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听天由命到医保覆盖,我家四十年就医简史

2017-03-20 13:04阅读:
​​ 我的记忆,从六岁开始。
我的爷爷,在我爸爸八岁那年生病。我爸爸跟我说,爷爷的大腿根部,有一个肿块,很痛,摸上去也很痛。一个游方郎中给爷爷看病后,给了一个膏药,那个膏药是治疗跌打损伤的。爷爷贴了膏药三天后,揭开那个膏药。爷爷疼痛的地方,开始出血,出的是黑黑的血。那个郎中说,这是脓血,脓血出掉病就会好了。奶奶拿着一个脸盆,接了一脸盆血后,爷爷的脸色由红润到苍白,最后晕倒在床上。郎中慌了,拿了草纸和草灰,一起按在那个伤口上,终于止住了血。从此爷爷一病不起。一个月后去世。 这是留存在我家里的,67年前的医疗故事。
从爸爸的描述中,我可以推断出爷爷患的病,就是腹股沟淋巴结炎,贴了膏药以后,皮肤溃烂,烂破了大隐静脉根部,导致出血。大量的出现,出现失血性休克,最后因此去世。 这也是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农民的大多数家庭的真实的写照。
爸爸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孩子发高烧的时候就去找人喊魂。患上红眼病,眼睛红肿痛的时候,在尿桶的底部,刮出小便的垢泥,用草纸粘了垢泥后,敷在在眼睛上,算是治疗。
1949年以后,开始有了医疗普及。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我们能够去的最大的医院,就是村里的医疗站。医疗站里,有一名赤脚医生。医生没有上过医科大学,也没有上过卫校。他高中毕业以后去培训了几个月,就做起了医生。医疗站里最好的药物,是青霉素和链霉素。当年药物是配给制度,这些好药,有一定的数额限制。我从小体弱多病,经常在最大的医院村医疗站里看病。我们村有1500个人,爸爸当时是一个村干部。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我用到了当时最好的药物,青霉素和链霉素。我的耳朵至今还好,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想过,带我去乡卫生院,或者说县医院去看病。在他们的观念里,去大医院看病,是居民户口的人才享有的福利,因为他们看病可以报销。
1975年,我在村里的晒谷场上,被大队里的拖拉机压过腹部,当时在唱的老人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我的大便被压出来,破掉裤子,射出去一丈二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的是,当时说不出的难受和疼痛。村民把我送到了村医疗站。直到我爸爸赶到,我才能哭出了声音。然后我爸爸和大家一起,把我送到了乡卫生院。
具体用过什么药,我已经忘记了。我记得当天很快被接回了家。我在家里的床上躺了整整一个
月。慢慢的,身体恢复了。但是落下了一个天天腹泻的疾病。吃完东西就拉肚子,人精瘦精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上初二那一年。那一年电影《 少林寺 》放映后,在我们那里兴起了一股习武的风气。我也跟人习武。在练习武术一个月以后,我的腹泻,便神奇般地好了。习武多年,我从一个体弱瘦小的少年,慢慢变成了一个强壮的胖子。
也许有人会问,自己的儿子被车子压了,出了那么大的事都不去县医院里看看吗?是因为父母不爱我吗?家里只有我一个儿子,在重男轻女的农村,我更加是父母的宝贝。之所以是这样的过程和结局,说到底,还是农民看不起病。
我的父母和大多数农民一样,都已经认命了。他们认为去大医院看病,是居民户口人才享有的福利。农民看病都没有机会,连大医院的医生的面都看不到,哪来的医患矛盾?那个年代的医生,在农民的眼里是神一般的存在。
1976年,感觉那个夏天特别炎热。在家里,在接生婆的协助下,妈妈生了我的第二个妹妹。这个妹妹很快因病夭折了。夭折前,去过最大的医院就是乡里的卫生院和县医院。
那个夏天,因为我家居住条件不好,妈妈和我生了很多脓疮。从头皮、脸上、背上、肚子上,还有腿上,到处都是这种疮。我记得我们当时最大的治疗措施,就是忍着疼痛和发烧,静静的等待,等到脓疮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脓头的时候,把脓头挑开,挤出里面的脓液。然后疮面盖上大蒜外面包的膜或者愧树的嫩叶子。脓疮好了一批又长出一批,我和妈妈就不停地挤出脓液。那是我第一次做医生,医学上叫脓肿切排。
以今天的医生眼光来看,脸上,特别上危险三角的脓疮,如果挤压,因为这里的静脉和颅内有交通支,很容易把脓液挤入颅内而引起脑膜炎。但是,我和妈妈都没有发生脑膜炎,也是奇迹。
那一年秋天来的时候,我和妈妈的病才慢慢的好了。我一直没有问我的父母,当年为什么不去大医院看看。因为我知道,那时候的我们连饭都勉强才能够吃饱。农村在没有医保覆盖的情况下,在没有什么收入的情况下,好像除了认命,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所以那年代的医生,在农民的心目中,是神一样的存在,神是离开自己很远的,是要膜拜的。
1976年的秋天,我妈妈身上带了十五元钱。带着我,坐火车到金华找舅舅看病。我患得是右侧腹股沟斜疝,这是从小就有的病。
除了做手术那天,我都住在舅舅家里。舅舅是一个外科医生,那时候住在一个平房里。一个一层楼平房,总面积大概有30平方米,隔成前后两间。那一次我第一次享受到了大医院的医疗。舅舅亲自给我做了疝囊的高位结扎手术。
在舅舅家里,我也吃到了世上最美味的食物:水蒸蛋和猪肉水饺。在很多年以后,我浙江医科大学毕业,来到金华做医生的时候,我还走遍金华的大街小巷去寻找这种美味的水饺吃。只是我再也找不到那种美味的感觉了。
我的手术切口拆线以后,妈妈带着三十元钱,和我一起回了家。我的医药费是舅舅出的。回家的车票,是舅舅买的。多出来的五块钱,是妈妈在金华的姑夫给的,另外五块钱,也是舅舅给的。那个年代,城市居民,医药费可以报销,有工资可以领,是农民看起来可望不可即的生活。城乡差别不是一点点大。
农民在集体里下地劳动,采用工分制记帐。最壮的劳动力干一天记十分,最差的干一天记一分。干一天十分工分的分红,我们村大概是八分钱。在当时的农村里,还算是高的分红。有的村干一天不到一分钱。城乡居民的差别,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那个年代,农民的孩子考上大学,可以变成居民户口,享受公费医疗,叫做跳出农门。
1977年,和大妹妹玩的时候,我的右手被菜刀割伤。我当时最大的治疗,就是去了一次村医疗站。当时的赤脚医生,在我的伤口上撒了云南白药,然后用纱布包了包。从此,我右手的伤口,反复结疤化脓,过了半年多伤口,好不容易愈合了。如果以我今天外科医生的眼光来看,当时只要缝合,半个月就可愈合。至今,我的右手手背还有一道可怕的疤痕。
我右手的疤痕。
​那个年代的农民,因为没有钱,已经习惯了,有病自己扛。 不像今天的有些人,没钱可以往医院躺,反正,如果医院不给救治,媒体就有了写作的素材,但是医生救治了,说到费用,他们就说医生有灰色收入,说医生服务态度不好。那个年代,我们真笨,竟然不知道可以赖医院。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公复出以后,农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大的变化, 就是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老百姓叫开始单干,以区别于以前的集体干活。我们家,也慢慢有了一些钱。家人生病了,也开始去医院治疗。
1982年秋天,某一个星期天。我跟爸爸在山上砍柴的时候,割伤了左手的中指。我12岁,一个人从山上直奔乡卫生院。爸爸妈妈继续在山上砍柴。在卫生院旁边,医生给我做了缝合。当时用了十一元钱。付钱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没带钱。我去离卫生院三里远的上郑村,我爸爸的一个朋友家,借了11元钱。当天返回卫生院还掉了这笔欠费。这是我家第二次到医院正规治疗。那个年代的农民,没有给医院赖账的恶意。
我左手中指的疤痕。
​前几天,妈妈还和我说起,那次没给我钱让我去卫生院缝合手指的事情,因为他们也没怎么去过医院,都忘记了这个最重要的细节。毕竟有过医生的缝合,我的手指上的疤痕,小得多了。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里人只要勤劳肯做,吃饱饭已经没有问题,手头也有了余钱,可以去医院看病了。但是,那时候的农村,没有医保,看病不能报销,一旦遇到大病,往往不是倾家荡产,也是只能听天由命。
1987年,我爸爸出现了腰腿痛,当时痛得很厉害,只能卧床,丧失了劳动力。我和爸爸开始了四处求医的过程,在花掉巨额的医药费之后,爸爸的病也没有好。因为付不起医药费,爸爸只能回家躺在床上。经常有人给我一些中草药的偏方,我就去采药给爸爸煎药喝。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种是雪见草,要到南边的山上找。冬天下雪后,百草枯萎,就它是绿色的叶子,很好找。雪见草的红色的根,做药煎汤给爸爸喝。还有一个药,是金樱子的根,那要在山上挖很深,才能拔出那根。也是根煮了给爸爸喝。我走遍了老家的山山水水给爸爸采药,毛估估,爸爸吃掉的这些草药,可以用汽车来拉了。
爸爸的病,直接影响了我,我后来决定上医科大学,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不知道是我采来的药起了作用,还是静养起了作用,爸爸的病,慢慢好了起来。但是一直到我大学毕业,还没有完全好。我大学毕业以后,才明白,爸爸的病,其实就是梨状肌综合征。我亲自动手,给他打了一针封闭,爸爸的病从此就好了。
就我目前做医生的眼光来看,爸爸那时候吃的草药,根本就不知道它的药性是什么,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爸爸没被我采来的中草药吃出肝炎和肾功能衰竭,真是老天眷顾。可是,家里没钱治病的时候,除了这些办法,那时候的农民,还有什么办法呢?
山猫再次忠告:中草药的毒性和剂量不可控,乱吃很容易损害肝脏和肾脏,千万不要信偏方乱吃药。
直到我做了医生,我都能够理解和同情那些乱吃中药偏方去治病的人,所以,我的微博一直在宣传科普,希望能够预防一些疾病。
爸爸的病好了以后,我们家终于度过了难关。再后来,我读了浙江医科大学。大学生有医保,用药可以报销90%,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重新投胎做人了。
大学毕业,我做了医生。我们家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一方面,我教育父母预防为主的理念下,爸爸妈妈很少生病,另外一方面,儿子是医生,看病总方便。好多年了,爸爸妈妈不用花大钱看病。
2003年,我们浙江开始搞农合,农民每年交40元钱,看病可以报销50%,外伤的报销30%。那一年,爸爸妈妈和许多农民一样,欣喜若狂,觉得政府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现在,我们金华的农民,全部享受的是城乡居民统筹医保,居民户口和农业户口一视同仁。每年交300元的,看病可以报销60%,每年交500元的,看病可以报销75%。爸爸妈妈的看病费用,更加有了坚实的保证。
这是我和我家看病的一个历史,我相信也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看病的一个历史。从没钱看病,到有一点钱看病,从有点钱看病,但是看不起大病,再到医保全覆盖,这个历史,见证了共和国医疗史的变迁。
我国的医患矛盾,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尖锐。有人说,医患矛盾的出现,是因为医改以后,人们出现看病难,看病贵引起的。但是,我自己的切身体验里,上世纪80年代末,才是农民真正看得起病的开始。按理,农民是医改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应该对医改最有满足感,可是,为什么医闹的主力军,却大多数是农民呢?
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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