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张宝玺现象》
（1）
张宝玺的作品确实还没有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也没有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更没有出现使读者“发烧”、令评论家注目的新突破，因而很难说在文坛上构成了什么气候。我之所以把张宝玺的创作情况当作一种“现象”来看，是从我在农村搞“文艺绿化”这个狭小的角度着眼的。
平生我搞过两次“文艺绿化”工程，都是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又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是七十年代初，地点在北京郊区农村，以通县为基地，悄然无声做起来的；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地点在冀东，以三河为中心，辐射它的周边邻县，是以“大张旗鼓”的架势开始的。
有意思的是，这两次工程，都与张宝玺的创作活动发生了必然的密切关系。
七十年代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我有幸被北京市领导者看重，从房山县周口店公社龙骨山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村子抽调出来，执行的写作任务是给轰动一时的风流人物——大兴县大白楼村已故生产队长王国福写传记，从而使我重新获得拿笔写作的权利，又回归我所钟爱并为之献出青春年华的文学事业。当时农村的文艺园地凋敝荒芜，很让人焦虑。我重新拿起笔来之后，曾跟工人出身的诗人李学鳌一起发誓，要为革命写“争气的作品”。我和李学鳌都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信徒，即使在极左思潮恐怖可怕的情形下，我们也认为搞写作就是干革命，文学是革命机器上的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因之，把鼓动、扶植文学青年的创作活动，当作“革命事业”，自觉自愿去做。所以他到密云铁矿去“鼓动、扶植”工人业余作者（如今在作家出版社当副总编辑的
《张宝玺现象》
（1）
张宝玺的作品确实还没有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也没有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更没有出现使读者“发烧”、令评论家注目的新突破，因而很难说在文坛上构成了什么气候。我之所以把张宝玺的创作情况当作一种“现象”来看，是从我在农村搞“文艺绿化”这个狭小的角度着眼的。
平生我搞过两次“文艺绿化”工程，都是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又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是七十年代初，地点在北京郊区农村，以通县为基地，悄然无声做起来的；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地点在冀东，以三河为中心，辐射它的周边邻县，是以“大张旗鼓”的架势开始的。
有意思的是，这两次工程，都与张宝玺的创作活动发生了必然的密切关系。
七十年代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我有幸被北京市领导者看重，从房山县周口店公社龙骨山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村子抽调出来，执行的写作任务是给轰动一时的风流人物——大兴县大白楼村已故生产队长王国福写传记，从而使我重新获得拿笔写作的权利，又回归我所钟爱并为之献出青春年华的文学事业。当时农村的文艺园地凋敝荒芜，很让人焦虑。我重新拿起笔来之后，曾跟工人出身的诗人李学鳌一起发誓，要为革命写“争气的作品”。我和李学鳌都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信徒，即使在极左思潮恐怖可怕的情形下，我们也认为搞写作就是干革命，文学是革命机器上的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因之，把鼓动、扶植文学青年的创作活动，当作“革命事业”，自觉自愿去做。所以他到密云铁矿去“鼓动、扶植”工人业余作者（如今在作家出版社当副总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