不断成功,而成为“西江甲族”、“科第世家”,在明中叶持续兴盛了近百年。本文旨在通过对铅山费氏的个案研究,就明代江西科第世家崛起的原因、过程及其在江西地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谈些粗浅认识,以期深化对明代科举制度史及当时地方政权基础状况的研究。

铅山县隶属江西广信府、地当闽浙吴楚之交,为东南巨屏,“自永嘉东迁,衣冠避地,风气渐开,历唐而宋,文学士间出,而南渡以后,遂为要区,人知敦本积学,日趋于盛。比入明朝二百余年,艺文学术,蔚为东南望郡,下逮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以课子孙读书为事”,“茂才高第,常与计偕”1。著名的“鹅湖书院”就在县区境内。
费氏为赣东北地区巨姓之一,主要分布在铅山、鄱阳一带。明初铅山费氏分为三支:横林、范坞、费墩,聚族而居。由于兵燹之乱,谱牒俱遇焚毁,明以前数世莫详其系。据称:范坞费氏“永乐间盗发宋时冢得埋铭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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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之乱,费氏与诸葛氏自蜀徙居铅山,世为婚好,疑自蜀徙者,即汉大将军祎之苗裔也”2。后此费氏族谱,包括横林、费墩二支遂据为定说,追崇后汉费祎为远祖,以四川成都八角楼为故居地,言之凿凿3。攀附名人是谱牒文化中的通病,铅山费氏也未能免俗。所幸自明以降,谱系载记不紊不乱,可以资为研究之助。本文讨论的铅山费氏是指铅山横林费氏及其派生者,为行文方便,以下所称铅山费氏俱指此。
铅山费氏的崛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走过了一段艰辛的道路。铅山费氏的开基祖为费友常,一作有常,谱名为本二公。元朝末年,红巾起义波及江西,费友常为乱兵所伤,族谱称“不知其何所自而居横林,遭元之乱,红巾哨聚溪峒间,旦夕窃发,自官兵不能救御,民往往自逃入山谷。于是本二公亦逃,念家室不能舍去,数数往视焉,无何为红巾所伤,以死不得其处。”4费氏家族的遭遇在当时的江西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这场铺天盖地的红巾起义中,不仅实现了元明易代之变,其巨大的影响也波及全国城乡的各阶段,在曾为红巾起义主战场之一的江西,这种影响自然是极为深刻的。例如,泰和杨氏“宋盛时自吉水徙泰和,世以赀雄邑中,而业诗书服逢掖者,相袭不绝……元季之乱,杨氏衰落,逮于国朝,其子孙幸不失业,擢科第举明经,累累有焉”5;萧氏“其先徙自吉水之虎溪,代有诗书行义,为乡人所敬,虽未有甚显者,而所与交游婚媾率显者也……及元季兵乱,海内鼎沸,萧氏之劳者皆殁,壮而少者皆散徙,崇薨飞栋荡然无存”6。安福彭氏“故邑之望……元季连岁兵祸,孑孑一身,走四方以避,乱定,始归。而亲戚死徙,先庐焚荡,儿无以自容,衔悲茹苦,谋所以植身承家者。”7改朝换代天下重趋安宁以后,科第成功才使他们重振或改换了门楣。
铅山费氏第二、第三、第四代都是业贾的商人,他们崛起于科场是在第五代以后之事。第四代中费应麒的五个儿子,先后三人榜上有名。长子珣,字伯玉,号敏庵,“性敏甚,穷经未期”,中景泰四年(1453)乡试,成为费氏家族的第一个举人,这对族内老幼尊长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家族的投资开始结出了果实,不仅光耀了门楣,也大大激励了来者。次子瑄,字仲玉,号复庵,“其为举子业,勤励过人”,“景泰辛未入邑庠补弟子员,既而偕其伯兄游学京师,从故冢宰陈康懿公游”,陈康懿即陈俊,字时英,号愚庵,莆田人,正统十二年福建乡试解元,十三年进士,初任户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费应麒曾在福建经商,得识陈俊,故费氏兄弟得投于其门下,费珣中试不久病卒。费瑄后来应限年之贡进入国子监,肄业后回乡继续苦读,继成化元年(1465年)中举,十年后又成进士,成为家族的第一名进士,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再除兵部武选司主事,历兵部武选司员外郎、职方司郎中、贵州布政司右参议,《明史》有传。五子瑞、字幼玉,号雪峰,成化十九年举人,与侄宏同榜,早夭。三子璠,字叔玉,号五峰;四子玙,字季玉,号顺庵,虽本人科场失意,但他们的子侄却较其父辈们又前进了一大步,从而确立他们科第世家的地位,成为“西江甲族8”。
铅山费氏第六代中考中进士2人、举人1人。费宏、费寀、费完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费宏、字子充,号健斋,鹅湖、谥文宪,费璠即其父也,为使费宏能科场扬名,费璠在对其教育的问题上花费了许多心血,其族孙费葬昭所编《文宪公年谱》有这样一段记载:“公生有奇质,少读书过目成诵,五峰公教之甚切,择上饶陈受诲先生师之。先生严毅方正,克尽师道,每经书讫,必令成诵。设二席南向,五峰公及先生处之,设一席东向,公处之,仍令童子携茗以随,诵倦即饮,听公成诵,朗然则色喜,或一字一句少有龃龉即不乐。先生尝谓公曰尊翁责效甚急,毋负所望也”。费宏后来果不负所望,举成化二十三年状元,历仕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官至内阁首辅,“三入内阁,佐两朝殆十年,中遭馋构,讫以功名终”,9著有《武庙初所见事》、《宸章集录》、《遗德录》、《自惭漫稿》、《湖东集》(《文集》),有《费文宪公摘稿》行世,是明中叶一位颇具影响的政治家,《明史》卷193《赞曰》:“费宏等皆起家文声,致位宰相,宏却钱宁,拒宸濠、忤张、桂,再蹶再起,终也无损清誉”。费寀为费宏从弟、费玙之子,字子和,号钟石,谥文通,“幼凝重如成人,读书强记,临文属对,出入意表,举丁卯江西乡试,辛未会试,咸居高等,选翰林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著成《忧患稿》、《归闲稿》、《金陵稿》、《燕台稿》、《南宫奏议》、《钟石集》,有《费文通公摘稿》行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时人称“公之在翰林、也以经术劝读,色温气和,规益婉切,为同列所称服;为文章平正雅畅,词采溢发,于应制之作,无不克称上意,识达政体。”10费完,为费宏的胞弟,字子美,号渐斋、清湖,《族谱、清湖公宦迹》卷首云:“清湖,五峰公仲子,文宪公之弟,生后文宪公十年,……稍长,颖异神秀,读书数行俱下,日所诵记数千言,为大父少参公所器,尝谓吾弟二子如龙,真福人也。”不过,与两位兄弟相比,费完的科场奋斗之路更多了一些坎坷,“年十九为督学黄未轩公所赏识,未儿连丁家难,哀毁仅存喘息,至亲负土筑墓。又六年,蔡虚斋督学置异等,会监试御史为文宪公门生,公引嫌谢病不入试,而公之声名益起矣。后又秋试,内廉拟公卷首,以宸濠与文宪公有隙,计落公名。癸酉,李崆峒视学江右,阅公文叹为老友,延坐如家人,是岁始举于乡第十人。”后官拜顺天府通判、工部营缮司主事、屯田员外郎、营缮司郎中,也称其以文墨议论佐其兄治天下,“隐然有兄弟公辅之望”。
铅山费氏第七、第八代继续在科场扬名,第七代中,进士2人,举人6人,领军人物是费懋中和费懋贤。费懋中,字民受,号定轩,费瑄之孙、费宪之子,费宏之堂侄,正德八年与堂叔费完同举乡试。对费懋中的教育,其祖父费瑄亲自过问,“命尽读六经子史,不欲其早为文,克养而后发之”,祖父的精心调教为费懋中的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举业立就,沛如河江”,中乡试后,随之入国子监学习。正德十六年(1521)中鼎甲探花,历翰林院修撰,仕终河南提学副使。11费懋贤,字民献,号少湖,为费宏长子,嘉靖元年(1522)举人,五年二甲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当时费宏自少保入内阁,费寀为赞善、费懋中为编修,一时间“父子兄弟并列禁近”,成为朝中的一段佳话,费懋贤后来仕终南京礼部郎中,有《礼部集》。6个举人,分别为费懋和、懋乐、懋尹、懋文、懋甫、懋亨。费懋和,号民育,为费懋中之弟,与堂弟费懋贤同科,嘉靖元年中举。费懋乐为费懋贤堂弟,字民悦,号屏石,一号方坪,嘉靖七年中举,官至工部屯田郎中。费懋文与费懋甫同为费完所出,费懋文,字民焕,号望湖,弱冠游庠,屡试高等不售,以“丈夫子安能事一邑,拂衣游燕,以顺天藉与兄懋尹同举嘉靖庚子孝廉”,任临武县令,有《望湖漫稿》。费懋甫,字民翰,号重湖,嘉靖三十七年武举,仕至四川都指挥使。费懋尹,字民觉,号志轩,嘉靖庚子举人,费完之子,早殁。费懋亨,号元耀。费安之子,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官至广东封川知县。第八代中,进士1人。费尧年,字熙之,号唐衢,费完之孙、费懋文之子。费尧年自幼才智过人,喜说剑走马,“八岁晓声律,应声能赋”,其先人试武闱,“以对策见罢,遂弃兹技,下帷发愤,勉就大业。”12于嘉靖四十一年成进士,名列二甲第五十八名,历工部营缮司主事、员外郎、都水郎中、兵部职方司郎中、苏州兵备副使、福建布政司参政,广东左布政使,南京太仆寺卿。
大体而言,费氏自元明易代之际开基铅山以来,历经四代人的不懈努力,开始在科场上崭露头角,并且从景泰初年至嘉靖末年的百余年间,家族中先后走出进士6人、举人11人,从而成为由商贾而至科第显贵的“西江甲族”。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塔顶中有状元1人、探花1人、入翰林者4人,中间是11名举人,塔底是贡生23人、国子监学生17人在支撑,再往下当还有一大批穷经皓首而终又一无所成的书生们,人海战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能进入金字塔中间的毕竞是凤毛麟角,一个家族内部是如此,天下芸芸为此而拼搏努力的举子更是如此。不过,我们也还应该看到,人海战术不是每个家族都能效法的,财力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作为脱颖而出,不断有子弟在科场奏捷的科第世家,尚有许多其他家族所不完全或充分具备的因素在起作用。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家族在有一二人取得成功而红极一时后,很快又因他们的失势或去世而衰败不起,尚不足于以科第世家名世,铅山费氏虽然既无参加缔造朱明江山之先祖,无预靖难之役的列宗,也无书香绵绵不绝的家世背景,他们在明朝政权建立已历五世七帝儿近百年才崛起,起步不可谓之早。但是,深入考察其崛起的原因,我们又将会发现江西、乃至江南地区的许多科第的成功,似又都有着一些共同之处。

科第世家的出现,首先要归因于科举取士这一杠杆的作用,是统治政策导向的产物。明代取士之法,通称有学校、科目、铨选、荐举四种,即所谓“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实行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天下人才尽于是矣”。13不过,三途之中,科第最盛。永乐以降,进士为士子晋身第一要路,天顺以后更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14费宏就曾亲口对别人说:“今天下为郡百五十,其守必进士起家,鲜或由他途以进者,即有之不能十一也。”15政策的巨大导向力和现实切身利益的驱动,使得费宏和他的父祖、兄弟、子孙们不遗余力地去奋斗,是以天下士子群趋科甲,国家人才由此而出,科第世家由此而兴。
统计一下《明代进士题名碑》中进士的分布和所属的家族系统,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进士人数、科第世家数南方要大大地超过北方,如南方江西的进士数为3218人,浙江为3827人,福建为1591人,仅此三省就占全国进士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若非朝廷明令“科举取士、须南北兼用”,则“比累科所选,北方仅得什一”。很显然这是承受着南北经济文化差异在科第方面所带来的影响。16明人顾炎武指出:“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调停之术,而非造士之方。夫北人自宋时即云: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举人拙于文辞声律,况又更金元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又说:“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顾炎武还指出:“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17这是南北方文化差异状况的真实写照,对于南方举子在科场上的搏杀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因此,铅山费氏作为江西、乃至整个南方科第世家群体中的一分子,从宏观的大气候而言,势必也不同程度地沐浴享受着这种优势,这当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综观铅山费氏的崛起,以下两大要素无疑有着重要的影 响力和作用力。
第一,选择一条以商致富、科第守之的道路。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土地是社会的最基本财富,社会的主导观念是重本抑末,商人虽然富有,政治地位却低下,商业利润虽比从土地所取来得快,风险却要大。因而,人们通行的作法还是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分四等,士农工商,以士为首,农为上,工居中,商居末。就社会从业人员的基本构成而言,无疑是两头小、中间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居多。由于士的高社会地位和所享有的众多社会特权,因之也为四民之农工商者所向往和谋求,与之相应的社会理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渴望由读书之径通达出仕。换言之,以商致富,科第守之,是与以商致富,用农守之长期并存的处世道路。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家族视之不同的客观条件而相机侧重、并行不悖。
江西地处中国内陆山区,人多地少的矛盾自宋以降一直就很突出,人均耕地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据梁方仲先生的统计,明初全国人均耕地6.41亩,而江西只有4.37亩,为人均数的三分之二。万历时人王士性指出:“江、浙、闽三处,人绸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因此,谋生的现实需要,将一大批江西人逼上了业儒或经商之途,明代的江右商是很有些影响的,在湖南等地有“无江西人不成镇”之说,在云南甚至有人“视之全省,(江西)抚人居十之五六”18。但是,致富以后的江右商人,随之将目光投向了官场。明代江西为官人数之众在全国是占居前茅的,永乐初年杨士奇即说:“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于江西”,正德时,“浙一僚与江右一僚,各论本省人才,江右者证以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说,以为江优于浙,争辩不己”19。这种争辩本身虽然无甚意义,毕竟也反应了明代江西做官人数众多这一基本事实。若深入考查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江右商人的介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许多商人看来,“有子而不能教之以圣贤之学,使以德行文章显耀于明时,碌碌为乡人以终世岂足贵哉!20通过经商积累财富,以为业儒的经济后盾,是时人谋求家族显赫,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惯行之途。清人沈土劳 尝言:“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商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农桑之业者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贷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又言“元明来,士之能通显著,大概籍资于祖、父,而立言者或略之。”21铅山费氏的崛起之路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
铅山费氏是靠业贾起家的,《族谱·孝友·谦十四公事实》卷首记载:“谦十四公讳广成,才十三岁,与母余氏会丧乱之余,业煨烬不自存,依母家以生,诸舅恶之……遂与母归横林,至则斩荆诛茅以居,学小贾给母自治,王媪见公贤,予女,乃后数年,三致千金之产,”为家族今后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后嗣子孙往往以为“创吾宗者谦十四公”22。费广成死后,其二子,一经商,一业儒。长子费荣祖“承父之业”,据称经商时“积阴德行善,好赈人之急,颇自达生,不屑屑为刀锥之态”,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奸刻商人。次子费荣迪,“十六而为邑庠,孜孜向学,耻居人后,负气甚。尝以事与族人仇讦,竟为仇家所中。”也就是说一辈子学无所成。四世费应麒继承父祖未竟之业,一面经商维持生理,扩大家族财富,成为远近颇有名气的商人,“正统丁卯闽浙盗起,巡抚杨侍御闻公贤,召公使挽粟至闽,至问守御之策”;一面延请名师教授子侄,每次外出返里,“惟置书裙数笥而归以教子孙”,“思以诗礼衣冠振厥宗”,膝下五子,三人习举子业,二人治理家务,在家族内部实行分工,求学于外者,肩负振兴家道门楣的使命,百事不问,一门心思读书,次子费瑄入仕以后,依然“家事以付修撰(璠)义民(玙)二弟,不私蓄铢金粒粟,俸入所赢,悉与其之。”23持家理财的“同心一德,寸帛颗粒无所私。家成,推于孤幼者均之;每食,合诸房尊幼男女以类聚食”。24费宏在《先君封翰林修撰承务郎五峰先生行实》中记述了其父费璠在家族内部分工中扮演的角色情况,称其父“年十五六能属文矣。会敏庵(费珣)即世,府君亦弃养,少参公谓先君曰:“吾父兄之志,期以诗书大吾门,不幸相继沦丧,成其志者,吾与汝之责也。吾质虽不汝逮,业已游庠校,不可中废,誓卒所以瞑吾父九泉之目,然老母在堂,寡嫂在室,弟妹在襁袍中,闺无内顾之忧繁,至于米盐务类,妨功夺志,非汝弃所学以为吾佐不可也。语未毕泪数行下,先君亦泪数行下,敬对曰:敢不惟吾兄之教上听,少参公既免母丧,遂应现年之贡,北游太学,在外之日十八、九,凡大小之事,先君以身任之,公仍得专意仕进,迄于宦成。”25
第二,遵循一种父子叔侄自相为师友的文化传承模式。文化的家传及亲朋间的传授是古代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古代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世家,科第世家即是其中最具影响的一类。正统、景泰间为大学士的江西泰和人陈循曾很有感慨地与人谈及家乡的这种现象,他说:“臣原籍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又说,他们“世代务习经史,其父子叔侄兄弟族姻自相为师友,十常二三”,并且强调指出:“其风俗如此”26。这种情形在铅山费氏的发家史中也得到了印证。
在费氏家族内部,众兄弟叔侄之间,相互勉励,共赴举业已形成风气。费家的首名进士费瑄即是自幼随兄费珣一道求取功名,在生活和学业上受兄长帮助良多,“景泰辛未,从珣游邑庠,弟兄名惧载籍。”及珣之荐,族人竟置酒为贺,公引满无算。奉训(费应麒)曰:今日之会,为汝耶!公从容对曰:“儿乐兄之成,足取法,以酬大人志耳,他奚敢?奉训颔之。乙亥从兄珣游学京师,再期归,而珣即世,又更奉训丧三年,乃应限年之贡,升太学。既归,领成化乙酉乡荐,乙未登进士第。27”费宏的成长,曾得到伯父费瑄、叔父费瑞和远房族亲费 的教授,尤以么叔费瑞对其影响、帮助和砥砺最大。在《祭叔父雪峰先生文》中写道:宏侍叔父也久,而叔父有功于宏也大,宏之报叔父也未尽,而有负于叔父也实多。”何以有如此之说呢?原来“宏童年侍教左右,朝夕无间,癸卯之秋,叔父乡试得隽,而宏也追逐后尘,其冬北上春试,宏从行。明年入太学,宏从居,未尝一日离也”,费宏表示,“阅数岁,当请告归省,遂拜展诣墓,教训遗孤,必使二子各守一经,以偿叔父之志”。28






费 字廷言,号补庵,南直隶丹徒人,成化五年会元,历仕翰林编修、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礼部侍郎。费瑞、费宏叔侄初试不中、肄业太学之时,适费 官太学,“以公(宏)伯父复庵公曾出其门,又兼族谊,朝夕诲谕,以远到期之”,同时,“为之延誉,于是公名大著于名公巨卿间”。费瑄除了一度将费宏接至自己任所,令“随学于公署”外,在其求学北京期间,还“每购经史遗之,且戒以书,曰:古称作史有三长,吾谓凡为士者皆当然,吾于吾侄不患其才识之不远,而患其学之不博,无以充其才与识也。公受教惟谨”。丘浚曾就此无限感慨地说:“世人爱其兄弟之子能如是者,鲜矣。”29
费宏兄弟及其子侄孙辈们也继续保持了这一传统,费完少时就师事于兄长费宏,“讲学不缀”。30稍后,费完与侄费懋中又互为同学,二人同出于铅山县学教谕张廷贵门下。因此,费氏在科场上不仅时有人出,还多次出现叔侄、兄弟同榜题名的现象,如:成化十九年癸卯乡试,费瑞、费宏叔侄;正德八年癸未乡试,费完、费懋中叔侄;嘉靖元年壬午乡试,费懋和、费懋贤兄弟;嘉靖十九年庚子乡试,费懋尹、费懋文兄弟俱是一榜双中。

铅山费氏凭藉科举上的成功,确立了自己西江望族的地位。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科第世家的地位,充分享用科第世家所带来的利益和社会特权,铅山费氏在地方政治生活中比较注意全方位地展示科第世家的风采,并围绕这一宗旨采取一系列的举措。
作为地方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科第世家,在事关地方和家族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总是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一般都注意与地方官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府县官员为亲民之官,职司一方赋役、诉讼、文教诸事。科第世家的诸多特权只有通过这些亲民之官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利益,因而,与地方官员保持一种切密关系,建立私人友谊,也就成为世家们的常修课之一。通常这种关系在地方官员就任之始便开始建立在乡里,一般新官方至,就“即其寓舍访焉”31。在朝中,往往是主动为莅任者饯行并介绍地方情况。既结识新交或巩固了旧谊,又给对方以先入为主的影响力。正德初年,凤阳人孙幼真出任江西参议,费宏即以同年身份为其赠言,告以“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狭而人稠,闾阎小民虽力作啬,用不能自给,操末技以食于四方者恒十之五。加以数年之间,饶信数郡苦于旱,南赣数郡忧于寇,建抚数郡又疲于营造之役”,又称“大过之时而求大壮之才”32。寓寄勤政爱民之盼。对知县乃至其父母之寿诞,也不忘记藉以对其歌功颂德一番,如费宏《庆太守杜公世美七十序》云,“太守杜公世美,吾铅邑侯望之之府君……吾铅之人旦夕祝天以祈公之寿者多矣。吾铅之人以父母视侯,则宜以太父母视公,惟爱侯之意以及于公,亦犹寿公之心宜无所不至也”。费宏以宰辅之尊,对桑梓七品县令及其老父极尽颂扬之能事,当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贤下士问题33。
与地方官员保持特殊关系,直接或间接目的就是要干预影响地方行政。主要是通过族中的达官显宦来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虽身在朝廷,但通过乡人不断往返的信函,对地方行政中的许多事物了如指掌。如费宏曾给江西巡抚任宗海写信,表示其对当时江西农民造反及如何处置地方上参预造反的农民、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看法,希望江西巡抚采取安抚而不是镇压性措施,指“江西之民岂独甘就死地乎,在为民牧者有侧怛慈爱之实,而明示以可生之路耳”34。信中还表示了对调狼兵进入江西的忧虑,并提出在各县训练机兵的建议,当狼兵入赣以后私收俘获人口之事传至京师,又专门上了一道奏疏,请求予以制止,“伏乞圣明特敕兵部将臣此奏,转行江西镇巡及纪功科道官,严加禁约、病革前弊”35,对江西的百姓而言,此举自然是符合群体利益的,因而也受到了拥护。不过,有些干预则又是明显要顾及家族利益的,如费宏曾致函铅山教谕张某,建议增加乡贤、名宦二祠的祭祀名额,理由是“前此铅之所祀仅九人,固甚少也”,并说“使所举无私而有补于风化,则虽多又何害焉。患其多而贤者遗焉”36。实际上就是要加进费氏族人,此前费氏无一人入祀。据清代方志材料记载,明代铅山供奉历代乡贤(包括流寓,如辛弃疾)最多时凡17人,费氏家族就占7人,包括费瑄、璠、玙,宏、完、寀、懋文37,也就是说,后来新增的多来自费氏家族。如费瑄、璠、玙,就其功业而言,显然是不够资格的。
铅山费氏在明代地方政治生活中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他们举一族之力,与宁王朱宸濠的谋反势力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争斗,并配合王守仁等人最终平定了叛乱武装。38
铅山费氏与宁王的斗争首先是从朝内开始的。正德九年,当宸濠辇载金银器宝藏于佞悻臧贤家中,分馈诸权要谋求恢复护卫的消息传出。39身为内阁大学士的费宏在内阁当众指出:“宸濠以金宝巨万打点护卫,苟听其所为,吾江西无噍类矣。”40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宸濠的司马昭之心。兵部尚书陆完、太监卢铭为宁王说项,费宏“峻却之”,答以“濠久蓄异志,若与之护卫,是藉寇以兵也,”41又说“我与宁王乡人也,但事理非所宜耳。”42时为翰林院编修,后官至礼部尚书的费寀与宸濠有连襟之亲,“娶同郡娄姓之女,濠妃之妹也”43。 “申戍春,(宸濠)以二万金入京,遍贿当道求护卫。(寀)我以告于公(宏),复扬于众,公复力阻于朝”44。费完时为新科举人,也是极力阻止宁王计划的。据《鹅湖横林费氏宗谱》引费元禄《甲秀园集》记载:“宸濠之请护卫,清湖公力劝兄文宪公勿复。人问何以,公曰:若其计行,吾江右其首祸矣。”由于铅山费氏在宸濠复谋护卫的问题上,采取一致的反对态度,随之召来了宸濠及纳其贿卷入此事的朝中大臣对他们的报复。第一步是要将他们从朝中除去。“廷和与完惧宏发其状,会言官交章论护卫不可复,乃谋去宏”45。钱宁“数侦公事无所得,以御史余珊尝劾钟石公不当留翰林,即指为公罪”46,这是一箭双雕、欲加之罪的把戏。在钱宁等人的构陷下,以中旨责令费宏陈状,费宏兄弟俱致仕。第二步是要置他们于死地。正德九年五月,在费氏兄弟携家眷童仆乘舟返乡至临清戴家湾的途中,宸濠的部属也已尾随而至,乘夜半天黑,“焚其舟”,费宏“资装尽毁,溺水中,公(费完)抱文宪公逃,幸无恙”47。第三步是逼他们就范不成遂欲对其家族赶尽杀绝。费宏等回乡后,“不敢履城府,筑楼一区,日课诸子。”48宸濠又派人来招见,希望费氏兄弟回心转意,为其所用,再次遭到拒绝49。其时费宏族人费三六与“邑奸人”李镇、周伯龄、吴三八等互争祭肉成讼,宸濠遂暗令老吏毛让唆使李镇诬陷费宏“以主,令行动”,随之“则主令镇等杀人发冢,以快其惯”,“每发一冢,则毛让令子侄启报,皆厚偿发归”。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宸濠叛乱。十七日,消息传至铅山,他们第一反应是“谋起义兵”,费宏利用自己的影响,联络府县地方官员起兵勤王,或“告以操练机快,整点密兵,以俟机会。且勉以忠义,使之遍达郡中诸公”;或“谓其与余干马公兵力果足以胜之。宜率直捣城下,与之一决,不必待王师之至而后发也”;或曰“玉山之寇,闻有逆府宗支及内臣在其中,若捕之不获,深为可虑”51。“为之赞画”,“民恃无恐”52。与此同时,费寀则抄小道日夜兼程,赶赴赣州,急呈“上王伯安公议擒宁书”,献进平叛方略,提出“若先定洪州以复其巢穴,扼上游以遇其归路,守要害以虑其穷奔,则此贼虽浔于前就死江中,决不敢逋归以冀延喘息之命,而成功更速矣53。极具战略眼光,对平定叛乱起了重要作用。当宸濠大军围攻安庆之时,王守仁帐内在采取何种战略方针上正存在分歧, “众以安庆围急,宜引兵赴之,费寀的上书无疑坚定了王守仁力排众议先取南昌的决心,王守仁“如其策,濠败”54。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兴献王世子朱厚聪即位,是为明世宗,二十五日,世宗第一次视朝,当日作出三项重大决定,其中一项就是召致仕大学士费宏入朝,其弟费寀官复编修55。五月,费懋中高中鼎甲探花,科第世家又锦上添花。
对地方风教之事,费氏家族也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铅山费氏的崛起直接得益于科第,因而对教育的重要性有着切身的体认。费宏在《道乡书院记》中就谈到:“书院之关于世教,岂小小哉!是不可以无记,故书之以告来者。”据方志材料记载,费氏家族先后建立的书院和讲学所有三处。一是东岗书院,在新安埠乡,创建人为费瑄;二是含珠山讲学所,在仁义乡(今虹桥乡),费瑞、费宏修建并曾于此读书讲学56。三是景行书院,在永平镇,系费元禄遵乃父费尧年之遗命,捐私人住宅和田租而成。后者据费元禄《捐宅为鹅湖书院呈》,费尧年于“城中构一新宅,颇极华丽宏壮,生平俸金半费于此,今思铅山城中,故有鹅湖书院,为朱陆讲会之所,久已失其旧址,近岁虽于鹅湖山下建立四贤之祠,然祠宇湫隘,且道路僻远,无以妥先贤之灵鸠,四方之士何以称中国而授弟子室乎。吾没之后,汝可禀明院道郡县,将此宅改为书院,并捐租壹百石,为该学贫士灯油之资,又可捐壹百石于府学以膳贫士57”。一般而言,置义田、义学、散金以膳贫困及舍宅为寺庙的举措,在地方缙绅中不为鲜见,但“舍宅为书院者”,则不多。费氏家族能在书院教育方面如此,显示了过人的一面。
大力建筑牌坊,表彰功名,是费氏在地方上又一乐不知疲的家族行为。综合县志和谱牒资料的统计,有明一代,铅山费氏在乡间通衢相继建有功德牌坊15处,其中为费宏而立的有状元坊、状元宰辅坊、旧辅元臣坊、三入阁坊,为费寀而立的的有天官少宰坊、昭代隆恩坊、儒绅殊遇坊,为费尧年而立的三部持衡坊、进士坊、司马行迁坊,以及为费瑄而立的进士坊、费懋中的探花坊,费完的冬官大夫坊、费完、懋尹、懋文父子的桥梓传芳坊和懋尹、懋文父子的兄弟同科坊。这些由砖石垒砌而成的纪念性建筑,默默地伫立在风雨中,在对加强封建教化、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方面发挥潜移默化功能的同时,也骄傲地向世人展示着科第世家的昔日辉煌。
对方志的编修,费氏也极为关注和投入,铅山设县始于五代南唐,其何时开始有志,已无确考。不过,在明朝正德以前,县中旧志无存却是事实,当时曾有热心人“不惮购求,或曰具于昔而今亡也,则予弗及见也。问之故家,则藏焉者无矣;问之故老,则见焉者无矣。”费氏族人首先关注乡里文献搜集的是费宏,据费寀称,“予兄鹅湖先生初及第,读中秘书,考求四方故事,间得乡邑遗文,因录以示吾子弟”58,尝于京师偶得朱鸿渐,真西山所作铅山县学宫记抄本,费宏视如“不啻黄钟大吕之相召也”,责成地方随即刻于学宫。嘉靖三年,费寀与知县朱于磐论及志事,并亲就馆中纂辑,历数月告成,凡12卷,这是已知现存最早的《铅山县志》。万历年间,铅山重修县志,费元禄主动请缨,承担了山川志的撰写。59不久又为陆万垓增修的《江西省大志》作序,事详《甲秀园文集》。
费氏族人热心地方文化事业,为振兴地方风教出大力,自有其家族的目的性,那就是多方面地显示并维护自身家族在地方上的特殊地位。费元禄在捐宅为书院的呈文中明确提出“今敬述父遗命奉呈台览,倘台俯念先大夫生平微行,破格有扬,或为题请,俾朝廷之上,知西江岩穴之下,亦有代国行义如先大夫者,其关系世道亦非浅矣60。这从一个侧面流露出了“缴名之心”。他们对方志编修的热心同样也有着深层的用意,且志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方的“乡评”,褒贬之间关乎家族的声誉和兴衰。其为地方家族树碑立传的功效是族谱,家谱所无法企及的,它代表的是官方的意志和社会舆论。换言之,积极参与方志的修撰,就是为了掌握或影响地方舆论,为自身家族树碑立传创造有利条件。万历年间,铅山知县笪继良续修县志《铅书》,不仅大量记载收录了费氏族人的书启,诗人、墓葬、坊表等行迹,还特设《宰辅世家》,为费氏科宦人物和有“士行”的先祖,有“懿德”的九夫人立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科第世家与封建统治政权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微妙关系。
要而言之,科第世家是中国科举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古代官僚政治的衍生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地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文化事象。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制为主体的宗法血缘社会。魏晋以前,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家族制,形成了所谓“世及”、“世卿”、“世禄”、“门阀”、“世将”等,即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世家”。他们是依靠祖宗功业确立其世家地位,而后世代相袭、坐享其成、永保特权。隋唐以后,由于土地买卖和兼并的加剧,由于战乱和农民起义的涤荡,旧的门阀世族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士族和庶族的区别走向消亡。国家取士,但以科举论高低,不以阀阅决优劣。在科举杠杆的驱动下,一批批的庶族成为新贵。不过,由于植根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上,而又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始终的宗法思想和宗族制度不断地得到强化,族权在继续地延伸和拓展,科第世家也因之而生存与发展。与魏晋以前文化世家所不同的是,科第世家不是世袭而来,而是要靠几代人持续地努力,不断地在科场上取得成功,才能保有世家的地位、特权与荣誉,否则将灰飞烟灭。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一部中国科第世家史总是不断地上演出“你方唱罢来我登场”的活剧。由唐宋而明清,不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科第世家,一般总是集中在某一朝代的某一时期,短则二三代,长则五六代,并往往在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产生。铅山费氏的崛起反映了明代江西、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科第世家形成和发展的一个缩影,而铅山费氏在地方上的诸般活动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的政权基础与统治机制的关系。
附注:
1、43、45谢旻等《江西通志》卷26、卷86。
2、15、23、25、28、29、30、31、32、33、34、35、36费宏《太保费文宪公摘稿》卷9、卷16、卷20、卷13、卷12、卷14,卷5。
3、8、12、22、24、27、48《鹅湖横林费氏宗谱》卷首,《谱序》,页1,清光绪二十四年修。
4、同上,《本二公事实》。
5、杨士奇《东里文集》卷5、卷1、卷16。
9、张廷玉等《明史》卷193。
10、严嵩《钤山堂集》卷38。
11、《明史》卷193作“懋中终官湖广提学副使”,此从族谱。
13、14《明史》卷69、卷70。
16、拙文《明代江西科第兴盛原因刍议》,载《争鸣》1987年6期。
17、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17。
18、王士性《广志绎》卷4。
19、徐咸《西园杂记》卷下。
20、陈诚《陈竹山先生文集》外编卷2。


21、沈 《落帆楼文集》卷24。
26、《明英宗实录》卷268。
37、蒋继洙《广信府志》卷4。
38、拙文《明代铅山费氏与宁王宸濠叛乱》,首届海峡两岸(台北)明史学术研讨会宣读。
39、46、5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47。
40、47费彝昭《文宪公年谱》。
41、夏言《桂州先生文集》卷49。
42、谈迁《国榷》卷49。
44、《南京武库清吏司郎中致仕进阶朝列大夫娄君墓志铭》:“(上饶娄君)原善讳性,号野亭……配徐氏,长女为宁国妃,次女适铅山费寀。”
49、李贽《续藏书》卷12。
50、柯仲炯《铅书》卷6。
52、54、56华祝三《铅山县志》卷11、卷产5、卷9。
55、《明世宗实录》卷1。
57、58、59、60费元禄《甲秀园全集》卷7、卷24、卷6。
(此文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总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