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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2021-02-27 17:5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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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在中国古代各类历史活剧里,“功高震主然后被杀”的“剧情”从不少见。从春秋年间范蠡的怆然自尽,到汉初战神韩信的未央宫喋血,甚至清代年羹尧的凄然下狱。多少“功高震主”的牛人们,就这样以悲惨的结局,留给后人无数叹息,也叫不少“历史票友”们陷入深深思考:在古代做个“功高震主”的人,真的就没机会活命了?


  其实,同样放在历代封建王朝里,“功高震主”却安享富贵的牛人们,也是绝不少见。不过要以“求生奇迹”来论,值得一说的,却是其中最厉害的一类——能在一些“逃生难度极高”的年代里逃过猜忌,平平安安善终的牛人们。他们的“求生经验”,深藏着更多值得汲取的历史智慧。


  首先一位能归到这一类里的牛人,就是“再造大唐”的一代战神郭子仪。
  
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大唐号称胸襟开阔,但“安史之乱”后的大唐,显然换了个样儿。一场席卷全国的大乱,叫唐王朝成了惊弓之鸟,对那些平叛有功的功臣,也从此暗地当贼防。外加宦官势力从此崛起,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们,也各个拿着功臣当绊脚石,挖坑进谗言成了家常便饭。所以“再造大唐”没几年
,曾为大唐平叛牺牲四十多亲人的仆固怀恩,就在猜忌下一怒造反,平叛第一功臣李光弼也郁郁而终——功劳越大,在那年月就离祸事越近。


  而作为平叛功劳仅次于李光弼的牛人,郭子仪“招忌”的事儿也不少。太监鱼朝恩等人早拿他当了眼中钉,找个机会就下药。外加他战功卓著,自然也树大招风。比如他麾下的旧部将们,都一个个手握重兵,但这帮人见了郭子仪,立刻恭顺得如奴仆。就连他的宝贝儿子郭暧,当了驸马还坑爹,一次夫妻吵架,就给公主老婆说出了“我父薄天子不为”的昏话。类似情况,桩桩件件,都好似撞到刀口上。


  但就是这凶险重重的年月里,郭子仪却平平安安,历经大唐几朝帝王,官途越来越风光,晚年还被唐德宗尊为尚父,最后八十五岁过世时,唐德宗还亲自在安福门送葬。他的儿孙们也是代代风光,成了中晚唐望族,堪称“功高震主”且“全身而退”的典范人物。这其中的生存智慧,首先一条,就是“知人”。


  比起战场上“知己知彼”的强大智慧来,战场下的郭子仪,也是丝毫不差。他尤其能做到“深知”的,竟是自己的敌人——中晚唐的太监们。比如多次给郭子仪“挖坑”“设套”的大太监鱼朝恩,有一次破天荒请郭子仪赴宴,虽然知道宴无好宴,连宰相元载都劝郭子仪别去,郭子仪却来了个神操作:一个卫兵不带,就带几个便装随从。到了宴会现场,鱼朝恩先是纳闷郭子仪怎么这么小排场?得知原委后当场感动的大哭:“非公长者,得无致疑乎”。


  这一通操作,看似平常,但郭子仪却以自己的坦荡与胆气,轻松捏住了鱼朝恩的脉,一顿饭就化解了怨仇,这“知人”的功夫,堪称举重若轻。


  
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对待卢杞的态度,更见证了郭子仪的眼光:唐德宗年间,还是小官的卢杞来郭府拜见。郭子仪一听就紧张了,连忙让自家侍妾回避,自己恭恭敬敬接待卢杞。事后他才解释:这卢杞人长得丑却有官运,心机狭隘却必然有一天会大权在手,倘若我的侍妾见了他的丑貌笑出声,咱全家肯定被杀得一个不剩。多年后,卢杞果然成了威风一时的大唐宰相,对昔日的冤家们也是睚眦必报,甚至“不致死地不止”,幸好郭家不是“冤家”,太太平平躲过去。


  不但看到此人前途,更洞悉此人人品,不但看到眼前,更能看到未来。一个如此具有“忧患意识”的郭子仪,自然能够有惊无险,带着家族躲过明枪暗箭。


  当然,比起这“知人”的智慧来,郭子仪风光的背后,更有其一如既往的慷慨担当精神。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平了叛却并不太平,河西走廊被吐蕃吞并后,帝都长安更眼看成了前线,还在兵乱中一度落入吐蕃之手。每到这危急时刻,郭子仪都当仁不让,不管之前受多大委屈,国家危难面前都毫不在乎,哪怕手里没几个兵,依然虚虚实实用兵收复长安,有惊无险单骑退回纥——有他在,大唐就在!


  这样一位心中有国家,处事有分寸,识人有水平的英雄,能够在大唐善终。与其说这是他的幸运,不如说是上天对大唐的眷顾。


  而能与郭子仪这“逃生奇迹”媲美的,当属明初战神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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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论“功臣逃生难度”,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期,堪称是“高难度”。血雨腥风般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前后都株连数万人,几乎把各级功臣一扫光。而徐达却是少有的“善终者”。而比起野史里破绽百出的“赐蒸鹅”传言,以及郭子仪心机缜密的“知人”智慧来,徐达的“逃生”,其实就是简单一条原则:知退。


  在明朝开国后迅速腐化的“淮西勋贵”里,徐达是少见的“异类”。虽说明初大半国土都是他亲手打下来,对元王朝的致命一击更是由他完成。但不管打多大的仗,立多大的功,徐达却从来是“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甚至就连朱元璋送给他的豪宅,他都以“天下未定”为由,一次次婉言谢绝。


  这一条,跟许多王朝“开国功臣”们“自污保命”的操作相反,但放在屡兴大案的明初年间,徐达的做派,却是最好的选择——在权力欲极强,眼光极其毒辣的朱元璋面前,怎么“自污”“装”都是徒劳,反而弄巧成拙。倒是清廉的品质,才容易得到认同。


  
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而徐达最“退”得让朱元璋放心的地方,就是他的“退权”。朱元璋之所以对功臣采取如此酷烈的手段,根子上的原因是权力。徐达在这一条上,每次都做到朱元璋心里头:征战回来后,即“拜上印绶,待命于家”。胡惟庸权倾一时,徐达除了敬而远之,更多次拒绝胡惟庸拉拢,还提前向朱元璋揭发胡惟庸,待到胡惟庸案震撼全国,大批功臣落马,提前“站队”的徐达,反而令朱元璋“益重达”。


  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无论徐达领兵在外,甚至带着女婿朱棣镇守北平,还是“待命于家”,他都一直平平安安。而放在明初年间,这个“逃生”经验,也被其他“逃生功臣”借鉴:汤和在完成御倭大事后,就主动回家归养,李新与郭英退出自己名下的佃户土地,郭德成则出家为僧。这几位,也都如愿在明初安享太平——想躲开朱元璋的猜忌,就不要去触碰他的权力禁区,徐达式的“知退”,确实是当时很成功的智慧。


  当然,这样的“智慧”背后,也让我们一次次深味封建时代“为人臣子”的辛酸,权力荣耀下“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凶险。“智慧”的内容有可取之处,但封建皇权的冷酷无情,又让后世的读史者,有多少唏嘘在其中。


  参考资料:《明史十讲》《再造唐室的功臣郭子仪》《明朝开国元勋徐达》《帝国的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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