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的情色描写
2016-07-03 08:18阅读：
郁达夫小说的情色描写
文/程致中
郁达夫早期文学观的核心是把文学视为作家的自我表现。他接受了法国作家法朗士的文学观点：“文学家的作品，多少带有自传的色彩。”“作家的个性，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中保留着。”（《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他主张人物故事用作家本人做模特儿，他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我”“他”或“于质夫”“李白时”等，大抵从个人生活取材。
一种流行的观点将郁达夫笔下的人物与作者等同起来，特别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以为就是作者化身。其实，郁达夫一向否认文学作品有所谓“纯客观的描写”，主人公即使带有作者生活的影子，也不是个人生活的实录。他特别声明：
并不是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的过去生活。（《<</span>茫茫夜>发表之后》）
写在小说上的事实，是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里由作家的天才去剔抉出来的。并不是把破铜烂铁，一齐描写再现出来，就可以成为小说，成艺术品的。（《小说论》）
创作可以虚构，抒写，加工，自叙传小说并非作者自传，既强调亲身经历，又允许取舍虚构，小说中的“我”，通常是自叙传作品中客观化、对象化和艺术化的人物，而不是生活原型的翻版，这是郁达夫坚守的一条重要创作原则。
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大抵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在歧路上彷徨的知识分子。“零余者”一词源自散文《零余者》（1924年），作者以象征手法抒写“我”在歧路上彷徨的心象：一个残冬的黄昏，单独一个人在京郊独步，感叹“袋里无钱，心头多恨”，发生一种“日暮的悲哀”。贫苦，无聊，惨伤，又无力复仇，这是一个“对于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零余者”。19世纪俄国文学（《谁之罪》（赫尔岑）、《当代英雄》（莱蒙托夫）、《罗亭》（屠格涅夫）、《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等）中曾出现过“多余人”形象系列，主人公大抵是对俄国专制农奴制度不满，渴望有所作为，但是脱离实际，崇尚空谈，一事无成的贵族青年，他们是语言的巨匠，行动的矮子，不可能找到俄国社会改革的出路。郁达夫小说中许多不满现实（或被社会抛弃），找不到出路的知识青年，诸如“我”、“他”或“于质夫”、“李白时”，等等，便是类似“多余人”的“零余者”。这些浸透了作者强烈主观色彩的抒情形象，既抒发了作者内心被压抑的苦闷，喊出个性解放的呼声，又表现出五四时期在歧路上彷徨的知识者的精神弱点，它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独特的地位。
郁达夫从“穷”和“色”两方面取材，既同情主人公的不幸，也暴露其精神弱点。“穷”（经济苦闷）和“色”（性苦闷）凝聚着作者的个人生活体验。达夫在《雪夜》中描述过他东京留学时期的内心感受：“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社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1922年7月归国后，创造社的刊物销路不畅，时常受到失业威胁，“为饥寒驱使”，他东奔西走，自嘲为“贩卖知识的商人”。生的苦闷和性的饥渴，催生了个性解放和忧国之情相交融的《沉沦》（1919），以及《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薄奠》（1924）、《微雪的早晨》这样“多少带一点社会主义色彩”（达夫自述）的作品。
描写性苦闷的小说除了《沉沦》，还有《银灰色的死》（1919）。Y君也是清国学生，孤独地生活在没有爱和同情的异国他乡，于贫困孤冷中发生了性的危机。他怀想吐血而亡的妻子，时常到酒馆里从静儿姑娘那里寻找精神安慰。静儿也嫁人了，他用酒精麻醉自己，终于在如银的月色下脑溢血而死。郁达夫常以悲剧性死亡表现主人公的归宿，他认为这个结局是必然的：
在这一个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的铁蹄下的中国青年，一般手无寸铁，知识发达，追求光明，如饥似渴的青年，哪一个能不和我一样的漂泊？哪一个免得了这一种不羁穷苦的生活？青年的渴求光明，是自然性。求之不得，就不得不苦闷，苦闷之余，前面就只有两条去路。一条是消极方面的自杀，一条是积极进行的革命，喋血。（《奇零集·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
描写妓女生活的《茫茫夜》和《秋柳》（改定于1924年），历来被斥为颓废的情色之作。是否“挑动劣情”？要看作者以怎样的态度描写烟花人生。
留学生于质夫归国后从上海到A地法政专门学校教书，经济的苦闷和青春期苦闷无法排遣，走进了妓院鹿和班。不过他和一般阔人或轻薄少年追逐美貌年轻妓女不同，他提出觅妓的三个条件：“第一要他是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纪大一点，第三要客少。他特别怜爱身材矮小，忠厚愚鲁，“一点儿娇态都没有”的海棠，联想到海棠的沦落风尘和自己的身世飘零，他叹道：“侬未成名君未嫁，可伶俱是不如人。”他没把海棠当做商品和淫乐工具，而以平等尊重的态度，把她当做一个“人”，甚至动了“怜惜的心情，此后若海棠能披肝沥胆的待他，他也想尽他的力量，报效她一番。”他还关心纯洁天真、碧桃，帮助人老珠黄的翠云。有一回妓院失火，他“出了死力的奔跑”，帮助救人，抢出财物。翠云的被褥烧光了，他冒雨进城送去50元，安慰翠云。郁达夫说过，“替穷人说话是我的夙愿”（刘海粟《漫谈郁达夫》），于质夫形象体现了这个人道主义的立场。
小说并不规避主人公强盛的性欲和嫖妓行为。于质夫“半生沦落未曾遇着一个真心女人”，回国时下决心“戒烟戒酒戒女色”，由于身处逆境，自己性欲又比别人“一倍强盛”，还是没能改掉旧习气。和天真的碧桃挑逗打闹性游戏，与海棠发生性关系，他为自个的行为抗辩道：“我教员可以不做，但是我的自由却不愿意被道德来束缚。……那些想以道德来攻击我们的反对党，你若仔细去调查调查，恐怕更下流的事情，他们也在那里干哟！”于质夫的性行为固然带有反叛旧道德的意味，但这种性放纵和病态反抗方式毕竟是丑陋的。因此每宿娼一回，都会受到良心谴责：“我真是以金钱来蹂躏人的禽兽呀！”“我是违反道德的叛逆者，我是戴假面的知识阶级，我是一贯的禽兽！”显然，这里的性描写本意并非赏鉴秽行，而是揭示主人公灵与肉的冲突，剖析“零余者”羸弱而卑怯的魂灵。
小说中变态性心理、性行为描写有时失去节制。例如，于质夫在上海曾于性欲苦闷中和一个肺病青年吴迟生发生过同性恋，到A地后“兽性终究压不下去”，无聊地骗取一个妇人的旧针和手帕，他和海棠的性行为也是那么苍白无力，毫无性趣味……但在文本阅读中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丑陋行为的描写，无不联系着主人公所处的社会逆境，展现“零余者”充满了隐忧、愁苦、悲哀的人生。我们会和主人公一起诅咒“这皮肉的生涯”！我们会和主人公一样痛切地感受到，这“将亡未亡的中国，将灭未灭的人类”！作者并不认同这种变态性关系，而意在攻击“以金钱来蹂躏人”的禽兽行为，从而引起人们对逼良为娼的旧秩序深恶痛绝。1932年，郁达夫明确提出：“表现人生，务须拿着人生最重要的处所，描写苦闷，专在描写比性的苦闷还要重大的人生的苦闷，因为性的苦闷不就是人生的全部。”（《关于小说的话》）看来，郁达夫始终实践着一个创作原则：即便是重笔描写烟花人生，其主旨也不是渲染性苦闷，而以性苦闷来表现人生苦闷，目的是鞭挞社会不平和不公。
郁达夫小说的情色描写违反旧道德，也不合新道德，被周作人称之为“不端方”的作品（《<</span>沉沦>》）但他的两性关系描写力避庸俗肮脏字句，也不陈列污秽下流的性事。他欣赏劳伦斯《查泰来夫人的情人》那样的描写技巧：“尤其要使人佩服的，是他用字句的巧妙。所有的俗字，所有的男女人身上各部分的名词，……他都写了进去，但能使读者不觉得猥琐，不感到他是在故意挑拨劣情。”（《读劳伦斯的小说——<</span>却泰来夫人的情人>》）和当下某些言情小说、“下半身写作”相比较，你会发现郁达夫其实是一位还没有放弃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茫茫夜》、《秋柳》发表后文坛掀起大波，面对排山倒海的批评辱骂，郁达夫抗辩说：
劳动者可以被我们描写，家庭间的关系可以被我们描写，那么为什么独有这一个烟花世界，我们不可以描写呢？……我们何以对于妓女，要看她们不起呢？（《闲书》第79—80页）
他认为作家有责任描写烟花人生，应当以尊重的态度描写妓女。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他曾发表《<</span>茫茫夜>发表之后》、《我承认是失败了》二文，表示对自己的作品“不能满意”，“是应该把它烧毁”；但他终于没有销毁，因为难以忘怀“当日临盆的阵痛”（《秋柳·小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