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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2013-06-05 19:15阅读:

北平旧梦

博主很神秘,什么也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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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二七六年,元军占领南宋首都临安,宋恭帝投降,被元人挟往北方。是时闽、粤两省尚为南宋所有,群臣遂奉宋度宗子益王昰、广王昺以及二人之母南逃,以图兴复,期间益王、广王相继被立为帝,是为宋端宗、宋少帝,又称帝昰、帝昺。对于他们的南逃线路,简又文先生曾整理如下:
德祐二年丙子(即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又即西历一二七六)
正月,杨淑妃与益王昰、广王昺等出临安。
二月,走婺州。
三月,闰三月,驻温州。
四月,入福建。
五月朔,益王昰即位于福州,封帝昺为卫王。即由是月始改元景炎元年。
十一月,至泉州,经厦门。
同月,移潮州。
十二月,次惠州。
景炎二年丁丑(即元至元十四年,又即西历一二七七)
正月,由惠州入广州境。
二月,次梅蔚山。
四月,驻官富场。
六月,次古塔。
九月,迁浅湾。
十一月,走秀山。
同月,幸香山。
十二月,至井澳,遇风,迁谢女峡,入海至九洲洋。
景炎三年戊寅(即元至元十五年,又即西历一二七八)
正月,在谢女峡。
三月,驻跸碙州。
四月,帝崩于碙州,谥端宗,卫王昺继位。
五月朔,改元祥兴元年。
六月,迁厓山。
祥兴二年己卯(即元至元十六年,又即西历一二七九)
二月,祥兴帝与杨太后等沉海。宋亡。”(引自简又文《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
这里与香港有关的是梅蔚山、官富场、古塔、浅湾、碙州五地。其中官富场在今香港九龙一带,浅湾即今荃湾;至于古塔的所在地,学界有一定争议,影响较大的一种观点认为它位于香港西贡清水湾以南的东龙洲,而碙州的位置则争议更大,有些学者认为它在广东新会一带,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碙州即香港大屿山。本文所要关注的,是梅蔚山的所在地。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先要交代一下相关背景,据罗香林《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一文:“(景炎元年)十二月,帝昰等由潮州南澳,移次惠州陆丰甲
子门。宋经略使刘应龙,导帝昰舟经大鹏湾,欲入广州治所。时广州治所虽经宋勤王义士熊飞等所一度克复,迎宋臣赵溍部署,然未几复为元将吕师变遣梁雄飞驻守,帝昰等终不果入。景炎二年(西元一二七七年)二月,元兵更略广州,诸郡多降,帝昰等乃移驻梅蔚。”(该文见《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香港前代史》)可见,在到达梅蔚之前,帝昰等人本欲由大鹏湾进驻广州(大鹏湾之位置,参见图1),但广州在被宋军收复不久后,又为元人所占领,于是宋端宗等人只得放弃原有计划,“移驻梅蔚”。
罗香林先生认为:梅蔚“即大屿山之梅窝”。他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一文中指出:“陈伯陶等纂《东莞县志》卷三十《前事略二》引《宋史新编》谓:‘(景炎)二年二月,元兵略广州,广东诸郡皆降。帝舟次广之梅蔚。’嘉庆王崇熙纂《新安县志》卷四《山水略》:‘梅蔚山在县南一百里,前护县治,后障东洋,丛生林木。宋景炎帝尝驻跸于此。’又卷十八《胜迹略》:‘景炎行宫在梅蔚山。宋景炎二年,帝舟抵此,作行宫居焉。’是梅蔚即梅蔚山,在新安县治正南海上。依其地多有民居,可为驻跸,及其方位道里求之,其地非今日大屿山东部之梅窝莫属。同上《新安县志》卷二《舆地略·舆图》虽将梅蔚山与大奚山(大屿山)分列二处,然此实为绘图者之疏误,以据同书《山水略》所记二地之方位道里正同,梅蔚山与大屿山岛沿海一山,盖无疑者,故同书《舆地略·都里官富司管属村庄》在今日大屿山岛范围内之村庄,正有梅窝村、石壁村与沙螺湾村等,而县内别无所谓梅蔚之村庄,则梅蔚山之以音近而转称为梅窝,更无疑矣。”(罗氏之文见《东方文化》1956年第2期)
不过,简又文在其《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一文中对罗香林先生的上述观点提出质疑。除了罗氏所引用的《新安县志》之《山水略》及《胜迹略》的资料之外,简又文在论证过程中还使用了以下几则史料:(1)“《厓山志》云:‘梅蔚山在东莞西南二百八十里。山巅有宋帝石殿尚存,今地隶新安。’(《东莞陈志》引用)(又文按:如山在新安,则应作东莞‘东南’,‘西南’方向误。)”(2)“屈大均之《广东新语》(卷三)载:‘官富山在新安急水门东,佛堂门西。宋景炎中,御舟驻其下,建有行宫。其前为大奚山,林木蔽天,人迹罕至。多宋忠臣义士所葬。又其前有山曰梅蔚,亦有行宫。其西为大虎头门。(按:此即今之虎门。)张太尉奉帝保秀山,即此。秀山之东,有山在赤湾之前,为零丁山,其内洋曰小零丁。外洋曰大零丁。文丞相诗所云:“零丁洋里(外)叹零丁”是也。小零丁洋有二石,一鸟,一白,对峙中流,高可百余仞。当时以为行朝双阙。今渔人称为双筋。其海门则曰双筋门。此皆亡国遗迹也。’”(3)“在《新安县志》(嘉庆廿四年知县舒懋官重修,王崇熙总纂)之木刻本新安县图上有‘梅蔚山’,是屹立于官富山东面海上之一小岛(在‘急水门’‘长洲山’东北)。”罗香林先生在文中则只称该图“将梅蔚山与大奚山(大屿山)分列二处”,并认为这是“绘图者之疏误”。简又文虽然也指出“前人对于舆图之绘制,甚至路程之测量,或文人笔下之地理,每每不大准确,大异于今之科学的地理测绘”,因而对于舆图中之具体数字“可不必拘泥”,但他还是认为舆图所画的大致方位是准确的。
简又文认为“由以上史料,可证明两点:(1)帝昰确曾驻跸梅蔚山;(2)梅蔚山确在当时之东莞县境(即今九龙半岛附近)”。他进一步指出:“‘梅蔚’是‘山’名,这可确定。前人每称海岛为洲或‘山’,如‘大奚山’(即大屿山)、‘仰船洲山’、‘鸦洲山’(均见《舒志》)、‘南澳山’(即南澳岛)。据新安县图,此山屹立海中,则必是一个沿新安海岸的小岛无疑。况‘舒志’载其‘前护县治,后障重洋’(引者注:“重洋”,罗香林先生论文引作“东洋”,《<新安县志>香港史料选》一书亦作“东洋”。简又文在《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中的一则按语中说:“余所见之‘新安舒志’铅印本无此图,惟叶林丰先生珍藏之木刻本则有之。”由此可推知,新安县志》之铅印本作“重洋”,木刻本作“东洋”。),更似是沿岸海岛之可障大洋的。(按:上录屈大均之说,固明言梅蔚之为海岛,但位置亦不能确定。)”
简又文驳斥罗香林先生的说法道:
“或谓‘梅蔚’即今大屿山岛上之梅窝,不过‘蔚’、‘窝’读音相近致讹。(按:粤语二字读如WaiWor。)且其地有高山,复与‘舒志’所言方向、里数、及状况均略符,似有可能。然其间毫无遗迹可寻,无传说可凭,亦无他种证据可考。而且帝昰、帝昺,后来确曾驻跸大屿山,如梅窝即梅蔚,何以当时另称其地为‘碙州’,而不仍如前称为梅蔚耶?况新安县图直以梅蔚山为另一海岛,则断非梅窝可知。
再考辇路历程,由北而南,复由东而西。由甲子门而梅蔚,而官富场,而古塔,而浅湾,自是顺路,当无由甲子门远道航行先西至大屿山之梅窝,复转而东入官富场之理也。尤要者,据‘新安舒志’,大屿山岛上有‘梅窝’,是村名或地名,其非独立海上之山或岛明甚。”
简又文否定了自己对梅蔚所在地的两种猜测:“在现今的香港地图上,新安县城南一百里正是大屿山南之‘小鸦洲’或‘大鸦洲’小岛。但这两小岛自有专名,断不是‘梅蔚山’,因为‘舒志’所列之‘山’,另有‘鸦洲山在大步海中,其形如鸦’。”“单从新安县图所绘之方向及位置来看,‘梅蔚山’似在今清水湾之北避风港内之‘巨洲’或‘高洲’,但又与县志所言里数与方向相距太远,——虽由惠州来九龙先经此两岛,辇路甚合,仍无可能。”他进而推断梅蔚当在今香港青衣,简又文指出:“再考‘舒志’之‘山’表,另有‘浅湾山在县南九十余里’一条。现在我们已可断定浅湾即是今之荃湾。不过,其地是在县之东南(非正南),而且直线距离不到九十余里之遥——这可不管。但这浅湾一条所启示者,则以梅蔚山系在县南一百里,假如两山的方向均同一错误(这很有可能),则显见梅蔚山正在今之荃湾南相距几里(一百里减九十余)。这地方即今之‘青衣岛’,昔称‘青衣山’是也。青衣山即当时之梅蔚山,似有可能;除了上条由方向里数而推测所得之外,尚有三理由:(1)以其符合‘前护县治,后障重洋,丛生林木’的梅蔚山条件;(2)‘舒志’之‘山’表,无‘青衣山’之名;只‘都里’村庄有‘青衣’;可能‘梅蔚’是原有之山名或岛名,而‘青衣’则只山内之一村,后来,‘梅蔚’山名废,改称青衣岛。(3)‘舒志’另以大屿山在县南百余里,此方向与里数,亦与梅蔚及青衣两山互相配合。这假定的答案,只是稍有可能而已,谁也不能确定其必然。兹姑陈此假定说——实是幻想——以供参考,亟待进一步的考证。”(参见图3)可见,这也不过是他的猜测之辞罢了,简又文最终还是认为“梅蔚山”的位置不能确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关于‘梅蔚山’的问题,现在的结论仍是未能确定其在哪里及即今之什么地方。”
罗香林先生后来又对自己的观点做出修正。在将《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这篇文章收入《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香港前代史》一书时,他根据其他学者的意见,对该文进行了大幅修改,这其中就包括涉及到梅蔚的部分。罗香林先生认为:梅蔚之所在地“如非为今日大屿山之梅窝,则殆为蒲台岛以南之担竿洲焉。”(担竿洲位置,参见图1、图2)他在引用相关史料后指出:“梅蔚即梅蔚山,在新安县治南方海上。依其地多有民居,可为驻跸,及其方位道里求之,其地似为今日大屿山东部之梅窝。惟同上《新安县志》卷二《舆地略·舆图》,列梅蔚山与大奚山(大屿山)为海上分离之二处,且自大鹏湾续向西南航行,如走沿海内线,则必先经佛堂门、鲤鱼门以至九龙湾等地,而无须即至梅窝,若走距岸较远之外线,则必先经宋羌岛、蒲台岛以至担竿洲等地。宋时称担竿洲为溽洲,中外海舶,多经行其地,……故自当日二王等初未尝经行沿海内线言之,则其所至之梅窝,当必为今日之担竿洲也。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三《山语》官富山条,谓:‘官富山在新安急水门东,佛堂门西,……其前为大奚山,又其前有山曰梅蔚,亦有行宫。’大奚山即大屿山,其说见下。是梅蔚在大屿山南,以地望求之,亦似为担竿洲也。”该文没有修改之前称“其地非今日大屿山东部之梅窝莫属”,修改之后则为“其地似为今日大屿山东部之梅窝”,语气已和缓不少。罗香林先生起初并不相信《新安县志· 舆地略·舆图》中的资料,但这种态度后来有所转变。笔者想强调的是:尽管他的结论与简又文先生不尽相同,但罗香林先生的思路显然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因为简又文根据“辇路历程,由北而南,复由东而西”这一点推翻了罗先生梅蔚即梅窝的结论,罗香林先生在修改《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一文时对此予以承认,故而他会说:“自大鹏湾续向西南航行,如走沿海内线……而无须即至梅窝。”罗香林先生也是根据“辇路历程”来推测梅蔚在担竿洲的。
这样,关于梅蔚的所在地,已经有了三种不同的结论:(1)香港大屿山梅窝;(2)香港青衣岛;(3)担竿洲。饶宗颐先生在其《九龙与宋季史料》一书中对前两种观点予以否认,他说:“或谓(梅蔚)为大屿山之梅窝,或疑为青衣岛,均乏明证。”至于第三种,他在书中并未提及,或许是因为饶先生在写作《九龙与宋季史料》尚未见到这种说法。较之罗香林、简又文,饶宗颐先生的态度显得更为审慎。他根据邓光荐《填海录》以及元初人所撰写的墓志(罗香林、简又文未曾使用以上两种资料),认为梅蔚在广州(梅窝与青衣岛在南宋时为广州治下)还是在惠州,尚难确定。饶宗颐先生认为《填海录》一书是较为可靠的史料,因为“《填海录》一书,即以陆秀夫日记为蓝本也”,陆秀夫是南宋末年行朝的亲身经历者,对此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再加上《填海录》一书的作者邓光荐为“史学名家,故所记宋季行朝事,实最为可信云”。饶宗颐先生的具体论证过程是:
“《填海录》云:‘丁丑正月,次梅蔚,四月,移广州境,次官富场。’如此语,梅蔚似不属广州境。《厓山集》始言‘广之梅蔚’,冠以‘广’字。《宋史新编》及《南宋书》系此事于丁丑二月,云:‘元兵略广州,广东诸郡皆降,帝舟次广之梅蔚。’(引者注:“丁丑”即景炎二年,亦即公元一二七七年。《宋史新编》及《南宋书》的说法为罗香林及简又文二位先生所采用,他们均“系此事于丁丑二月”。)
……
端宗离甲子门之时间,宋季传闻,尚有异说。据陈纪(东莞人,领咸淳九年乡荐,元至元三十一年卒,年五十。)撰叶刚墓志云:‘刚妻,熊飞妹也。景炎元年,刚与二弟判、钊从飞起兵。……元兵围韶,飞与判死战,刚与钊遁归。二年二月,复偕钊觐端宗于惠州甲子门。随文天祥恢复江西,至空阬力战死。’是端宗于景炎二年丁酉二月仍在甲子门,参以《填海录》所记,四月始移广州境,则梅蔚所在地,属惠抑属广,尚难遽定。”
简又文先生对饶先生的这一观点亦加以认可,他在《九龙与宋季史料·序》中说:“‘梅蔚’现在何处,未能确定,此饶子与余之结论相同,但饶子附加一语云:‘梅蔚所在地,属惠抑属广,尚难确定。’考历来学人虽未知其地,但率以为属广州(余亦云然),即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及嘉庆《新安县志》地图上,亦以其在香港附近为一小岛(今名未知)。然自惠州之甲子门沿海岸西行数百里以至广州之新安,中途经过惠州陆丰、海丰两县,又安知当年二帝所驻跸之梅蔚,非其间隶属惠州之一岛屿耶!若然,则屈著与《新安县志》地图等均误矣。饶子此问,颇为合理,亟宜研究。”
不过,饶宗颐先生的观点后来又有所变化,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写的《港、九前代考古杂录》推测梅蔚山在香港青衣以南的马湾(参见图4)。饶先生指出:在《筹海图编》一书中,梅蔚山“位在官富山、杯渡山之下方,其西即为合兰洲。据此图梅蔚应属广而不属惠。合兰洲即合连海。陈琏诗云:‘弥漫合兰海,南与沧溟通。’杜臻云:‘自急水角迳官富场,又西南二百里曰合连海,盖合深澳、桑洲、零丁诸处之潮而会合于此,故名。’宋帝行朝自惠州先至广之梅蔚,再次官富场。梅蔚山所在,可依此图求之,断非梅窝可知。疑梅蔚为‘马湾’之同音雅名”。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故事”展览在介绍宋帝南逃的线路时,认为梅蔚在今天的马湾与梅窝之间,或许就是受到了饶宗颐先生这一观点的影响。
上文梳理了关于梅蔚所在地的四种不同观点:(1)梅窝;(2)青衣岛;(3)马湾;(4)担竿洲。其中梅窝、青衣岛与马湾三地相距不远,如果梅蔚是在其中之一的话,那么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用简又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宋帝南逃“辇路历程,由北而南,复由东而西”,端宗等人由惠州至梅蔚,再至官富场(今香港九龙一带),则梅蔚当在二者之间,即惠州以东,官富场以西,梅窝、青衣岛与马湾三地均在官富场之东,宋帝为何先远航西行,然后再折而向东?简又文、饶宗颐二位先生均为对此作出解答。单就“辇路历程”而言,梅蔚在担竿洲一说似更为合理。
尽管简又文、饶宗颐先生认为梅蔚不在梅窝,就连当初提出此说的罗香林先生后来亦不复坚持己见,但梅窝地区却有一处与南宋历史相关的文物古迹,即现今矗立于梅窝码头公园内的李府食邑税山界石。这块界石于一九五五年被发现,其具体经过以及被存放于公园中之历程,何允在其《罗香林教授手撰宋末名臣李昴英食邑税山界石颂词·引言》中有所提及,其文曰:
“笔者向在教育服务,平日对考古学颇感兴趣,尤以宋末南迁,宋帝昺在大屿山登基,设海上行宫,引起治史家注意,因此对南宋在大屿山遗迹特别留意。卒得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大屿山梅窝涌口五仙桥附近(即今中华电力公司门前)山坡发现‘李府食邑税山’之界石,该石为四方形柱体,顶部可有‘李府’二字,柱身四面皆刻‘食邑税山’字样。界石出土后,笔者即电请香港大学罗香林教授莅临现场鉴定。罗教授根据史书断定为宋末遗物,确无疑义。……此界石经罗香林教授考证结果,划定为宋末遗物,乃将该界石出土照片报请政府备案。并请派人接运至香港博物馆陈列。旋蒙政府函请罗香林教授撰作颂词一篇,勒石纪念。
当政府正欲将界石接运香港陈列,不料竟有乡人叶某见此界石富有历史价值,乘黑夜秘密抬走,藏于大屿山梅蔚涌口大伟园,据为私有,笔者以事关考古公物,乃报警追缉,而叶某口头上允诺随时可以送还政府保管,结果一拖再拖,延不交出。后来叶某逝世,大伟园转售与香港油麻地小轮有限公司,该公司接收后,并不知大伟园内藏有宋末古宝,笔者以此界石系属考古公物,应送政府保管,乃亲往油麻地小轮公司晋谒总经理兼市政局议员杨展翘女士,请求将‘李府食邑税山’界石运送移交香港政府接收,她是一位博学多才之人,一向热心公益,得闻此事,慨允照办。此为发现‘宋末名臣李昴英食邑税山界石’经过情形也。
现大屿山梅窝码头公园经建筑完后,面积广阔,建筑宏伟,设计精致,背山面海,风景优美。香港政府为宣扬文化,提高学术,乃将‘宋末名臣李昴英食邑税山界石’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廿六日迁移至梅窝码头公园竖立,供游人观赏。在万木争荣,鸟语花香,风景幽美的园中,点缀着富有历史的数百年之古物,陈列其间,岂独能吸引诗人雅士之注意,并可使游人发思古之幽情,对我国先贤丰功伟绩,无限钦敬也。”
另据白德《香港文物志》一书记载:发现这块界石“数年后,古迹古物办事处在许舒博士的协助下,在银矿湾北端万角咀又再发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界石,而这界石则似乎未被移动过。”这块在万角咀发现的界石现藏于香港历史博物馆(梅蔚与万角咀之位置,参见图5)。
何允文中所提及的罗香林教授,为近世史学名家。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及国学研究院,从梁启超、陈寅恪、顾颉刚、钱玄同、朱希祖等学术大家问学,后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及教育事业,一九四九年举家迁居香港,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等地任教。先生长于民族史研究,在客家学等诸多领域均卓有建树,其所著《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堪称该领域的奠基之作。由他所主编的《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香港前代史》一书,亦是研究香港古代史的必备之书。在收入该书的《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一文中,他根据李府食邑税山界石,并结合其他史料,认为“大屿山梅窝等地为宋季名臣李昴英食采地”:
“王崇熙纂《新安县志·山水略》,谓:‘大奚山一名大屿山,在县南百余里,为急水门、佛堂门之障山。有三十六屿,周围二百余里。有异鸟,见则大风生。山中有村落,多盐田。宋以为李文简食采,今仍之。’按食采犹言食邑,谓经朝廷特许,得征其地租税为食用也。李文简为宋季番禺李昴英谥号(一云谥忠简)。昴英于宋理宗宝庆二年(西元一二二六年)举进士及第,列第三人。累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后封番禺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按大屿山,汉时本为番禺属地,宋时则与番禺同属广州,或宋时于番禺所赐食采不足,乃以大屿山一部分地益之。)笔者以考察大屿山等地史迹,尝于民国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偕友人何允先生,至梅窝游观。亲历梅窝所属大地塘、禄地塘(即许氏《香港与九龙租借史地探略》所云之龙地塘)(引者注:许氏指许地山)、白银乡与盲塘等四乡。何先生于梅窝登岸处之涌口,发现‘李府食邑税山’之界石。其界石作四方形柱体,顶部刻‘李府’二字,柱身四面皆刻‘食邑税山’等字。书法虽非甚佳,然尚健实可爱。此界石虽未刻勒年号,然勘以《新安县志》所云‘宋以为李文简食采’等史实,意即为宋末遗物。当帝昰、帝昺等驻跸大屿山时,虽李昴英早经去世,然料其子孙,或亦不无于其先人食采参与护驾之列者,斯不能不为连类及之也。”
另外有两则史料也可从侧面证明宋时大屿山梅窝一带为李昴英之食邑。其一,明人黄衷在其《宋李忠简公会城祠复赐田记》一文中说:“(李昴英)封番禺开国男,凡食七邑,赐田如千顷,新安大奚山其一也。迨我疆场吏政厐敝,田没于豪右,祠翳于海珠,有位者若弗闻也。……时乡豪有私大奚田者,且自实于官。窳吏曰:‘官田也,盍鬻诸。’公裔孙浔州太守翱比以礼部郎,报政及家,奉公遗嘱,暨邑籍可覄案者,进白于王(德溢):‘先世锡田,不忍弃也,敢固以请。’”其中的“大奚山”即今香港大屿山,该文已明言这里是李昴英食邑的一部分;李昴英的后人也说“先世锡田,不忍弃也”,“锡”通赐予的“赐”,所谓“ 先世锡田”自然是指宋理宗将大屿山一带的田地赐予李昴英作为食邑。其二,大屿山东涌侯王庙内的《公立大奚山东西涌姜山主佃两相和好永远照纳碑》称:“窃大奚山田亩周围等处,原系李久远堂祖遗之业。”李殿苞《忠简先公行状》云:“帝(引者注:指宋理宗)念公(引者注:指李昴英)贤,因赐其所居扁(匾),堂曰‘久远’,里曰‘文溪’,洞曰‘向阳’,御书大字赐之。”大屿山沙螺湾把港古庙内的碑文记载“碧房李久远堂”资助重修“银一两两肆钱”,可见李氏后人以“久远”作为堂号,因此所谓“李久远堂祖遗之业”,当是指李昴英在大屿山梅窝一带的食邑。
李昴英之姓名与籍贯,古书中有不同的记载。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云:“《花庵词选》云:‘李俊明,名昂英,号文溪。’升庵《词品》云:‘李公昴,名昴英,资州盘石人。’余家藏《文溪词》又云:‘名公昂,字俊明,番禺人。’未知孰是。”按:作“昂英”或“公昂”实误。李昴英之得名缘由,据姚虞《文溪先生传》记载:“母夫人黎氏有娠,时大星降庭,未几,公应期而生。”根据学者杨芷华的解释:“‘昴’,星名,廿八宿之一;‘英’在此可作精英、英才、英杰之意。传说汉萧何为昴星之精降生,故后世以‘昴降’为颂扬显贵之辞。由上可见,‘昴英’此名兼寓昴星降生之英才的意思。”而李昴英之字“‘俊明’的含义从本名‘昴英’衍出:‘俊’亦即英才、英杰;‘明’,乃指昴星之辉。”(引自杨芷华《文溪存稿·前言》)可见,李昴英之字“俊明”与其名“昴英”相对应,而“公昂”、“昂英”应当是传写之误。至于其籍贯,据明人李琯朗考证,当为番禺,杨慎《词品》作“资州盘石”是错误的:“‘资’字乃‘广’字之误。升庵云‘盘石人’者,‘盘’字乃‘羊’字也。集中字画残阙,‘广’字脚类‘资’,彼既以‘资’代‘广’,而资州有盘石,因‘石’字上阙,遂以‘盘’字补之,妄以著先公居里。先公居广州龙头市,即晋五仙骑羊化石之地,故旧集书广州羊石李某著者,此也。”
李昴英之生平与著述,上引罗香林教授之文曾略有涉及,但语焉不详,下文拟补充若干资料,以增进读者对其的了解。宋张端义《贵耳集》称:“(李昴英)初任临汀推官,陈孝严激军变,尽出家赀抚定之。曾治凤帅广,激曾忠之变,崔菊坡临城借用经略司印抚谕,李缒城入贼,晓以祸福,五羊城郭得全,贼之肇庆就捕,朝廷录功名之首。除荣王府教授,亦因朝臣之请,李力辞不供职,但云:素无学问,难以移气习。士论韪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此称李昴英“盖具干济之才而又能介然自守者”。
李昴英为人刚直,由李殿苞《忠简先公行状》所记载的以下诸事即可看出他的这一个性:
“杜丞相范、刘侍御汉弼、徐祭酒元杰忽相继暴卒,人皆疑奸相史嵩之所为。而廷臣缄默,无敢言者。公独斥言不避,廷绅学校始相继论列,乞正奸相之罪,以伸‘三奸’之冤。十月,擢右正言。帝谓宰相曰:‘李昴英,南人无党,中外颇忌惮之。’除兼侍讲。公感激亲擢,知无不言。……
既而,史嵩之服除,有向用之意,朝论汹汹。公与殿中侍御史章琰、监察御史黄师雍复奏史嵩之谲诈贪婪,恨愎残忍,罪浮‘四凶’,盍远窜荒裔。不报。又率同列抗疏,亦不报。公独再疏曰:
‘臣疏列史嵩之奸状,逾旬不报,屡入催奏,未闻制可。陛下一则曰保全大臣,二则曰保全大臣,臣何敢不将顺?然事有害大祸深,与吾国势不两立者。嵩之包藏祸心,窃据相位,乃卖国之贼臣,擅国之强臣,误国之奸臣,将为害国之乱臣。’
疏三上,语益切,帝为动容,即日与嵩之宫观,勒令致仕。十二月,公上殿,复劾枢密院陈韡、临安尹赵与筹。未及读札,而帝即问所论为谁?公以陈韡、赵与筹对,帝却其疏不纳。公引帝裾,复奏,帝怒,拂衣入宫。公留其疏于御榻,再拜而退。谏议大夫郑寀因乘间劾公,又嗾同列再疏。有旨罢公言职与在外差遣。翰林学士李韶上疏留公,不允,遂出国门。三学诸生用李师中送唐御史介韵饯公国门外,有‘庾岭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闻者壮之。归之日,父老持帜相迎,里闬诧为盛事。”
在弹劾史嵩之时,李昴英三次上疏,最终迫使宋理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他又弹劾陈韡、赵与筹,理宗对此不予理睬,李昴英于是拉住理宗的衣襟,再次上奏。理宗发怒,拂袖而去。最终李昴英也因此而丢掉了官职,只得返回故里。于此可见李昴英为人之刚直、倔强。
李昴英之诗、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之曰:“其文质实简劲,如其为人;诗间有粗俗之语,不离宋格,而骨力犹健,亦非靡靡之音。盖言者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矣。”这一段评论极为精辟,恰当地概括了李昴英的诗风、文风。至于其词作,论者称誉颇多,贺裳《载酒园诗话》赞李昴英为“填词圣手”。杨慎《词品》云:“(李昴英)送太守辞‘有脚艳阳难驻’一辞得名。然其佳处不在此。《文溪全集》予家有之,其《兰陵王》一首,绝妙可并秦、周。”这里的“秦、周”指秦观、周邦彦。杨慎所云“送太守辞”,指李昴英所作的《摸鱼儿·送王子文知太平州》一词,其词全文如下:
“怪朝来、片红初瘦,半分春事风雨。丹山碧水含离恨,有脚阳春难驻。芳草渡似叫住东君,满树黄鹂语。无端杜宇。报采石矶头,惊涛屋大,寒色要春护。 阳关唱,画鷁徘徊东渚。相逢知又何处摩挲老剑雄心在,对酒细评今古。君此去几万里东南只手擎天柱。长生寿母更稳步安舆,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
杨慎所谓“有脚艳阳难驻”,这里作“有脚阳春难驻”。至于他所提及的李昴英《兰陵王》一词,则是指以下这首:
“燕穿幕。春在深深院落。单衣试,龙沫旋薰,又怕东风晓寒薄。别来情绪恶。瘦得腰围柳弱。清明近,正似海棠,怯雨芳踪任飘泊。 钗留去年约。恨易老娇莺,多误灵鹊。碧云杳渺天涯各。望不断芳草,更迷香絮,回文强写字屡错。泪欲注还阁。 孤酌。住春脚。便彩局谁忺,宝轸慵学。阶除拾取飞花嚼是多少春恨,等闲吞却。阑干猛拍,叹命薄,悔旧诺。
这首词“工于比兴,言近旨远,借写闺中春恨,抒发‘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情绪,词中流露出深沉的失望和悲愤,寄托着对君国安危的深切忧虑”(引自梁守中《南宋时期的岭南词》)。
另外清李调元《雨村词话》评价李昴英所作的这两首词到:“升庵《词品》云:‘李公昴,名昴英,盘石人。’予家藏《文溪词》又云:名公昂,字俊明,鄱阳人。因摸鱼儿词送平州太守王子文词得名。叔旸亦止选此一词,称为‘词家射雕手’。今按其词有‘长生寿母,更稳步安舆,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句,乃献寿俗套谀词,不知当日何以得名。升庵独称兰陵王一阕,最为有眼,如‘阶除拾取飞花嚼,是多少春恨,等闲吞却’句,前人所未经道。”这里的“叔旸亦止选此一词”是指黄升在编选《花庵词选》时,只选入了李昴英的一首作品,即上面所提到的《摸鱼儿·送王子文知太平州》一词。
笔者在查阅香港九龙城侯王庙的资料时,读到陈伯陶、罗香林、简又文、饶宗颐诸位先生的文章,由此得知宋帝南逃时曾经到过香港的九龙、荃湾、大屿山等地,因而对于这些地区与南宋历史有关的文物古迹颇为留心。基于此,笔者才会注意到位于大屿山梅窝的李府食邑税山界石,界石本身虽不甚华美,但对于研究梅窝的历史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它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



图1:担竿洲位置图1。图中A所指的岛屿即担竿岛(担竿洲),右侧用蓝笔圈出的区域为大鹏湾,左侧用红笔圈出的区域为梅窝。
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图2:担竿洲位置图2。图中A所指的岛屿即担竿岛(担竿洲),其正北方为蒲台岛。 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图3:荃湾、青衣与梅窝位置图。图的右上方用红笔圈出的部分即荃湾的所在地,青衣位于其西南侧,梅窝则在图的左下方,即标有白银乡的区域。
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图4:梅窝与马湾位置图。图中A所指的区域为马湾,以白银乡为中心的区域是梅窝。
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图5:梅窝与万角咀位置图。两地各出土一块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图6:李府食邑税山界石介绍牌。 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图7:李府食邑税山界石基座上对其的介绍。
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图8:李府食邑税山界石1。
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图9:李府食邑税山界石2。
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图10:李府食邑税山界石3。
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图11:李府食邑税山界石正面。
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图12:李府食邑税山界石侧面。
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图13:李府食邑税山界石侧面及背面。
香江寻梦(6):梅蔚所在地及李府食邑税山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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