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的高超公关手段:平衡血缘与政治的关系

2016-11-07 16:12阅读:
文/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摘自《晚清的四张面孔》,去京东购买,东方出版社。
慈禧太后的高超公关手段:平衡血缘与政治的关系
慈禧太后出面垂帘听政,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亦多有异议。1860年8月咸丰帝死后,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姑且不论,即使是光绪帝亲政后,亦有一些亲帝官员对慈禧太后继续干政颇为不满。恭亲王奕訢在任议政王之初,对于慈禧太后亦多有不满,甚至是不敬。
一个不容忽视和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朝野上下却没有任何人指责慈禧太后对于爱新觉罗家族不忠,其根本原因在于她在两个问题上,处理把握得较为得当。
第一,未予那拉氏家族族人以显爵重任。辛酉政变后的1862年1月17日,慈禧太后的大弟照祥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同年的9月11日,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祖父景瑞、曾祖父吉郎阿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并未如武则天那样,立武氏七庙,追尊上五代祖)。以上的封爵,皆为清廷对于皇后或皇太后家族的恩封惯例,而非“违制”的特例清廷对皇后或皇太后家族的恩封,最初有追封亲王、贝勒、一等公、一等承恩公等各种封爵之制。
在此笔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慈禧太后的大弟照祥、二弟桂祥先后被封为三等承恩公,这仅是清廷的一种爵位,而不是清廷中的实授官职。爵位与实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照祥曾官至护军统领;桂祥曾历任乌里亚苏台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工部右侍郎、山海关副都统等,义和团运动时,官至清神机营管理大臣,品秩正三品。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桂祥仅能以扈从身份,坐于慈禧太后车外,伴随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向太原、西安方向逃避。但据章伯锋先生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47页载,桂祥于1896年8月卒于山海关副都统任上。照祥、桂祥所任官职,虽亦为清廷的较高要缺,但并不掌握清王朝的实权重权。
慈禧太后“在执政的时候特别讲皇家的伦理传统,八旗组织是尊卑有序,慈禧在任用官员的时候着重任用爱新觉罗家族
,并根据大清制度起用一些汉人的能人。在任用国家人才上,为了避嫌,对家人采用安抚的形式,给予名誉上的职位,并没有让他们做重臣……慈禧不用娘家人,也是尊重大清的血统,同时也让别人看一看,自己并没有为家里人谋什么福利”。
这虽是慈禧太后家族后人的看法,或许多有揣度的色彩,但揆之以历史事实,慈禧太后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的确没有给任何人留有外戚干政揽权的感觉与口实,更无事实把柄。无论是正式的官方文件,还是私人日记笔记;无论是清廷中的“帝党”成员,还是其“政敌”(即使是笔锋尖锐,一度对慈禧太后恨之入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亦如是),皆无指斥其重用族人的记载。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慈禧太后,亦未见有人指责其对爱新觉罗皇统的不忠。据笔者所见,只有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纪》的记载。这在隆裕太后的权力安排问题上可得到充分的佐证。
慈禧太后与隆裕太后,皆出于那拉氏,“一门两世,正位中宫,都人荣之,称大方家园桂公府为凤凰窠(巢)”。恭亲王奕訢虽曾说过“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慈禧太后母家所在之地)”之类的话,但其显然是对慈禧太后专权,导致大清王朝日趋衰败的不满与忧虑,并非指斥慈禧太后对爱新觉罗家族不忠。
慈禧太后临死之前,遗命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以载沣为摄政王监国;同时又谕命,“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即其侄女隆裕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慈禧太后此前强指自己的侄女为光绪帝的皇后,当然系出于私心。慈禧太后临死前虽赋予隆裕太后以是否旨准清廷重大事件的权力,但却没有安排隆裕太后如自己那样,以太后的身份直接出面垂帘听政,有些学者,甚至是辞书认为,慈禧太后死后,隆裕太后亦曾出面“垂帘听政”,此说不确。而是让她退居于幕后。原因有二。
其一,慈禧太后对于隆裕太后的政治权威和权术能力不大信任。载涛即曾明确指出,慈禧太后深知隆裕“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因此,“决不可能叫她来重演‘垂帘’的故事”。
其二,事情也许真的有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中所说的那样,慈禧太后临死前对于自己出面垂帘之事,颇有悔意,曾留有遗言称:“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
隆裕太后对于慈禧太后的这一人事、政事,特别是权力安排,似乎很不满意。载润曾回忆说:光绪帝逝世后,“隆裕一心想效仿慈禧‘垂帘听政’。迨奕劻传慈禧遗命溥仪为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之旨既出,则隆裕借以取得政权的美梦,顿成泡影,心中不快,以至迁怒于载沣”。
“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贪立幼君”溥仪,这纯粹是“从她的私见出发安排的”,“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载涛先生的这一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但有两点值得人们思考。首先,载涛虽说此系慈禧太后出于私见,但细揣其意,却是意指慈禧狭隘的个人得失之私见,而并非那拉氏家族的私见,更非引发爱新觉罗氏与那拉氏两家族矛盾的私见。其次,如果说慈禧太后完全是出于个人私见,由其亲侄女隆裕太后直接垂帘听政,把握清廷最高权力,岂不更为稳妥?在笔者看来,慈禧太后的上述安排,既是出于个人的得失私见,同时又是归还清廷最高权力于爱新觉罗氏的综合考虑。
慈禧太后的高超公关手段:平衡血缘与政治的关系
第二,慈禧太后所选立的两任小皇帝——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都是爱新觉罗家族当中,与皇帝的血脉、血统关系最近的亲王后代,从而保证了大清皇统不曾旁落远支宗亲,更未旁落于外姓权臣。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始终把自己的利益与大清皇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至少是把自己打扮成爱新觉罗皇族利益的一个忠实的捍卫者。
慈禧的一切独断专行,虽会引起皇室亲王和其他朝臣的不满,但却没有人怀疑慈禧太后对于大清朝,对于爱新觉罗家族有所不忠或威胁。至于慈禧太后多次选立小皇帝,以及其与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惇亲王奕誴等人的矛盾与斗争,不但皆被他人理解为,即使是清皇室诸亲王亦认同是大清朝内部的权力之争,甚至不过是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叔嫂家务之争。
1861年8月咸丰帝死后,肃顺等人以“搁车”的形式要挟两宫太后。慈禧太后向其胞妹醇郡王奕譞的福晋哭诉说,肃顺等人“欺我至此,我家独无人乎?福晋言:七爷在此”。慈禧遂命醇郡王入见。醇王又向慈禧献言“此事非恭王不办”。
在此,慈禧太后显然是把自己置于爱新觉罗氏皇权的真正代表者的地位,将自己与八大臣的权力斗争,轻易地转化为爱新觉罗家族内部近支亲王与远支宗亲(如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及外姓家族(如穆荫、匡源、杜瀚、焦祐瀛等人)的权力斗争。
慈禧太后在热河草拟的治罪八大臣的上谕,也是其“请七兄弟改写”后,带回北京宣布的。恭亲王奕訢当权时,每被召见,两宫太后都称其为“六爷”,命人“给六爷茶”,以致奕訢因天长日久的叔嫂关系而淡忘了君臣间的等级尊卑关系。
慈禧太后本人在很多情况下,是以嫂嫂与小叔子间的关系来处理其与恭亲王奕訢的政务与权力之争的。慈禧太后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朝野上下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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