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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历史事件,你了解之后,感觉有种颠倒三观的感觉?

2021-01-25 14:3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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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历史事件,你了解之后,感觉有种颠倒三观的感觉?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说起这类“毁三观”的历史典故,首先值得一说的,就是古代史上一群看上去“三观很正”的人:明代的言官们。
  
哪些历史事件,你了解之后,感觉有种颠倒三观的感觉?


  明朝政治制度的一大创举,就是“言官制度”。这些有着“言官”身份的六科给事中与御史们,官职小工资低权力却大,掌管监督弹劾大权,只要发现不法行为,哪怕对方是位高权重的柱国大臣,照样能汹涌开骂,不把对方画皮剥干净绝不罢休。所以自明朝开国以来,“言官”这个身份不止叫多少贪官打哆嗦,更成了老百姓眼里的“正义化身”。多少“平冤案”“斗贪官”题材的野史戏曲演义,都常见以“铁面御史”为主角。


  可待到明王朝日益腐化衰败,曾是“正义化身”的言官们,也不知不觉变质,到了明朝中后期,还常做出些“毁三观”的事情。典型一桩,就是他们在明朝“双屿岛战役”后的所为。


  明朝嘉靖年间,大明海防危机日益深重,长期侵扰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与窜犯亚洲的葡萄牙船队勾搭连环,一群中国沿海海盗团伙也纷纷跟风,终于叫“倭寇侵扰”进入了新模式:他们霸占了浙江沿海的双屿岛,在岛上建成集市与炮台,不但大搞走私贸易。一批批倭寇团伙更以此为基地,在东南
沿海大肆烧杀抢掠。这么个“倭寇基地”,今天还常被许多“海外精英学者”唱赞歌,某些“海外精英”还给双屿岛起了个别名:十六世纪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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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么个红火热闹的“贸易基地”,不但是对中国海防主权的践踏,更是多少沿海灾难的策源地。不夸张地说,双屿岛当时已成了一颗毒瘤,岛上倭寇赚到的每一分钱上,更有多少沿海百姓的鲜血。对这“毒瘤”,明王朝也终于下了决心:1548年,明朝名将朱纨调集重兵,将双屿岛一战铲平,歼灭多股倭寇团伙,是为明朝抗倭战争里的一场大捷。但朱纨没想到,大捷之后,“正义的言官”们,却开始了一通毁三观的表演。


  就是在朱纨打胜仗后不久,北京城里弹劾朱纨的奏疏,竟然如雪片般砸来,其内容更让人瞠目结舌:比如兵科给事中杜汝桢和御史陈宗夔,就无视基本事实,胡说什么被朱纨歼灭的葡萄牙侵略者是“满剌加国和平商人”,至于什么“滥杀无辜”“杀良冒功”之类的脏水,更是一盆盆朝着朱纨泼。奸淫掳掠的倭寇,成了“和平商人”,作恶多端的海盗走私团伙,成了“无辜良民”。如此论调虽然荒唐,效果却十分致命:百口莫辩的朱纨,愤然自杀表清白,留下一句痛彻心扉的遗言:去外国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


  如此颠倒黑白的行径,哪怕比起当代某些质问“警方为何击毙歹徒,为何不给歹徒陈诉机会”的“理智人士”,都可以说无耻百倍。


  那么,这些看上去“三观正”的言官们,又为何心甘情愿做“中国衣冠之盗”?这其实就是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双屿岛的闹剧里,“主角”可不是倭寇海盗,更有东南沿海的豪门大族。他们常年给海盗团伙提供支持,在走私劫掠等“生意”里敲金分肥,用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代价,聚敛自家的巨额财富。朱纨为国浴血的战功,掐断了他们的饭碗。所以就指示朝廷里“亲信”的言官们,一盆盆脏水泼过来,直到把人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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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愤的朱纨去世了,从此好些年里,迫于这些“三观正”的言官们,明朝多少有识之士都选择了缄默不言。于是“豪门”的财越发越大,“言官”们的好处越来越多,东南的倭患越演越烈,终于演变成震撼东南沿海的“嘉靖大倭乱”。虽然明代的“倭乱”,最终被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们平定。但明朝言官在双屿岛之战后的荒唐表演,却成了明代吏治败坏的重要缩影,“去中国衣冠之盗难”的怒吼,更是至今不过时的教训。


  而比起古代史上这“毁三观”一幕,晚清年间的一位“清流名臣”,也给了我们“三观即碎”的既视感——晚清“清流领袖”潘祖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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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如酱缸一般的权力场上,潘祖荫算是个少见的“干净人”。此人不但学问出众,在诗文书法等方面都有极深造诣,为官也是不贪不占,公认的晚清清流里的领军人物。就连代表着大清“官场净土”,做事相对公正的科举考试,也多是由他来主持。但就在这块“净土”上,身为主考的潘祖荫,也上演了雷人一幕:每次选拔考生时,都在袖子里放一红一绿两个鼻烟壶。看卷子时就往里摸,摸到红鼻烟壶就录取,摸到绿鼻烟壶就黜落,几次充任主考,不知造就了多少“幸运儿”和“倒霉蛋”。


  关乎着大清千秋大业的科场选拔,竟然就由着潘祖荫,一次次上演这儿戏般的操作。


  如此“儿戏”,潘祖荫自己还理直气壮。以他驳斥同僚的话说:“你我入官以后,久不读书,荒疏已极,还真看得出这卷子的优劣?”既然我看不出,那就用这法子“问老天爷”嘛,总算还公平公正。如此辩解,其背后的信息也让人瞠目结舌:在大清朝廷里做官做久了,不但学问不长,居然连“看好赖人”的本事也没了。所谓“净土”的科考,每年选拔出来的都是啥人?如此看来,这让人三观碎的“清流领袖”潘祖荫,还算其中好人。


  但好人都要如此,更何况其他人?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晚清“洋务运动”“新政图强”一拨拨搞,可一代代官员们却是贪得贪懒得懒,要么是贪得无厌的蛀虫,要么是高分低能的清流——连潘祖荫做官,都是混日子到“荒疏已极”,这大清官场的逆淘汰下,剩下的当然就剩了渣滓。


  最后一段要讲“三观尽毁”的历史,发生在1931年的民国时代。说到1931年,大家会下意识想起“九一八事变”。但在“九一八事变”前,同年另一桩大事,更暴露了国民政府里,各位“精英”的丑恶嘴脸——长江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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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1931年这个年头,如果不提九一八,好些“民国粉丝”会充满自豪讲起“黄金十年”,仿佛这是一个如某些电视剧里那样,充满“情深深雨蒙蒙”般优雅的风情年代。可就是在这年夏天,一场空前的大水席卷了长江流域:长江各省受灾民众2500多万人,受灾国土六万五千平方英里以上,仅一个湖北省,受灾人口就在五百五十万人以上,长江中下游地区死于水灾的灾民在十四万人以上,长江沿线十六省灾民人数更有五千万人。甚至今天近代史学者公认,这是当时“世界历史中创纪录”的大灾。


  但比这场天灾更让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国民政府的各级官员,在灾难里毁三观的表现。


  比如受灾严重的湖北省,当汉口决堤在即,成千上万民众生命财产面临严重威胁时,当时的湖北省主席何成俊竟然在和属下们通宵打麻将。听到十万火急的灾情报告,打麻将打红眼的何主席也只是淡淡一句“不要紧,看着办吧”。随后灾情越演越烈,何主席却是大手一挥,就把大笔赈灾款划走,用于做自己“心肝宝贝”似的鸦片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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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演这“毁三观”表演的,又何止一位“何主席”,那位出身“近代名门”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大灾后的一番话更让人跌碎眼镜:“所费金钱,纵无限量,所铸堤坝,纵极强固,亦无术抗此洪疏”。意思是我国民政府已经不惜血本兴修水利,水灾闹这样没办法。但实际情况呢?长江沿线的堤坝,多处年久失修。甚至当武汉被洪水围城时,本该用于加固堤坝的备用资金都不翼而飞。仅国民党中原大战时,一次挪用的水利经费,就在1000万元以上……


  以往好些“民国粉丝”说起“黄金十年”,常常振振有词:别看南京国民政府打仗不大行,军工行业不大行,可毕竟民生经济好啊。可是,看看这1931年长江大水里,这些毁三观的天灾人祸,恐怕就更能看懂南京国民政府的“好”。“黄金十年”的背后,分明是一群不知民生疾苦的“精英嘴脸”。看懂这样的嘴脸,也看懂了十八年后,中国大地的那场山河巨变——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参考资料:高中华《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启示录》、李异鸣《非常道,非常事,非常人》、梁晓天《倭寇战争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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