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圣诞节

2016-12-27 10:09阅读:
苏联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圣诞节
十月革命后,苏联取消了圣诞节的正式节日地位,但民间却一直保持着过圣诞的传统。在1990年的变革之风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当局恢复了作为国家法定正式节日的圣诞节。
就在这个圣诞节前后,在波兰访学的中国学者金雁来到当时的苏联参观,记录下她在列宁格勒见到的一切。一年后,1991年的圣诞节当天,苏联宣布解体。
文/金雁
1990年11月25日晚我们抵达莫斯科,在乘车往普希金语言学院的途中,经过红场时就看到了政局动荡的标志:几辆汽车被掀翻在红场上燃烧着。显然,这里刚刚有过街头冲突。到了普希金语言学院,我在熟人住处看到的第一份报纸便是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的《民主俄罗斯报》(据说该报当时发行100万份),头版通栏两幅形成对照的大照片,一边是集会的人群举着打了叉的列宁画像,上面写着“打倒列宁主义”;另一边是叶利钦兴高采烈地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横幅下,横幅上的字迹不清。照片下是一行文字说明:“1990年11月7日,在哪一条街上是节日?”莫斯科的气氛就此可见一斑。
普希金语言学院性质类似于波兰的罗兹大学语言学院和我国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是主要面向外国人的本国语言学府。现在这里中国人很多,绝大部分是前来进修的俄语教师和翻译。与我们这些在罗兹学波语的人不同的是,他们无须转换语种,而多数人原来俄语就很好,所以都不怎么安心上课,常一批批地出去周游东欧。苏联的车票极便宜,周游东欧的往返票只要120卢布。而从国内带来一件皮夹克在这里就能卖到3000卢布,真是何乐而不为?
在普希金语言学院住了两天,就住不下去了。因为这里作为“涉外单位”,按旧体制的传统,门禁极严。把门的是克格勃人员,每次都左右盘问,非得要熟人亲自到大门来接才能进去。我于是转到了列宁 共 青 团中央团校的另一朋友处。中央团校在“改革”中已经变成了一所“中性”的青年学校。各党各派的青年会议、青年干部短训班,都可以在这里开。我去的那天,正好有个类似沙 皇时代的童子军那样的组织在那里召开会议。
作者在列宁格勒。
苏联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圣诞节

动荡前一年的苏联什么样?
晚上打开电视,里面正播放苏联电视台每星期六晚举办的一个时间颇长的问答节目。内容是由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与其他方面的专家,当场回答各阶层人民就当前经济与社会状况提出的问题,或者反过来由人民回答学者们的各种提问,犹如现场民意测验。还有现场录制的各种不同意见的街头辩论。问答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有的带有较强的理论性,有的则近乎戏谑或政治幽默。例如问一位街头的老太太,她认为自己应拿多少工资才令人满意?老太太回答:“和戈尔巴乔夫一样多才比较满意。”问一位青年人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他打算干些什么?答曰:“当流氓、无赖。”
苏联当时在政治上有点像二月革命以后,党派林立,报纸刊物繁多,言论高度“自由”,什么东西都允许公开。我在街上就好几次看见卖沙皇“圣像”的。我到苏联前不久,在十月革命73周年的游行队伍中,举列宁像的和举沙皇像的均有,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与“自由派”人士大唱对台戏。漫画、政治笑话满天飞,我第一次见到时,为之瞠目结舌,见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在地铁车厢中可以看到大多数乘客都拿着各种小报,边乘车边阅读。小报上经常出现什么“加加林死亡之谜”“从未公开的档案”“十月革命的真相”“列宁的情妇”等题目。漫画就更加不成体统了,什么严肃的政治问题都用夸张、丑化的形式来表现。
然而在另一方面,苏联的清规戒律又似乎很多,有些甚至相当严。有人说当时的苏联有三多:警察、军人与便衣多,小报、刊物多,喜欢读报、热衷于辩论、关心国事者多。这话不假。与波兰平时难得见到警察、甚至连交通警也很少的状况相反,苏联则民警、克格勃人员与军人随处可见。一些场合的盘查十分严厉,我前面说的普希金语言学院就是一例。一次我去那里找人,恰巧据说那里有亚洲人贩毒,我出来时就被守门警察扣下了,并遭到严厉的盘问,直到熟人闻讯赶来解围才得脱身。据说苏联现在反对派的集会、演讲活动都有大批克格勃便衣严密监视,虽然一般不加干预,但谁干了些什么、谁讲了些什么,都是记录在案的。所以不少人都担心一旦政治气候变化,他们将被追究。尤其是在敏感场合露面的外国人,很容易被注意。不止一个中国进修人员对我说过,他们到冬宫广场(列宁格勒)或阿尔巴特街(莫斯科)听了几次反对派的演讲,就被盯梢了。有个进修人员还说,他有一次对集会的反对派人群拍了几张照,离开时在一巷口就被便衣拉住,强行把底片曝了光。因此他们都告诫我不要去凑热闹,更不要带相机去。我于是谨记忠告,几次在广场上见到集会都是一路走过,不敢逗留。根据我得到的印象,苏联警方对外国人的态度一般都较差,而在外国人中对我们中国人又比对欧美人更为严厉,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他们是担心外部势力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那么难道他们不知道西方人对此的兴趣要大得多,而我国从来是支持苏联稳定的吗?抑或另有缘故?
此外还实行对私人信件进行检查的制度,尤其是国际信件,据说都要经克格勃的高技术检查手段来“处理”。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苏联寄信到中国,要比从大多数欧美国家都慢得多。在莫斯科向国内发一封信,要过一个月才能寄达,而距离更远、交通联系更少的波兰省会城市罗兹,寄往中国的信反而只需12—15天就到了。
在苏联的图书馆、档案馆看书、收集资料,乃至像集邮这种小事,也有种种限制。我既吃了研究苏联这碗饭,到苏联一趟总免不了要跑跑图书馆与档案馆。然而遇到的诸多限制,是来华查阅资料的洋学者以及我在波兰各大图书馆所从未领教过的——当然,我所指的是不涉及敏感领域的情况下。查阅手续烦琐倒还罢了,复印是完全不可能的,仿佛他们馆藏的所有书籍都是珍善秘本或敏感文件一般。苏联的图书馆,包括闻名世界的莫斯科国立列宁图书馆和列宁格勒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图书馆在内,都很少提供复印服务,街上也没有我国城市中近年来随处可见的复印店。我初时殊不可解:虽说苏联民用电器技术落后早有耳闻,总不至于连国家图书馆都装不上复印机吧?后来才知道,主要是政策对于图书复印有种种清规戒律所致。苏联海关对出入境所携物品,包括印刷品在内的限制规定烦琐得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有的规定使人啼笑皆非,不准带苏联纪念邮票出境便是一例(然而对外国人在苏联邮品店购买邮票倒没有任何限制)。
苏联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现实不满,对戈尔巴乔夫意见很大。不满者有“左”的、“右”的、亦“左”亦“右”的,乃至无所谓“左”“右”的泛泛的牢骚,有的骂戈氏离经叛道,有的嫌戈氏抱残守缺。不过我所接触的苏联人都认为目前没有人能取代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事情现在谁执政也很难搞好,至少是短期内很难搞好。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党代会、人大、苏维埃会议的发言者都纷纷激烈指责戈氏,而发言之后他们又纷纷投戈氏的票。就我在学校里、市场上与一些苏联人交谈所知,多数群众对“民主化”还是肯定的,即使不同意“民主派”观点的人,也认为应该给予他们发表、宣传这些观点的权利。但对于经济问题的态度就比较复杂,多数人都指责戈氏说的多做的少,经济改革没有成效,但同时他们对私人行业和个体商贩的厌恶、鄙视心理也十分明显,对物价上涨更是反应强烈。但他们似乎也无可奈何地意识到“经济改革”势必会带来这些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一位苏联记者尤拉对我说:人们对经济形势会变得更坏已有了心理准备,不少家庭都囤积了几年也用不完的消费品。看来,苏联人已经在做“度荒”的打算了。苏联究竟何去何从,人们现在普遍没有底,但我相信,苏联人民、党和政府总会找到一条适合他们国情的出路的。
列宁格勒的圣诞节
列宁格勒这扇彼得大帝打开的“北方之窗”果然是北风凛冽,到处银装素裹。站在涅瓦河大桥上,从芬兰湾吹来的寒风灌进我穿的厚厚的羽绒服中,真是冰冷彻骨。港口早已开始“冬眠”。涅瓦河封冻的河面上有各种车辆碾过的道道轮辙,也不知结了多厚的冰。但是市里主要街道打扫得非常干净,看不到一点积雪。这里的岁末已近乎“永夜”,下午2点天已全黑。
“圣诞之夜”在这里简直就是圣诞节的另一说法,因为几乎没有圣诞之昼。俄国东正教的圣诞节比波兰天主教的圣诞节要晚13天,我来时这里尚未放圣诞假,但大街小巷已是一派节日气氛。装饰华丽的圣诞树随处可见,涅瓦大街两旁的建筑物挂满了彩灯,或者装上了庆祝节日的霓虹灯,还不时有灯串组成的“新年快乐”“恭贺圣诞”等横幅凌空飞跨大街。但由于气候寒冷,又是漫漫长夜,五彩缤纷的大街上并没有多少行人。
十月革命后,苏联取消了圣诞节的正式节日地位,但民间却一直保持着过圣诞的传统。在1990年的变革之风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当局恢复了作为国家法定正式节日的圣诞节。因此今年便是苏联人第一次正式地过圣诞,使这个节日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看得出,列宁格勒市政当局为使市民过好这个节日是煞费苦心的,不但精心布置了市容,还组织了按苏联的标准来说是相当丰富的市场供应,价格仍然是低得出奇的“官价”。当然,许多紧俏商品仍然是定量、限制供应的。
作为当年彼得打开的一扇通往西方的窗口,列宁格勒从传统到现代、从市容到社会心理、从知识界的学术风格到老百姓的价值观念,都比较开放、欧化与好变。从沙俄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沙俄的圣彼得堡大学)的学风都迥然有别于莫斯科大学,有如我国学术界所谓的“海派”与“京派”之差。列宁格勒的城市建筑明显地比莫斯科更富于西方色彩,古典与新古典式、哥特式、巴洛克式与洛科科式建筑很多,而拜占庭风格的斯拉夫建筑则比莫斯科少。
在沙俄时代,彼得堡就是各种“异端”思想滥觞之地。十月革命这样的剧变,在彼得格勒只花了一夜工夫,死了六个人,而在莫斯科则打了整八天,伤亡上千人。十月革命后,列宁格勒也以出“反对派”闻名,从20世纪20年代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到40年代末的“列宁格勒案件”,就连先后在这里主持工作的叶夫多基莫夫、基洛夫、丘多夫、库兹涅佐夫以及可能还有日丹诺夫大都未能善终。
那个圣诞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宣传意义,因此各派 势力也利用节前加强了活动。这几天冬宫广场上常有支持叶利钦的演讲,而《列宁格勒真理报》则经常刊登列宁主义者的反击文章。东正教会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组织也各有活动。最近成立的一个“贵族协会”竟主张要恢复罗曼诺夫王朝,在圣诞节前他们把整个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所有沙皇的像都大幅地彩印出来,在列宁格勒许多大商店公开出售。但据我所见,购买者并不多。我所交谈过的列宁格勒人也没有赞同回到沙皇时代去的,但不满现状、人心思变的情况则与莫斯科差不多。
然而尽管如此,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都见到沙皇像这一点仍然在我心中投下了阴影。我感到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积淀着某种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深层心理,如果旧的权威一旦崩溃而社会又不能以理性的方式组织起来,那么人民在厌烦了无休止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之后,就可能出现新的铁腕人物出来收拾残局,从而导致新的(可能是反共的)专制的危险。我们中国人过去常常骂“苏修新沙皇”,但如果“新沙皇”消失后,混乱一阵的结果只是回到了老沙皇的时代或罗曼诺夫王朝的时代,那真是历史的讽刺、俄国人民的悲剧了!
在列宁格勒跟一些苏联人交谈,感到他们对政局的态度似乎比莫斯科人豁达。无论持什么观点的人,当时都认为政治危机时期已暂时度过,现在要看经济改革方案(他们对此褒贬不一)的结果如何了。但我离开苏联不久,就发生了立陶宛流血冲突。看来列宁格勒人还是太乐观了一点。
感谢上帝给天主教的基督和东正教的基督安排了不同的诞辰,使我在波兰人关门过节之际能在苏联随心畅游。在列宁格勒我游览了喀山大教堂、彼得保罗要塞、冬宫博物馆,还登上了阿芙乐尔巡洋舰。暮色苍茫之中,“阿芙乐尔”巡洋舰那伟岸的钢铁躯体衬在白雪皑皑的涅瓦河冰面上,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阿芙乐尔——司晨女神,从什么时候起你已与黄昏为伴?
站在军舰上凭栏远眺,不由得感慨万分。据说列宁格勒已经有人提出要把这艘军舰送去回炉,不知下次有机会再来列宁格勒的话,还能不能再睹它的雄姿?我想,军舰可以毁掉,历史却是不能毁掉的。73年的岁月,几千万人的鲜血,难道仅仅是一场梦吗?
列宁格勒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冬宫博物馆。这座1852年建立的博物馆以沙皇宫廷收藏品为基础,十月革命后又大为扩充,把著名的冬宫也包括其中。长200米、宽160米、占地900公亩的冬宫,如今只是这个博物馆的五座大厦之一,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馆内展品真有气吞今古、包举宇内的气概,从古代东方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艺术珍品、钱币、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镶嵌画,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西欧的油画、雕塑等,无所不有。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拉斐尔、伦勃朗、莫奈、雷诺阿、弗里德里赫等世界艺术大师的绘画真品,为之激动不已。这里的展品之丰富,几天也看不完。更令人赞叹的是,这样一座超级艺术宝库,竟然只售两卢布门票,而列宁格勒乃至苏联各地的许多博物馆与古建筑,竟供游人 免 费 参观。
我想这说明:一、那时候“商品经济大潮”还未来到苏联,“一切向钱看”之习气尚未沾染这块净土。或许他们认为有价的门票会玷污、贬低了这些无价的艺术珍宝。二、为游人提供种种无偿的、方便的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征服力量的体现。这种无保留的、充分的展示,会使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感想。
(本文摘自金雁作品《东欧札记》,有删减,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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