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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公黄可润在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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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勇/文
甘薯,也叫番薯、红薯、白薯、山药、地瓜等,是一种高产粮食作物。它不是我们中国土生的物种,而是外来的。
甘薯源于美洲,由印第安人种植成功。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东莞虎门人陈益从西班牙殖民地吕宋岛(属菲律宾)引入广东,开启了旱作种甘薯的先河。1593年5月,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又从吕宋岛携回甘薯引种到福建。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并撰《海外新传七则》推广种植甘薯。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详细记述了甘薯的种植方式。
那么,我们河北平原什么时候开始种植这种东西,又是谁开创了这种农作物种植的历史呢?他就是清代乾隆年间的无极县令黄可润。
黄可润是清代著名的地方志和地情专家。在无极任上,他不仅想方设法把甘薯引种到无极并推广,还教民种树防沙、推广纺棉织布、大力发展井灌农业,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黄县令洞悉地情
黄可润,字泽夫,号壶溪,福建龙海市角美镇西边村人。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辈都以孝行为乡里所称道。黄可润在家庭的熏陶下,淳朴好学,善于思考,具有经世才学。乾隆四年(1739年)他考中进士,试职为直隶省满城、行唐两县的见习县官。后因政绩突出,相继出任无极、大城的知县。此后不久慈母病逝,他回家为母亲守孝三年。期满后出任宣化、易州知府。他在畿辅为官20多年,每到一县一州,都先探悉县情民情,思考富民之策。后世称他是“通才达识”。他非常重视地情研究,在直隶为官期间,先后主持编纂《无极县志》《宣化府志》《畿辅见闻录》等地方志书,都很有影响。因此,在历史学、方志学领域,人们都知道黄可润是清代著名的地方志和地情专家。
黄可润在无极任知县时,对雍正王朝十三王爷允祥和大学士朱轼发展水田的作为,进行了科学的反思和公正的评价。他认为:十三王爷在直隶主持的营田水利,成就应该肯定,适合营造水田、种植稻子的有顺天府、正定府、顺德府的部分地方。尤其是水涝之年,发展营田水利,是造福一方的创举。而一些干旱地区,则适合种大麦、小麦、荞麦等旱作作物,即使大旱之年稍有灌溉、土略潮润,也有五六成的收成。而稻田需要漫灌,费水,华北平原气候干燥,所以缺水的半干旱地区,不宜发展水田。

引种甘薯的“地瓜公”
黄可润这个有思想的才子在无极县任职时,还干了几件造福千载的大事。
第一大贡献,就是把甘薯引种到无极并在直隶省推广。他在无极任上遇到了大旱,于是思考对策。他家乡福建是较早引种甘薯的地区,于是派人走几千里,从福建买回甘薯藤数十万条,交给无极县的农民种在旱地里,开启了北方种植甘薯的先河。但第一年收成并不好。第二年,黄县令聘请种植甘薯的行家,传授甘薯秧苗的繁育技术。但因直隶省初春的气候寒冷,育苗温度很难控制,所以福建甘薯育苗的方法很难适应华北,推广不顺利。而同一时期,高邑廉吏李渭在山东德州引种甘薯获得成功,运用暖床加温技术解决了初春培育甘薯苗的难题。于是黄可润派人到德州学习,请德州的甘薯育苗行家到无极教给农民育秧技术。在旱地广泛种植后,农民都获得丰收,一亩竟“可获千斤”,使无极百姓靠甘薯种植旱涝保收。所以,当地百姓尊敬而亲切地称黄可润为“地瓜公”。
恰好清代名宦方观承当时任直隶总督,他是清代乾隆年间具有民本情怀和大才的一代名宦,是直隶总督中的佼佼者。方观承不仅博学多才,能写会画,秉公直言,而且爱民勤政。他编制的《棉花图》,请皇帝御笔题诗,刊印《御题棉花图》,对推广棉花种植、纺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他大力支持黄可润在直隶省的旱地推广种植甘薯,亲自主持在正定府、保定府“饬各属劝民种植,以佐食用”,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这些干旱地区百姓的温饱。因此,时人将“甘薯”也称为“方薯”,就是民众为了纪念两度出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方大人推广甘薯的历史贡献。而无极县令黄可润,则是直隶省推广甘薯种植的启蒙者和先驱。

治沙、推广纺织技术
除了引种甘薯外,黄可润在无极当县令时还大力推进防风治沙。
他亲自种树,并教农民种树治沙,开启河北平原种植防护林的先河。他将无主之地根据劳力多寡分为三等,上户三十亩,中户二十亩,小户十亩,分给每家每户植树,并让他们在防护林带中种植庄稼。《无极县志》记载:四年以后“一望青葱,且成树者,风沙不刮,中可播种杂粮,民生渐有起色”。
另一件大事,就是黄可润积极支持直隶总督方观承进一步推广纺棉织布。
黄可润的妻子王氏是贫家出身的善良妇女。黄可润当生员读书时,她就在旁纺织。黄可润任无极知县时,让妻子带着纺车继续坚持纺线织布。她还亲自教给无极妇女制作纺棉花的纺车,官民如一家。直到黄可润做了易州知府,这位勤劳善良的黄夫人依然在地窖里日夜纺织,结果,染了寒疾而病逝在官舍。河北的百姓都非常敬重这个黄夫人,说她有“母仪之德”。

大力发展
井灌农业
黄可润在无极,鼓励农民打井,发展井灌。他在《无极县志》中说,地亩惟有井为园地,园地土性宜种二麦、棉花。按照中等年景计算,每亩可收麦三斗,收后还能接种秋庄稼。棉花每亩可收七八十斤。还能种植高粱、黍豆等项。井地与旱地,能差三四倍的收入。
对于打井技术,黄可润说,打井之地,四五丈可以得水之地皆可打井。用辘轳则易,而用水车则难。水车之井浅深须在三丈上下,地中不带沙石而且还必用砖包砌。
因为井灌农业的收益较高,掘井成为清初农务的一件要事。
当时无极县添挖新井800眼,在黄可润的带动下,周边各县纷纷打井,发展井灌。譬如藁城打井6300眼、晋州打井4600眼,栾城打井3620眼。赞皇、元氏、行唐、正定、获鹿等县的挖井数均以千计。
历史证明,允祥、朱轼在水患之时,发展营田水利,造福民众,是因时制宜的高明决策。而黄可润在无极干旱的平原坡地,发展旱作农业,积极推广井灌,引种甘薯、防风治沙,则是因地制宜之举。
黄可润调离无极时,“士民攀辕送者万人”。之后,黄可润任易州知府,依据《图经》上书请准筑坝,注水灌农田万顷,再导水环绕易州城,使城墉墙更为坚固,乾隆命名为“安河”。他先后在宣化建立柳川书院、在易州建立泉源书院和凌云书院,培养人才。师生的膳食补贴,由他“割俸赎田充之”。黄可润于乾隆二十八年迁知湖北黄州府,旋改知河间府,任中病逝。
由于雍正、乾隆年间有不少这样有作为的官员兴修水利、治理地方,正定府一带经济富庶、河渠密布。正定府沿滹沱河浅滩的稻田,每年收成都很好。不仅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还节省了国家南粮北运的大批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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