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与幽默艺术漫谈

2020-01-10 09:16阅读:
          幽默与幽默艺术漫谈
刘在平    
                一.
冯梦龙《古今谭概》中有一笑话:江南一妓有殊色,且通文。滁州胡尚书于许学士席上见之,问其名。曰:“齐下秀。”胡公戏曰:“脐下臭。”妓跽曰:“尚书可谓闻人。”胡怒曰:“此妓山野。”妓跽曰:“环滁皆山也。”为之哄席。
为什么要选这一段呢?窃以为,这一“古代段子”颇有代表性:谐音产生笑趣,但显然夹杂着对妓女的人格贬低,妓女的反唇相讥很机巧,却也落俗。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为一座刚刚竣工的诗书堂题名“大雅堂”,并作《大雅堂记》,文中说“非大雅之人不能登大雅之堂为余师友,非大雅之作不能登大雅之堂与余神交。”看来黄庭坚对“大雅”要求比较苛刻。至
于民间俗世,说笑中“小雅”当可宽容许多,荤素搭配,雅俗共赏,雅俗混淆,似乎苛求不得,但是也要分分场合,不分场合、情景、对象而一味追求博笑,或至俗不可耐,“小雅”也是容不得的。黄庭坚的主张演化为“难登大雅之堂”一说,流传甚广,经久不衰,显然已经深入文化机制,用在幽默上,告诉我们还是要免免俗的。
如今讲的幽默艺术,应当与日常生活不同。登上舞台的,或通过央视及大大小小的卫视走入千家万户的玩幽默的节目,当然应以“大雅之堂”、至少应依“中雅之堂”论。雅俗之辨当中,有一条重要原则,或曰底线,就是不能贬低人格。即使是拿熟人、亲人、甚至拿自己“开涮”、“黑人”、“狂贬”,也是不入流的。比如写本文时看到一则小品:女演员穿着警服扮演警花,本来挺美,但为了追求“幽默”偏偏要攻击同台演出的冯巩“你嘴上不长胡子分明就是一个太监!”比如拿人的身高、体重、甚至残缺当笑料;比如相声演员在台上用扇子打脑门,打了五六次观众终于有了点儿笑声,这种“忍痛博笑”味同嚼蜡;又比如将“熊孩子”不上进、与老爸花言巧语斗嘴的“笑料语言”搬上舞台,观众根本分不清是讽刺还是号召众童模仿……这里只是挂一漏万,我们舞台或银屏上拿着累、贫、俗当幽默的表演实在不少,而且越来越多。有一种说法叫“娱乐死”,幽默艺术在多大程度上为此助力实在值得反思。
一上来就讲雅俗之辨,是否与幽默意趣相悖?恰恰相反。不错,幽默应与轻松相伴,但如果不尊重人格,那就谈不上轻松、自由、和谐。窃以为,这一条,在进入幽默话题的时候,是首先要讲清楚的。
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作品在令人忍俊不已中充满善意,如风靡甚久的《戏剧杂谈》、《醉酒》、《关公战秦琼》、《夜行记》、《歪批三国》等颇有文化内涵;马季的《打电话》,姜昆的《虎口遐想》等颇有韵味,即使一些讽刺性作品也并无低级趣味。卓别林以一只床为道具,淋漓尽致地发掘幽默的效果,无需一句有声语言,床成了活生生的人,而笑的背后又是深邃的哲理和对社会丑恶的无情鞭挞。另一位幽默大师以火车为道具,在短短行程中,将惊险情节和对暴力的鞭挞天衣无缝地缝合在幽默艺术效果中,令人叹为观止。顺便说一句,我国舞台上的幽默艺术也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尤其是语言幽默、声调幽默、模仿幽默等更为出色,但是在无声表演、造型、情景、情节、意境等方面尚难有所建树。
               二.
幽默艺术既然已进入“艺术殿堂”,艺术本质在于审美,失落美、扭曲美、肆虐美而追求笑,就会如人们不无讽刺地指出的:得特累滑稽特贫,幽默得特俗。我国一些幽默艺术作品,在雅俗关系的处理上显得捉襟见肘。所谓累,就是忍俊之后不但不轻松反而有一种压抑。所谓俗,就是审美情趣缺乏,或情调不高的“愉悦”,即时喷笑,“一笑了之”,之后再无绕梁回味之趣。至于互相攻击、自我作贱,甚至以人的身体残缺为笑料,更是以俗为雅、以丑为美了。所谓贫,与“频”谐音,此处亦可通用,频繁地高密度叠加斗嘴语言效果,不仅过犹不及,反而暴露了内容、情趣之贫乏。故而,累、俗、贫,幽默艺术之大忌。世界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得好:“自我实现的人的幽默感并非以伤害他人为手段,他们不会嘲笑他人的低能无知,不会恶意地嘲笑别人的缺点,他们也不会靠一些猥亵的内容来取悦大众,不会把滑稽当幽默,他们的幽默不会让别人感到难堪或者感到牵强,他们的幽默是真正的人的幽默。”
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深情地呼吁:“向他们表示敬意,保护他们免受到平庸的低级趣味的侵害。”这里的“他们”,指的是喜剧或滑稽演员,以及各种小丑、丑角。最容易使深受观众喜爱的“他们”受到侵害的,是庸俗的低级趣味。精心的保护,要依靠精湛的思维和精心的创作。阿奎那说,最大的快乐,来自对真理的沉思。(《神学大全》)康德说快乐概念本身就包含了这样的意义:快乐不仅仅来自感觉,也必然来自思考。快乐和幽默不是同一概念,但幽默显然为人带来快乐,中国人追求快乐,注重感觉,但对每种感觉的机智则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浑然一体而不做机制剖析。这样的东方智慧,当然有其伟大的一面,但正象中医的伟大,绝不意味着不需要借鉴西医、中西合璧一样。幽默感普遍形成,尤其是幽默艺术的发展,决不能长期脱离理论和思想。相声、小品及戏剧、影视中的喜剧情节,关键在于创作,恰恰要听外行的意见,不要在自己的范围里打转,不接受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大量渗透,是不会有大的发展的。写作与表演可以分工,也需要统一,幽默艺术的创作与表演之间更需要高度互动交融,创作者需要时刻观照表演者和观众的心理机制,而表演——无论是自己创作还是按脚本演出——本身就是创作。高水平的幽默艺术表演者,同时应当是创作者或二次创作者,集创作与表演于一身的演员往往是高手。创作不光是要贴近生活,也有理论、知识、情绪、审美意识、心理沟通能力等等综合素质修养问题。对社会现象的透视,对文化传统和审美规律的把握,都是极为重要的,否则不会有后劲。幽默艺术需要坚实的研究基础,既要有真正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机构和人才,也需要论著和评论阵地。师傅带徒弟式、自学成才式,都无可厚非,但绝不能停留于此。对于观众的审美情趣,绝不光是迎合的问题,幽默艺术最需要看透这一点。           
幽默艺术毕竟与日常幽默不同。幽默艺术需要精心创作,因而从长远来看,一定需要对于幽默机制机理的理性窥探,需要对于人们审美心理的领会与观照。灵感,如果是一碗水,其思想和文化储备则要有一桶、一缸,甚至是泉涌。只能偶尔奉献珍珠而不能拿出项链的艺术家不是真正的艺术家。服装设计师,如果仅仅在流行款式中找到设计方案很快就会落后,只有透过流行预测未来,甚至引导潮流,才是艺术家式的设计师。相声艺术单以掌声,笑声为追求的目标是没有前途的。
或许有人认为:创作灵感往往来自潜意识,与理性何干?但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绝非分裂的,而是关联、互动的。阿基米德洗澡的时候灵感迸发,不仅解决了“王冠难题”还发现了浮力定律,但如果换了别人,就是洗澡浑身放松,恐怕也无济于事。“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灵感在蓦然回首之中,但不要割裂“众里寻他千百度”。如前所述,即使是生活中妙趣横生、妙语连珠、幽默机智者,也是与幽默感、幽默意识的修炼分不开的,何况幽默艺术的创作。
                 三.
关于幽默机制的探讨,对于大众幽默意识的形成来说,并非必要。一般说来,幽默情趣的养成和表露自然而然,哪有那么多关于幽默机智、幽默规律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培养的必要?而对于幽默艺术来说则不然,创作者了解或理解幽默在心理上、语言上、情感上的机制机理,即使并非十分必要,也是相当需要的。在这方面,关联理论做出很大贡献,但基本上是对于哲学上“主体间性”和心理学上互动关系的发挥,至于具体的幽默机智,尚需挖掘。这里仅仅强调一点:幽默机智本质上是思维机制。概括地说,是“逻辑荒谬”。这样说太简单了,复杂一点,是逻辑“合理性”遮掩下的逻辑荒谬,或逻辑荒谬以一种貌似合理的逻辑关系中得以施展,而“合理”与真正合理之间的落差、“合理”与荒谬之间的联姻,能够被交流双方心领神会,恰恰是幽默产生的玄机。弗洛伊德说:“幽默是认知不协调给人带来的快感”,德·瓦卢瓦说:“无稽之谈比非凡的机智更能使我们发出笑声,因为无稽之谈更适合于我们,更符合我们的天性”。——就是这个意思。
笔者在一定范围内表述上述看法时受到批评,批评者举出模仿幽默的例子。近年中国模仿秀比较盛行,如何以上面的表述来指出模仿幽默的产生机制呢?单田芳说评书的音色和语调极具特色,模仿者模仿得越像,越是“合理”;而模仿者与被模仿者之间的差距越大——比如女性模仿男性、年轻人模仿老者、歌唱演员模仿说评书者等等——就越是荒谬。两者之间的落差在交流过程中被认同和接受而妙趣横生,产生令观众捧腹的效果。明代冯梦龙另著有民间笑话集《笑府》,其中有一则《江心赋》:一暴富人,日夜忧贼。一日偕友游江心寺,壁间题《江心赋》。错认“赋”为“贼”。惊欲走匿。友问故,答云:“江心贼在此”。友曰:“赋也。非贼也。”曰“赋便赋了,终是有些贼形”。
“赋”认作“贼”,已然荒唐,偏偏强词夺理,加大谬误。然而,“终是有些贼形”却相当“合理”。荒谬在“合理”中进一步施展,其间落差令人忍俊。进一步,一惊一乍,草木皆兵的乖戾,在暴富之人视财如命、草木皆兵的“合理”中令人心领神会,实为笑趣的复加。
再以人们耳熟能详的马季的相声《打电话》为例。“啰嗦”者就是那么啰嗦,絮絮叨叨啰啰嗦嗦对啰嗦者来说“合情合理”,人们生活中遇到的啰嗦者因而令观众觉得似曾相识而能够接受,但其占据电话不顾他人的荒谬被被典型化和适度夸张,落差之间讽刺效应在令人捧腹的效应中彰显。姜昆的《虎口遐想》,一切荒诞不经的遐想均在面临虎口的惊险场景中被“合理化”,因而妙趣横生。
如果将貌似合理和实则荒谬的机理展开,或许可以看到异质同构、同质异构、场合错位、角色替换、“合理”中的荒谬夸张、扭曲变形,等等,等等。恕不再举例。但需要再次指出,从思维、语言、逻辑层面上探讨幽默机制,对幽默艺术创作来说有一定意义,但对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幽默意识、幽默能力——或干脆用一个比较流行也相当不错的词儿“幽默感”——的培养,则并非必要。幽默感的自觉、刻意的学习与培养,是有助于提升幽默感的,但更多的是生活与读书、观察与体验,是自觉与非自觉相交替的潜移默化。
幽默机制中必然含蕴貌似合理与实则荒谬之间的落差,但具备了这样的落差并不一定产生幽默。这里,就是关联理论发挥作用的地方了。比如,貌似合理会导致观众的“合理预期”或“合理联想”,但实际上的“转弯”(部分脑筋急转弯也会产生一定的幽默效果)却与其造成落差,这时的“落差”必须由观众心领神会,不能落差过大而反应不过来,不能落差过小而乏味。如果造成双重或叠加的落差效应更会趣味无穷。所谓“叠加”,是在语言背后又升起一层意思,而这层意思的内容更加耐人寻味,上好的幽默往往是具有叠加效应的。但是,落差产生的是妙趣、雅趣、风趣,还是恶俗、低劣、丑陋,是一个严重问题,话题又回到前面提到过的雅俗之辨了。
话说到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一般情况下增强幽默感并非一定要掌握幽默机制。幽默感当然是可以培养的。幽默感强的人往往比较有心,从读书、影视、节目观赏或日常生活中,对于自己喜欢的幽默片段品味一番,潜意识中即可留下印象,日久而善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心理学上叫做“学习迁移”。不过,幽默感还需要热爱生活,善于观察体验,有较强的心理体察和心理沟通能力,有较好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有较高的审美情趣等等。当然,以上这些要潜藏于情感、情绪之中,成为一种“感”。通常我们说有的人“激情燃点”比较低,容易动感情;幽默感比较好的人也可以说是“幽默燃点”比较低。既有对幽默素材的敏感,又有抓住素材基于幽默一番的感染力。林语堂说得好:“幽默是一种智慧,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感情。”善于幽默者,可以化紧张为轻松,化尴尬为自然,化敌意为和谐,化枯燥为风趣。
                 四.
  关于中国之“笑史”,冯梦龙大作虽洋洋大观,却不如林语堂寥寥数语来得痛快淋漓。但林语堂的评判,还是需要细审。林氏认为,“老子庄生,固然超脱,若庄生观鱼之乐,蝴蝶之梦,说剑之喻,蛙鳖之语,也就够幽默了。”说得好。但说到老子教训孔子的一顿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认为“无论是否战国时人所伪托,司马迁所误传,其一股酸溜溜气味,令人难受。”这里就不敢苟同。
细观老子,逆向思维、反思意识鲜明,批判意识强烈,张岱年说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批判者”。试看老子所说“知不知,上矣;不知知,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这样哲理意趣浓厚的话语,可谓“批判式幽默”的典型代表。“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老子可以说是“自道以下,皆批。”这种“正言若反”式的句子,《道德经》中比比皆是。林语堂所谓“我们读老庄之文,想见其为人,总感其酸辣有余,湿润不足。论其远大遥深,睥睨一世,确乎是真正的表现。然而老子多苦笑,庄生多狂笑,老子的笑声是尖锐,庄生的笑声是豪放的。大概超脱派容易流于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这样的看法实在不敢恭维。愤世嫉俗与厌世主义,不见得划等号,而“批判式幽默”不见得缺乏幽默的轻松典雅。温厚,并非幽默的唯一特征。前面提到的冯梦龙古今谭概》,又称《古今笑》《古今笑史》,作《题古今笑》的韵社第五人说:“余私与子犹曰:‘笑能疗腐邪?’子犹曰:‘固也。夫雷霆不能夺我之笑声,鬼神不能定我之笑局,混沌不能息我之笑机。眼孔小者,吴将笑之使大,心孔塞者,吾将笑之使达。方且破烦蠲忿,夷难解惑,岂特疗腐而已哉!”以此观之,笑意之高境界,乃是一种超越性的境界。“不分古今,笑同也,分部三十六,笑不同也。笑同而一笑足满古今,笑不同而古今不足满一笑。倘天不催,地不塌,方今方古,笑亦无穷。”笑虽有境界之不同,然同样境界也有不同风格特征,绝非“温厚”独享核心,独霸高峰。故而冯氏大作三十六部中囊括了迂腐、怪诞、痴绝、专愚、谬误、容悦、酬嘲、机警、雅浪、巧言、荒唐……回过头来看,老子苦笑的深邃冷峻,庄子狂笑的恣意汪洋,皆以超越性、穿透性目光之高深而深得幽默要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林语堂先生所极力赞扬的魏晋之风,竹林七贤,“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所传承弘扬的,正是道家精神意趣。其实竹林七贤并非仅仅“恬淡自适”,其嬉笑怒骂亦盛,一如庄生狂放豪宕之中不乏逍遥。至于陶潜,并非没有激越悲愤,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然之中,无嫉世愤俗是抵达不了的,正如杜甫所唱:“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陶诗有曰:“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林语堂认为“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庄而扬陶,只见出幽默有各种不同。议论纵横之幽默,以庄为最,诗化自适之幽默,以陶为始。大概庄子是阳性的幽默,陶潜是阴性的幽默,此发源于气质之不同。不过中国人未明幽默之义,认为幽默必是讽刺,故特标明闲适的幽默,以示其范围而已。”此说甚好,但林氏所说“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于真正幽默态度。”则又不敢苟同了。
故真正的幽默,在于意境之高远、超脱,在于无论激越还是闲适、逍遥还是恬淡、狂放还是温和,皆能以超越的眼光和姿态而笑趣盎然。悦笑喧笑雅笑欣笑谐笑叹笑诙笑阔笑畅笑,笑得自然顺畅,笑得情怀坦荡,笑得雅趣横生,皆为幽默。
                   五.
  林语堂先生认为:“因为正统文学不容幽默,所以中国人对于幽默之本质及其作用没有了解。常人对于幽默滑稽,总是取鄙夷态度。道学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惧态度,以为幽默之风一行,生活必失其严肃而道统必为诡辩所倾覆了。”此说深刻中的,尤其是说“中国人对于幽默之本质及其作用没有了解”,是相当到位的。如果就一个民族整体来看,幽默意识需要理性之光。个人的笑与幽默意识是两个层面,进一步,作为民族文化整体中一项重要神经的幽默意识,是更深的层面。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还是幽默艺术,对于幽默的理解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民族的幽默意识。
  如果说西方人笑得疯狂,不像东方在笑容中也透露着含蓄;如果说西方人在悲剧精神的强光之下,喜剧精神绝不显得萎缩,而是悲喜剧相得益彰,那么,与西方哲人以理性之光透视人性有关。“上帝绝不严肃古板,否则他不会赐给我们一项意外的礼物,笑的本能。”——这是哈利斯的有感而发。雪莱的论述更真切一些:“笑,是仁爱的象征,快乐的源泉,亲近别人的媒介。有了笑,人类的感情沟通了。”无论是人类本能还是人类之爱,笑都是天经地义,是受上帝恩赐和保护的。奥古斯丁、莎士比亚等等都对幽默有过专门论述,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以大量篇幅论证机智的愉悦、滑稽的愉悦、幽默的愉悦,并试图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人的喜剧心理。而伯格森的名著《笑》,则推出了一份以哲人的眼光全面分析笑的典范。不能否认,这些从人性出发研究幽默的思想成果,对于幽默意识的普遍形成、幽默所需要的社会氛围,是发挥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的。如果向西方女郎问一个中国式的问题。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她的回答中一定少不了幽默感这一条。即便不说这一条,那也因为这个条件是题中应有之义,无须说出来。从西方影视作品来看,幽默、风趣、诙谐可以无孔不入。而中国荧屏上,一到紧张时刻满脸严肃,一到激动时刻泪花滚滚,如果有幽默也会显得牵强。
东方的笑和西方的笑,当然都是笑人类之笑绝不因地缘有所区别但历史文化社会环境和价值理解的不同则可能影响人们笑的意识和风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不只在于价值取舍和行为方式,亦在于性格和情感的表露。存天理灭人欲”,灭色欲贪欲等表现欲望的满足和渴求的过于明显的喜怒哀乐,也被看做不循于道,超乎于淮南子中表述很集中夫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大怒破阴大喜坠阳”“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正如林语堂所说:“二千年间,人人议论合于圣道,执笔之士,只在孔庙中翻筋斗,理学场中捡牛毛。所谓放逸,不过如此,所谓高超,亦不过如此。稍有新颖议论,超凡见解,即诬为悖经叛道,辩言诡说为朝士大夫所不齿,甚至以亡国责任,加于其上。”虽然笑一笑十年少的凡夫俗子和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侠之士在雅文化层面领取了一份潇洒,但各种言之凿凿的训戒,让历史上的国人笑得拘谨,甚至苟且。女子笑不露齿”,“银铃般的笑声在古代得不到普遍规范的认同。褒姒的“千金一笑”竟然成为千古谈资连同女为悦己者容”“回眸一笑百媚生”,可见笑的稀为贵。钱钟书说: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充不得真”的“假幽默”在历史上应当不少,笑迎客来笑口常开,为了和气生财或八面玲珑,实为功利主义。大量嘲笑冷笑取笑讥笑奸笑狞笑以至于笑里藏刀等等,其实用性目的性令人脊背发凉。儒生才子们以说笑取悦掌握自己升迁命运的权贵,不乏其例。而伴君如伴虎的臣子竟能靠巧舌如簧的笑谈博得龙颜大悦免遭杀身之祸,更可谓“笑用其极”了。如果缺乏从人性深处发掘其根源则幽默的本质为掩埋这至少是国人在人类精神世界中一个重要的滞区
现代社会,知识界对幽默的刻意追求是有一定基础的,把幽默作为一种技巧加以阐述,甚至对幽默的心理机制、语言艺术等作以具体探讨,近年来颇有势头。但毋庸讳言,幽默意识在性格修养、人格完善中的作用并不普遍,幽默之风的社会氛围并未真正形成。大学期间被称为“笑的天使”的校花姐,毕业多年后同学聚会时,却俨然变成不苟言笑的冷美人,原来不幸的婚姻、繁忙的工作、生活的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让她笑不起来。一些公司雇员觉得老板严肃有余,幽默不足。而他们颇能理解这一点:压力太大,满脑门子竞争,神经绷得太紧松弛不出笑意了。就像温情在减少一样,笑趣也在流失。抱怨“活得累”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恰恰说明人们对幽默的需要更为迫切,这是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对普遍地弥漫着、渗透着轻松自由的社会氛围的需要。对于这个问题,实在应该从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双重思考中受到一些启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