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女权：南辕北辙的平权之路
2019-05-13 14:4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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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杨皓
如果锁链会带来敬重，那么给人套上锁链比去掉它们更加容易。
——萧伯纳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与自媒体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女权”一词也愈发多被提及。女权主义、男女平等提法，再也不是以大众媒体一以贯之的说教形式出现，而是越来越多地被放置入舆论场之内，不同年龄、文化程度、阶级的人群，只要掌握基本的互联网使用能力，皆可以在女权主义这个话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女权”一词也悄然在大众的广泛讨论中浮出信息大海之海平面，独冠于信息场，引得颇多争议。
网络上，诸如“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女人就是要让自己美美美，男人就是要让自己的女人美美美”“男人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宠爱自己的女人，是基本原则”等等之流的说辞近来屡见不鲜，一些社交媒体上，专注于打压男性，提高女性的网文更是颇受追捧。缘于这些情绪激烈的观点，男性同胞奋起反击，以至于把它们归纳为“中华田园女权”，持这些观点的女性被辱骂为“女权×”。不少女性并不示弱，以“直男癌”“钢铁直男”“臭×丝”等同样富于情绪性且语中带刺的词汇加以回击。
如此剑拔弩张的观点对立状态，似乎只会让持“田园女权”观点的女性群体更为坚定。令人遗憾的是，她们一边扛起女权主义这面“政治正确”的大旗，殊不知另一边，自己正践踏着许多年来女权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真正要旨：让女性成为“主体”，成为人类群体的另一部分。
“他者”
可溯的“女权”一词，最早由列昂·黎希埃于1869年提出。此之前的1867年，斯图亚特·穆勒在英国议会上为妇女的选举权做了第一次辩护。长久以来，妇女权利的争取绕不开性自由、生育、家庭、劳动、受教育、政治权利这六个大主题。所有这些主题，都共同指向
一个宏大的社会叙事：女性期待与男性平等对话，谋求与男性共建社会的可能性，摆脱“他者”的社会定义。
必须承认，这一宏大叙事至今仍未真正实现，其中原因大致可分为生理性的原因与历史性的原因两大部分。首先，从本质论来讲，男女之间的独特关系来自于生理关系，也即是两性关系。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一如社会总是为我们铺设了男性要主动追求自己喜爱的女性、女性要选择对自己好的男性一般，男女在两性关系中，始终是男性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更为露骨的，即便是在性行为的描述上，男性总是被定义为有欲望且充满雄性激素的求偶者，女性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男性的“猎物”。有趣的是，女性与后代保持紧密的联系，在生育的过程中，女性的整个机体必须顺从生育，被生育所控制（怀胎十月、坐月子）。如此一来，男性在两性关系中处在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男性寻找女性、男性播种后代、女性被后代所“奴役”、女性哺育后代。女性被定义为男性繁衍后代的“工具性”伴侣，即便社会冠以“爱”“家庭”等浪漫词汇加以修饰，其本质过程无法改变，女性也在两性关系中自然屈居弱者，成为了被男性掌控、利用的“他者”；另一方面，历史性的原因同样不容忽视。据生物学上的叙述，一个物种只有自我更新才能维持下去，但是这种更新只不过是同一生命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再现。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于重复之外，找到了所谓“超越”的方法。通过这种超越，人类创造了价值，而纯粹的重复不具有任何价值。然而在人类社会早期，原始的超越只能通过征服自然来实现，如打猎、制造工具等，往往都只有男性才能胜任。女性的不幸正在于此，她们似乎成为了注定要重复生命的“他者”，正基于此，女性甚至被粗鲁地斥为：专注于生育的亚种。在《雷诺·德·蒙托邦》中我们更是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回到你们色彩缤纷、金碧辉煌的内室去吧，待在阴暗处，喝酒、吃饭、刺绣、给丝绸染色，但不要管我们的事。我们的事是用剑和利刃去搏斗。别说话了！
生理性与历史性的原因共同作用，奠定了女性沉入“他者”的深渊，人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应该是由男性来定义规约的，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因是之故，人类塑造的古老传说中，夏娃也只能是由男性的肋骨演变而来，需要男性来为之定义。
柏拉图指出，他性等同于否定，因此与恶是一回事。确立他者，就是确定善恶二元论。因此，列维·斯特劳斯道：公共权威，或简而言之社会权威，总是归于男人的。早期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欧洲的医学研究甚至把女性与食物霉变的腐败现象相联系，认为食物接触正来月经的女性就会招致腐败，并产出了这方面的学术报告。
女性觉醒与女权运动
在17世纪后，随着西方启蒙思想家宣扬的“天赋人权”学说，男女平权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迅速蔓延，女性群体也在这一时期认识到自己需要为谋得主体性而努力。
女权运动最早出现在欧洲中产阶级妇女中。1789年10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群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向国民议会要求与男子平等的合法人权，从此揭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1790年法国女剧作家高尔日发表了《妇女权利宣言》，提出十七条有关妇女权利的要求。这个宣言后来成为女权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792年，英国女作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为女权辩护》一书，提出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驳斥了女人是男人玩物的观点。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1848年7月，美国女权主义者斯坦顿和莫特等人，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福尔斯和罗彻斯特举行女权大会，会上发表了一篇扣人心弦的《美国妇女独立宣言书》，并陈述了妇女受歧视的社会境遇。此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成为女权运动的主要内容。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女权运动又伴随着禁酒运动而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工人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生活的困窘和忧愁，使不少工人靠酗酒来排忧解愁。资产阶级为了赚钱，从1860年到1880年之间，对酿酒业的投资増加了700％，城市里的酒馆越来越多，喝酒的人到处在增加，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而妇女往往首当其害。与此同时，美国还出现了名为《革命报》的报纸，其主要内容涵盖了女性选举、受教育和离异的权利。
20世纪初，英国激进女权主义者潘克赫斯特领导的“战斗的参政派”，以暴力行动要求妇女参政权利。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胜利后，女子北伐队解散，军队女首领转向参政，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并冲击参议院，要求立法中确认妇女参政的权利。五四运动中妇女要求平权的呼声和行动曾迫使北洋政府作出一定的让步，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妇女平等权利才得到法律确认。
久而久之，妇女解放也形成了一定社会衡量标准：政治上获得参政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及管理国家的权利；法律上享有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经济上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和广阔的就业途径，对个人和家庭生活资料有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继承权。普遍享有义务教育的机会，接受符合自身发展能力的教育，使才智得到充分发挥，作用被社会完全承认。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家庭内部夫妻平等，实现家务劳动现代化、社会化。意识形态中完全消除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建立尊重妇女的良好社会风尚。
世界上妇女最早获得选举权的国家是新西兰(1893)和芬兰(1906)。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挪威(1913)、丹麦(1915)、苏联(1917)、美国(1920)、英国(1928)等国的妇女相继获得选举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
现如今，我们欣喜地发现，即便在象征最高统治权力的国家机器上，世界各国也纷纷涌现出自己的女性领导人，德国、英国、巴西、韩国等国家正用行动宣示着两性的渐趋平等与女性的主体回归。
重回“他者”深渊
伴随着技术劳动的普及与女性意识的全方位觉醒，女性一边通过劳动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并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种种诉求表达，不断淡化婚姻、生育与女性命运的必然联系。两者相互作用，意图摆脱他者的身份，找回与男性相平等的人类群体组成部分之社会地位。
但历史进程的发展，总是有太多出人意料的地方。“田园女权”的兴起似乎要一手摧毁中国女性争取性别平等中来之不易的已实现部分，重新把女性置入男性的依附物之境地。观察所谓“田园女权”的观点，不难看出，这些观点普遍要求男性对女性有无条件付出的觉悟，女性在婚恋境遇中则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与资源支配权。如男性上交工资卡、女性可以无条件随时随地翻看男性手机等诸如此类的要求已是田园女权的常规操作。可惜，当今世界仍然是假以金钱才能运作的社会，持“田园女权”态度的女性在私有制的大语境之下，实质上牺牲摒弃了成为独立主体的可能，投向被家庭、婚恋叙述的他者，成为了依靠伴侣才能被叙述的他者，重回“他者”深渊。想要拥有完美的生活，决定因素是择偶，择一个满足自己期待的配偶，女性完美生活的叙述者不再是女性本身，而是配偶的行为。无奈人心叵测，即便一个男性可以暂时满足女性的所有要求，谁也不能保障这个男性可以叙述好这个女性的完美一生。
但投入深渊也非一无所获，自甘沦为他者，与高等联合的的确确可以换来诸多好处，“美”“控制欲”“物质享受”皆是投入“他者”深渊后最常见的偿还物。女性在维持自主和投入深渊之间的选择，更类似于一个长期投资与短期收益的问题。选择投入“他者”深渊，女性在爱情的顺从中找到自身幸福的归宿，性爱伴随着被主宰的愿望，怀孕给他补偿，新生儿交给女性一个新的自主：投射自身所有理想的下一代。
可惜美满婚事的彩票中中奖者永远只会是寥寥。当今时代鼓励甚至逼迫女人工作，中奖者在无数未能实现择偶理想的女性眼中散发出逍遥和快乐的光芒，以至于未能中奖者不自觉地颂扬中奖者。
困境
在所有的女权思潮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女性作为一个被理所当然认为“较弱”的性别与女性自主之间的持续碰撞。可以说，女性自主的实质要求是与历史、社会、生理等因素共同缔约的女性身份相冲突，所谓“田园女权”的深层原因乃在于女性身份的过度发展，女性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性别作为武器，以示弱、妆扮自己、提出要求为实现方式，发展自己的性别实现自己的性别。
女性身份早已定型，且各国各地区之间各有差异。试着去思考接下来的问题：著名足球运动员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有多个小孩是代孕所生，孩子降生人世后罗纳尔多拥有全部抚养权并支付给代孕母亲高昂的费用。如果这样的机会出现在中国女性面前，会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呢？
如若站在女性独立的观点来看，作为主体的女性应该拥有自己身体的完全掌控权，这样的交易行为仅仅需要思考的只是女性有没有这个意愿以及价格能否达到女性心理预期。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社会化的女性身份定义告诉绝大多数人，女性要有婚姻后才能拥有自己的小孩，所谓的贤妻良母更是为一位妻子提出了诸多要求，当然，相信绝大多数女性都愿意被叙述为一个贤妻良母，而非离经叛道者。但是为了谋求如此的认可，女性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便是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更无论所谓的主体性了。吊诡的是，无数结了婚的女性在面对生育时，倒是高喊那句耳熟能详的话语：我不是你们家的生育机器。
女性身份与女性自主的碰撞就在于此。所谓女权，其实要冲破的远非简单二元对立式的“是与非”“能与不能”，而是“我被谁定义”的哲学困境。女性的悲剧正在于此，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要求。
可塑性过高的事物，总是因其柔顺而自行消亡。冲破处境定是无比困难，但仍然值得期待那一天，因为不是女人的低下决定了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而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使她们注定低下。死人比活人更适应泥土，但谁都不想当死人，不是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