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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一种典型的东亚范式

2020-10-28 16:16阅读:

渔舟次郎

博主很神秘,什么也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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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一种典型的东亚范式
韩国独立于李承晚,发展于朴正熙
1961年,军人出生的朴正熙发动政变,推翻了李承晚政权。在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压力下,朴正熙结束了军政府统治,成为了韩国第三任总统,其后连任5届总统,执掌青瓦台达18年之久。
朴正熙接手的韩国,要比当时的朝鲜贫弱许多。好在朴正熙并非一介武夫,他善于审时度势,实干兴邦,缔造了“汉江奇迹”。
朴正熙在美苏争霸的大格局下吸收了来自美国的援助红利,同时在日美贸易战中左右逢源。
1965年,在美国的撮合下,日韩经过七轮谈判最终实现外交正常化。日韩签署了“日韩请求权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日本向韩国提供5亿美元经济援助。
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尽显疲态。1969年7月5日,擅长外交的尼克松在关岛提出了美在东亚的新政策,被称为“尼克松主义”(关岛主义)。尼克松希望缓和东亚局势,与日本结成“伙伴关系”,带上韩国,拉拢中国,共同制衡苏联。
如此,韩国如今日之越南,处于一个极其有利的国际局势之中。
本文以财阀经济为切入口,分析韩国现代化之路,思考其背后的东亚范式
韩国,一种典型的东亚范式
汉江奇迹:韩国政经篇
01. 汉江奇迹与财阀经济


1973年1月12日,朴正熙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重工业化宣言”,宣称韩国在1980年代初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1000美元。
同月31日,朴正熙听取了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的报告,报告指出,要改造工业结构,扩大工业基础;发展化学工业、造船、机械工业,还包括敏感的原子能等国防工业;引进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赶超北朝鲜。
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朴正熙最后下了指示:“要引进必要的外资!”
这是改变韩国命运的一次会议
朴正熙继承了张勉政府的韩元贬值策略,限制外商投资,建立科技研究院,以提高出口制造的竞争力。
朴正熙的秘书长金正濂和重化工业企划团长吴源哲提出,各领域选定一两个私人企业,在选址、公路、资金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朴正熙政府每个月都会与企业家召开出口政策例会,为出口制造业扫清政策障碍。
这就是韩国财阀经济的开端
今天韩国经济最大的特色——财阀经济,起源于日据时期,崛起于朴正熙时代
1973年7月3日,韩国浦项钢厂竣工投产,当第一口铁水流出时,其总经理朴泰俊高呼万岁,热泪盈眶。
1978年,浦项钢铁的产量已达550万吨,1981年增至850万吨。这家当年韩国政府扶植的标杆企业,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集团之一。旗下光阳钢铁厂、浦项制铁厂的产量分居世界第一、第二。
这家成立于1968年的钢铁厂,是韩国重化工业的开端,也是韩国工业经济的象征,也是韩国十大财阀之一。
当时,朴正熙出师不利,刚刚启动工业化,便遭遇第一次石油危机,出口业岌岌可危。
1974年10月,三星和大宇提出参照日本建立综合商社,并向韩国商工部提交韩国综合商社育成方案。朴正熙政府批准了综合商社,相当于确立了财阀制度,直接将韩国经济推向财阀经济
朴正熙希望组建大集团来抵御危机及快速崛起。韩国政府给予综合商社出口贷款优惠,支持他们兼并中小企业。三星物产登记为第1号综合商社,随后大宇、双龙、三和、锦湖实业、现代等逐一登记,并快速发展成为跨界财阀。
当时,现代、三星、LG、SK等大财阀获得的金融机构贷款,一度超过韩国信贷总量的70%。1970-1975年,现代、大宇和双龙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35%和34%。[1]
典型的案例便是现代集团。当时,现代集团的总裁郑周永考虑到石油危机的严峻形势试图放弃造船计划。
但朴正熙则极力推动,对郑周永说:“这哪能行,难道坐在我面前的人是当年建设京釜高速公路的那个人吗?”
当时现代集团的核心业务是基建设施,建设了京釜高速、泰国的帕塔尼纳拉西瓦高速以及越南的一个港口。朴正熙让政府给现代集团拨付了一笔贷款支持其造船业务。
1975年,现代造船厂竣工,但国际船运市场低迷。于是,朴正熙令国会制定一项法律,对使用韩国游轮向韩国运输石油的公司,给予特殊优惠。现代集团借此机会进一步拓展了国际航运业务,日渐成为造船与航运一体的大集团。如今,韩国成为了全球造船大国。
韩国,一种典型的东亚范式 拿什么拯救正在“消失”的韩国人?
现代集团另外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造车。
1967年,现代汽车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合作,引进福特技术生产“哥蒂拉”牌小汽车。1974年,现代汽车首款量产自主车型“小马”问世,并首次出口到国外。现代第一台汽车、第一条流水线的核心技术,都是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提供的。
“小马”是亚洲继日本之后第2个自主研发的车型。它的问世,标志韩国迈入汽车工业国家行列
受益于美日贸易战,现代汽车先与丰田公司合作,后与三菱汽车结盟,生产小马牌汽车并出口至美国。现代汽车第一年(1986年)投入美国市场,就创下16万辆的销售奇迹,一举奠定了现代汽车的国际地位。如今现代汽车,成为韩国第一大汽车品牌,是世界二十大汽车厂商之一,也是韩国十大财阀之一。
不过,真正给韩国带来繁荣的应该是电子产业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彩电全面赶超美国,巅峰时对美出口占彩电出口的90%,囊括三成美国市场份额。80年代,日本半导体及电子产业对美国造成巨大冲击。
美国分别对日本彩电、半导体及电子产业发动贸易战,限制日本彩电出口数量,对日本出口到美国的芯片及相关产品,发起301调查,征收反倾销税,设定美半导体在日占有率指标。
1987年,日本东芝公司向苏联出售违禁机床产品,美国对东芝公司进行制裁,禁止其产品对美出口长达三年。
如此,日本家电、半导体及电子产业逐渐下滑,直至衰落;而韩国的电子产业却快速崛起,并成为首屈一指的主导产业。
在美日贸易摩擦的夹缝中,韩国利用财阀模式抓住了这次产业转移和贸易替代的历史性机遇
韩国,一种典型的东亚范式 三星真的要回家了吗?
韩国三星、LG、现代以及大宇四大财阀,先主动吸收、模仿日美技术,后加强了对设备及人才的投资,从而在技术上建立了竞争优势。
在美国的帮助下,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KIST)于1965年5月份成立。韩国政府通过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推动了欧美先进国家的直接投资。Komi、仙童半导体、Signetics、摩托罗拉公司先后投资韩国,韩国的半导体封装和测试设备业务迅速崛起。
1967年8月,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学教授Kim Wan-Hee访问韩国,建议韩国政府重视电子产业发展,H吁韩国公司加入全球电子产业发展的大战略中来。
这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建议
韩国,一种典型的东亚范式 在日美争夺战中起飞的韩国半导体
韩国政府很快将电子产品的定位上升为六大战略出口产业之一;并于1969年1月通过了“电子业促进法案”,给出了一系列真金白银的补贴和出口刺激措施。
此时,三星创始人李秉喆捕捉到这一改变韩国国运的机遇,成立三星电子,立即宣布进入电子产业。LG的前身GoldStar是韩国电子产业的开拓者,三星则是集大成者。
三星公司只有137名员工时,李秉喆就派遣了多人前往日本学习电视和真空管生产技术。三星公司成立第二年,在日本合作伙伴的帮助下,三星电子设计生产了第一只真空电子管和第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而真正让三星在半导体领域建立主导优势的是韩泰半导体。就在三星电子成立之际,前摩托罗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分立晶体管公司之一)韩裔工程师康博士,与他的同学Harry Cho,还有著名无线电网络运营大咖金教授,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叫集成电路国际公司或称ICII。
ICII设计的芯片极为成功,甚至供不应求。为了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三人决定将芯片制造转移到韩国,并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韩泰半导体。
不过,正在筹建韩泰半导体的晶圆厂时,世界石油危机爆发,韩泰半导体资金告急。
此时,李秉喆及其儿子李健熙观察到这家公司的技术实力,绕过犹豫不决的三星领导层,以家族的名义驰援韩泰半导体,于1977年完全吃下韩泰,并更名为三星半导体。几年后,三星电子整合了三星半导体。
1979年,韩国政府试图围绕着生产16K DRAM的VLSI晶圆厂构筑一个庞大的财阀体系,其中包括三星、大宇、GoldStar和现代。
为了获得先进的技术支持,三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设立了分公司,专门寻求DRAM技术的许可。不过,摩托罗拉、日立、东芝、德州仪器都拒绝了三星。所幸的是,美光科技向三星敞开了大门,同意向三星授权它的64K DRAM设计。
韩国,一种典型的东亚范式 可怕的三星帝国
这是三星迈向全球最大芯片厂商的关键一步
如今,三星已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企业。韩国拥有全球22%的半导体市场份额,仅次于美国成为半导体制造大国。
在朴正熙时代,韩国经济腾飞与财阀深度捆绑。1979年,韩国GDP从1962年的全球第101位跃居到第49位;人均GDP从1965年的108美元(比中国多10美元)跃升至1783美元(接近中国的10倍);电视、冰箱、洗衣机在韩国城市家庭已极为普遍。
1980年,韩国前十大财阀营收的GDP占比已达48.1%,财阀根深叶茂,富可敌国
就在韩国经济腾飞的1979年,朴正熙被其心腹、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枪杀。
朴正熙死后,韩军保安司令、陆军中将全斗焕发动政变D权,全斗焕、卢泰愚先后执掌韩国。这两位都曾经是朴正熙的警卫,他们掌权后依然按照朴正熙的经济思路往前走。
韩国,一种典型的东亚范式
02. 军政倒台与历史跨越
在警卫执政时代,韩国经济和财阀持续高歌猛进,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汉江奇迹”。韩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1715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5817美元,199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963年的9倍。
该如何评价汉江奇迹?
政治强人和财阀经济的胜利,还是自由市场的结果?
朴正熙政府及韩国财阀,是韩国市场经济启动的重要力量。但汉江奇迹的内在动力来自国际技术及资本的转移
在美苏争霸和美日贸易战的大格局下,亚洲工业经济呈现“雁行产业发展形态”(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朴正熙懂得小国生存之道,获得了来自美日转移而来的大量现成技术和国际资本。
但是,汉江奇迹的底色依然是军政府支撑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强人倒台后,韩国维新体制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愈演愈烈。这是任何传统国家发展自由市场终将面临的一道坎
1972年,朴正熙宣布维新宪法,禁止一切政党及全体国民的政治活动,实施新闻审查,推行维新体制。
维新宪法发布后,高丽大学学生爆发示W游X运动。朴正熙签署“紧急措施7号”令,派军D占领高丽大学,禁止学生游X示W,逮捕反抗学生,不经过法院直接判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
朴正熙被刺杀后,崔奎夏代理总统,韩国民主化运动崛起,一度出现“汉城之春”。但是,一个多月后,全斗焕发动肃军政变成功夺Q。金大中、金泳三率领民主人士发表《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引爆大规模的示W运动,要求全斗焕下台。
1980年5月,全斗焕宣布紧急戒严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动,逮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人,造成4000多人伤亡。这就是著名的光州事件
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朴正熙和全斗焕政府都面临政权合法性的挑战。为了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荣耀,以涵盖政权合法性问题,全斗焕成功申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但是,令全没想到的是,汉城奥运会给了韩国民主化运动千载难逢的契机
1987年6月,因汉城大学学生朴锺哲被拷打致死事件,韩国掀起了民主化运动的高潮。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全斗焕政府压力巨大。国际奥委会给韩国政府发出取消韩国奥运主办权的警告。
这时,全斗焕不得不退居幕后,推举卢泰愚出面平息事端,并参选下一届总统。
6月29日,退无可退的卢泰愚面对记者们宣布一系列妥协措施。其中包括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赦免金大中;保障民权;主张言论自由。这就是八点民主化宣言(六二九特别宣言)。
韩国,一种典型的东亚范式 勇敢拆穿韩国体坛黑幕的人
这届奥运会,改变了韩国的国运
1988年汉城奥运会如期召开。这一年,韩国宪法修订,规定经济自由化和民主化。这对财阀经济发起了挑战。
1988年,是韩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可以说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人类历史上,各国家的演进都面临一次历史性跨越,即从自然国向法治国跨越在1990年前后,国际局势动荡,很多国家都面临这种机会。但目前,多数国家都并未完成这一壮举。韩国是幸运的,他们借助奥运会改变了国家的历史
韩国军政府面临的遭遇与伊朗巴列维王朝是一样的,即独裁政府的现代化改革悖论。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在1962年提出关于“革命何时爆发”的“戴维斯J曲线”。戴维斯认为,贫穷本身不足以引发革命。最容易爆发革命的国家不是封闭国家,也不是开放国家,而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
我在《伊朗,何以至此》指出,独裁君主的国家现代化之路,是一个自毁“江山”的过程。改革中的独裁君主制,只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临时制度。[2]
这种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稳定性降低,经济持续增长,一旦经济失速,可能导致现实与期望的失调。这种心理挫折感,及开放后对不公平的低容忍度,是滋生革命的土壤。
但是,韩国军政府及韩国国运,与巴列维王朝及伊朗是完全不同的。卢泰愚选择自我革命,而巴列维则是被革命。一个国家迈向法治国,一个国家则倒退到政教合一的统治
这种差异,值得我们深思。仅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朴正熙推动的国家资本主义,虽以财阀经济为内涵,但也是外向型经济,经济利益惠及范围更为广泛。巴列维王朝发展的石油经济,与伊斯兰民众的利益关乎不大,相比较而言,韩国走向开放经济体的趋势很难被逆转。
1990年,卢泰愚试图抑制财阀经济以缓和政治压力。不过,财阀势力激烈反抗。1992年1月8日,现代集团的郑周永对外公布,自朴正熙政府以来,现代集团每年向当局缴纳数十亿韩元的政治资金。这一政治丑闻严重地打击了卢泰愚政府的威望。两天后,郑周永宣布成立韩国国民党,亲自参加韩国大选。
1992年大选,郑周永败北,金泳三当选总统。
这次大选具有标志性意义。金泳三是韩国第一位非军人总统,是民主化运动的胜利。不过,韩国刚刚送走了军人总统,又迎来了财阀政党的直接竞争。郑周永是韩国第一个参选总统的财阀。郑周永建党参选,标志着韩国财阀通过合法手段,直接参与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
从此,韩国平民势力与财阀势力在总统舞台上赤裸交锋,血腥争斗,一次次上演“青瓦台诅咒”
舆论开放让财阀政治陷入被动,财阀的政治丑闻、性丑闻被曝光,甚至被拍成影视剧。金泳三上台后彻查了全斗焕和卢泰愚时期的政治资金问题,将全卢二人投入大牢。
同时,金泳三推动韩国经济全球化,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加入经合组织(OECD);废除了“经济计划”,推动国家资本主义转向国际化自由经济。
韩国,一种典型的东亚范式 华为与三星的“双输”
03. 民运总统与财阀政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重创韩国经济
次年,韩国经济增速暴跌至-5.13%。要知道,在江汉奇迹时代,韩国经济增速在大部分年份都超过8%。
这场危机差点让韩国这个国家破产。1998年,韩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历史最高点的110%,企业平均负债比率超过400%。韩国违约企业数量高达22828家,债务风险传染到银行系统,银行不良贷款率快速攀升。[3]
危机爆发时,韩国的外汇储备只有50亿美元,而短期外债高达583.7亿美元,汇率市场岌岌可危。
韩国政府紧急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援助。后者给韩国政府提供了570亿美元一揽子贷款,将韩国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是,改革财阀体系,整顿金融系统,开放外商投资。
当时,韩国舆论对此引发激烈论战,一部分民众认为,经济开放可借助外部势力终结财阀垄断、割除经济顽疾;另一部分则认为,这是丧权辱国的合作。
韩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严重地损害了既得利益者——财阀,后者试图掀起民族主义大棒抗拒改革,大力抨击金泳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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