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不赖陈圆圆,是因为道士点化?

2016-11-01 17:44阅读:
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不赖陈圆圆,是因为道士点化?
吴三桂知道自己可能要背上千古的骂名吗?知道又如何?
文/张大春
摘自《大清的角落》,(去京东购买),东方出版社。
从人情之常的角度去看,任何人要叛离一个国家或社会,都既是鲁莽的,也必然是思虑的结果。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的国家生存不下去——哪怕仅仅是杞人忧天地以为自己在本国将受尽迫害,只有在他国甚至敌国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才会想到离开这个国家。当他的离开可能引起其他国人对自身安全的疑虑时,国人就会指称这是“叛逃”了。
那么叛逃者的处境如何?真有那么严重吗?在旁人看来,答案可以有很多。可是,从叛逃者的角度去思索,绝不会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么简单浪漫的事。叛逃的人比移民的人要算计得更多——因为他要告别的人、告别的事物、告别的环境、告别的生活乃至告别的价值更多得多,而且告别得更彻底、更久远。
这里就要回到“权”字上来。
“权”是度量的意思,“权”的对象自然是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评估出来的价值。当世所获享的名利权位之得失损益,即便不能量化,还是可以算计的。最难算计的是后世的评价,因为没有人知道历史由谁来写,写成的历史又会由谁来翻案。叛逃者即使一时受谤,也不见得在较大尺幅的历史叙述上吃亏。
举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比如我国台湾当局从民国四十年代就搞的“毋忘在莒运动”,且不说此“莒”原先是管仲谏齐桓公的故事,硬给错用到田单身上,单说这运动所示范的正是一套“文本的任意翻转与缩减”。无论主政者是否知道全面的史实,田单“以寡击众复兴齐国”的故事却必须从他原本的上下文中割裂、抽离出来。所以,田单日后投奔赵国(不忠于齐)的结局不必为大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田单——以及像“少康中兴”“勾践复国”这一类有过以寡击众而成功的经历的主角——都在进入国民党制定的历史中遭到缩减,与其所系身的上下文彻底断离。人们大概不容易知道,田单也是个叛逃之人。
当所谓“历史评
价”的不定性如此之高,那种吾人信奉且遵循的大小民族主义的召唤又如此茫昧漫漶,叛逃行为所可参考的权衡标准就松动了,各种相互冲撞的价值在一言以蔽之的“多元”之下都造反有理起来,既然盗亦有道是难能可贵的,那么乱臣贼子不也有乱臣贼子之道吗?一个以田单为楷模的革命军人始终不知道“田单最后还是叛逃了”则还罢了,一旦他忽然发现了这一点,崩溃的不是田单的形象,而是假借田单片段的事迹所空构出来的国家信仰。我们当然可以说:田单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那么吴三桂又为什么可以呢?
吴三桂是江苏高邮人,凭借多年的军功得以不断高升。当李自成向北京进发时,崇祯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放弃关外的宁远城守备,入京“勤王”。吴三桂接到命令之后,带领关内外几十万军民西向,可是他逡巡再三,犹豫不决,走得很慢。终于等到京师陷落、崇祯殉难的消息传来,吴三桂遂掉转马头返回山海关。为了要保全其身为一个军阀的既得利益,吴三桂不是归降李自成,就是投靠清军,这是他原本就举棋不定的事。其实,举棋不定的不只是吴三桂,还有李自成,还有多尔衮。
多尔衮搞不定的是怎么打。毕竟山海关位于从东北进入华北的咽喉。正因为山海关据险扼要,清军一向以来无法长驱直入,要打,只有绕道蒙古过长城,以游击围点的战略南进。皇太极所谓:“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仆。”不过,崇祯十六年仆倒的大树是皇太极自己,他死在沈阳,幼子福临即位,是为顺治。对多尔衮来说,不只是怎么打,还有打谁的问题。此际,陕西流寇终于从居庸关长驱直入,一举攻下北京。崇祯帝吊死在煤山,明朝灭亡。
此前不多时,多尔衮刚接受了明降臣范文程的建议南向推进。当他率领14万大军过辽河时,才知道李自成已于前一月攻占北京,明朝亡了。多尔衮转念一想,并不认为他能够从山海关西下,直迫京畿,所以也举棋不定起来。为了整体的战局着想,是应该绕道蒙古迅速出兵,还是保存实力缓兵徐图,这更是一个两难。最后,另一个明降将洪承畴坚决主战,且以为事不宜迟。由此,多尔衮才决定:攻打北京。
在李自成方面,他自从进入北京之后,当然意识到吴三桂的重要。而从北京方面向关外望,山海关问题是背上的芒刺,不除不快,可是这里也有一个两难:是剿?还是抚?
李自成思之再三,终于考虑大军初定,应先休养生息,便派人劝降吴三桂,议订犒银四万两、黄金千两,另有敕书一通,封吴三桂为侯。此外,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原先负责掌管京师兵马(卫戍兼后勤司令),已在北京被捕,李自成也叫他给儿子修书劝降。
吴三桂无奈,决定投降。但是当他率部进京,走到永平府西沙河驿的时候,却突然掉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对于吴三桂再次向后转,这里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李自成军入京后实行追赃助饷,狠狠修理了吴襄一顿,导致吴三桂反悔。另一种说法就是,谍报传来——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将领刘宗敏劫了去,于是才有了吴梅村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第三种说法是,吴三桂在西沙河驿遇上了一个道士。那道士愁眉苦脸地跪坐在一间破庙门口,见大将军仪仗到了也不回避。吴三桂心实异之,看那道士一张簟席,一只泥垆,正在烤火取暖。道士一抬头,忽然笑道:“将军请坐。”
吴三桂甲冑在身,不方便立刻坐下,迟疑间听那道士又说:“将军是挨着箦(贼)坐呢?还是捱着垆(虏)坐呢?”吴三桂一听就明白了,上前一揖,问道:“确乎是两难,云驾以为如何呢?”
道士接着说:“以箦扑垆,火势越盛;以垆焚箦,顷刻间灰飞烟灭矣!”这道士的传说似乎荒诞无稽,但是颇有深意——道士的话里隐含的玄机是:无论投靠哪一边,都不具备道德的正当性。而道德评价却可能是由力量而定夺的。吴三桂最后的考虑显然是选择偎大边而已——一个以军事行动之成败为唯一考虑的决定。
吴三桂知道自己可能要背上千古的骂名吗?知道又如何?当年帮助赵匡胤打天下的大将曹彬就被耍过:赵匡胤原先允诺诸将,平定江南之后搬师回朝,大将封相,结果这事“黄”了,只赏赐了大笔金银,还说:“如今平定了江南就封相,那将来再平定了河东之后,我拿什么封你们?皇位吗?”曹彬的感慨是:“做官不就是为了钱吗?有了钱,干吗一定要封相呢?”吴三桂也许听说过曹彬的感慨,只不过曹彬愿意被政治领袖玩很多把,吴三桂则选择了自己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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