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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尊礼守节与道家的崇本息末

2020-06-20 08:33阅读:

刘在平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公共基础课教学与研究中心心理学教授 刘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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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尊礼守节与道家的崇本息末
刘在平
老子明确反对儒家仁义礼智信那一套,常常给予严厉的批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非全无道理。比如当时的世风日下、礼崩乐坏,周礼那一套在维护社会秩序中捉襟见肘;比如俗话所说“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比如鲁迅所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如果怎是撇开批判性眼光,儒道并非水火不容。但是,两者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差异的实质在于,道家不相信一切人为制定的道德准则和礼仪制度,一贯主张的是“崇本息末”。
这四个字,是王弼的概括。在魏晋玄学重要代表作《老子注》中,王弼认为“崇本息末”是老子学说的精髓,是修身为人、治理国家的根本。他阐发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认为“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使复归于一也。”“守其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优。”实际上,王弼是在充分肯定道家立意更高的基点上,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儒道合流。不是不要仁德,但仁德不是根本,仁义礼信这一套是道德建设和人格追求的具体指标,但仅仅靠这样的宣传教化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尊道崇德,这才是根本。王弼对于老子“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的解释颇有自己的创意:“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故虽有德而无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为而成之,则
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为而成之,必有败焉。善名生,则有不善应焉。”明显看出,王弼在这里是从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华而不实的角度来理解老子的。他认为,如果仅仅追求形式,那么一旦有了德、善的名声,一旦在形式上符合了“仁义礼节”这些“下德”,紧接着就是、或必然包含了道德不彰、真善尽失。他认为仅仅从形式上、名目上追求仁义礼节即是虚伪道德,甚至颇有预见地指出其危害:“故虽德盛业大,富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而未能自周也。故天不能为载,地不能为覆,人不能为赡万物。”王弼并不反对“仁义可显,礼敬可彰”的效果,但“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秘有患忧。”
一般来说,对于儒家道德思想体系中糟粕、弊端的的批判来自两个方向:
一是泯灭个性自由和独立意志,比如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一套戒律,就是将人格自由无情地捆绑匡束的典型代表,这时的“礼”已经成为从行为到精神的囚笼,无怪乎其思想体系很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为集权专制服务。“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是庄子对儒家清规戒律、繁文缛节的严厉抨击。“要以仁义礼乐等等一整套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限定在一个单一的呆板的模式之中,……按此种单一的模式生存生活,很难想象人们有什么人生价值与人生道路选择的自由,同时也不可能有什么思想和行为的真正自由。”
二是其过分重视形式和人为制定的准则。越是有形的、有名的、具体的、实用的,越是容易被用来搞形式主义,用来当作幌子和招牌,从而走向异化,走向反面,因而需要返朴归真而反对华而不实,需要崇本息末而反对舍本求末,这是道家一贯坚持的思想要则。人格是一个人综合的精神要素在特征和格调上的体现,自觉意识的主观调控并非不起作用,但仅仅靠强制和急功近利是远远不够的,只能在长期修炼中被潜意识所整合,在“心灵之道”的内在、长期、迂回作用下,由潜意识潜在作用于精神世界而逐渐构成。因而,人格修炼之功,绝不仅仅需要有形的、具体的依照规则而塑造,更需要内在的“道法自然”的过程,需要将自然与社会大道趋势的引导、核心价值体系的熏陶纳入身心运行机制,更为深沉内在地、扎实敦厚地提升。
对于集体人格来说,有形的规范制度的制约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一定要和文化传承、教育与环境的改善、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交流的真诚公开透明、社会自组织和公民自我教育等等非人为的、自然而然的作用机制结合起来。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从儒道互补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中接受的重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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