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忧郁与远方的焦虑
2022-02-17 15:55阅读：
翟传鹏（西安邮电大学副教授）
陕西青年作家范墩子的长篇小说《抒情时代》关注变革中的乡村和乡土社会，聚焦20多年来的城镇化进程给小镇青年在生活和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细节丰富生动，语言玄妙冷隽，有自己的叙事风格，是一部饱蕴深情、观照现实的力作。
《抒情时代》是一部成长小说，叙事围绕着杨大鹏和杨梅兄妹两人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而展开。主人公生活在一个偏僻安逸的小镇，宁静的乡土并未给他们带来身份和心理上的认同，相反，他们热烈渴望着“远方”和“南方”。作家试图以他们的成长故事为主线，折射出一个时代在小镇青年身上投下的摇曳花影。
因患小儿麻痹，行动不便，杨梅终日与羊群为伍，成为大家眼中的“羊人”，抑或她自己认同的“人羊”。杨大鹏日夜栖居在桐树上，幻想着能像鸟儿一样飞翔，成了大家眼中的“树人”，抑或“鸟人”。作家匠心独运，人物身上带有强烈的隐喻色彩，“树杈男孩”让人联想到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以及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中那位磨豆腐的主人公王二。作为“羊人”的杨梅，虽世事风云变幻，却自始至终未曾离开她所踏足的土地，像羊一样卑微而又顽强地活着——虽也曾在“线上”幻想过一种别样的生活
。作为“鸟人”的杨大鹏，通过升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成了一个知名作家，终于飞出了乡土，在城市里觅得息肩之地，却时时刻刻都想着逃离城市。这两人，走在了人生的两端，却经历着一个共同的人生主题：孤独。
孤独和伤感是《抒情时代》的情感底色。小说中的人物在成长的过程中，虽也曾有过一抹稻麦成熟后的金黄色，有他们自己的高光时刻，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暗淡无光的，充满了成长的痛楚和撕裂感。小说用两个主人公的自述结构故事，两种迥异的独白声音的加入，使小说有了复调小说的色彩。这两种声音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话题：成长中的孤独、单调与无助。这种情感上的忧郁与卡夫卡相似，这种独白的结构又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暗合。小说在结构上是自洽的，在情感上也是一致的，共同隐藏在现代性焦虑之下。从这里，我们可以蠡测现代主义作家之于范墩子的重要影响。
《迁徙》是小说第一部分的标题，“迁徙”也是小说叙事的内在张力。对小镇和乡村生活的逃离，在小说叙事中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向南方”是这些孤寂的孩子逃遁贫乏生活的希望所在。“向南方”的感情冲动与农民进城务工的现实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折射出商业经济给乡村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南方”“远方”或者“广东”代表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其中不乏金钱的欲望、物质的追逐、都市的想象等诸多命题，更引出了主人公们重新定位自我，寻找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现代性建构的主题。
当崭新的摩托车出现在小镇人面前时，这种现代工业产品及其背后的现代物资生活给予了他们强烈的本雅明意义上的“震惊”体验。这一能抵达远方的交通工具，这一代表着“南方经验”、金钱欲望和现代认知的重要载体刷新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更激起了他们对远方和物资的欲望。摩托车碾压式的轰鸣，唤醒了小镇民众心底的死水静波，使“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观念深入人心，带动了一波外出务工潮。摩托车对单车碾压，未尝又不是商品经济对农业经济的碾压。时代的洪流浩浩荡荡，粉碎了多余的温情想象，抒情畅想终被现实理性所束缚。于是，一夜之间，经历了这场比赛的孩子们长大了，开始在各自的枝丫上抽叶生长。
及早看清真相的骡子去了南方，并在若干年后带着自己的第一桶金回到了小镇，他饱经的沧桑无人知晓。杨大鹏心灰意冷，急于逃离小镇，大学毕业后和乡村割席断交，曾经的故事成为不堪回首的往事。比赛成了张火箭一生的高光时刻，留在小镇的他骑着日渐破败的假摩托，终于成了一个自己都讨厌的人，一如日渐凋敝的乡村一般。只有杨梅，成了乡土世界游荡着的幽灵，像夜莺一般唱着高亢明亮、婉转动听却又抑郁悲伤的歌曲，虽然鲜有人能听到。
小说的最后，作家并没有给我们留一个“大团圆”或是“小团圆”的结尾。两人的命运走向如何？言说的有效性能维持多久？这种敞开性的结构，未完成的叙事，又一次折射出作家现代性书写的焦虑，以及他对现代主义经典小说致敬的初衷。毕竟，如巴赫金的判断，现代小说的特点即是开放性和未完成性。
（《抒情时代》范墩子/著，安徽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