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的智慧
2018-01-07 11:48阅读：
>三个臭皮匠一定顶不了一个诸葛亮，但是三百万个臭皮匠，能推动无法想象的进步。为什么本质上，人类的进步取决于人口数量？
按人类学家乔·亨里希(JoeHenrich)的说法，人类通过仿效名人，在彼此之间学习技能，并因为犯错，在误打误撞间有所改良和进步，从而实现创新一这就是文化演进的方式。因为依赖野生资源，狩猎采集部落的人口最多不过几百人，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现代化的人口密度。这造成了一个重要的后果，它意味着狩猎采集部落能发明的东西很有限。几百人组成的部落最多只能维持数量有限的工具，原因很简单：工具的生产和消费都需要有个最小规模的市场人只能学到有限的一套技能，如果一项稀罕的技能没有足够多的专家可供众人学习，这种技能就会消失。好的想法（通过骨头、石头或串珠所表现出来）必须靠人口的数量来维持和延续，否则，进步就无法立足，甚至转为倒退。
当代的狩猎采集部落接触不到人口众多的交易伙伴（比方说人口稀少的澳大利亚，特别是塔斯马尼亚州，还有安达曼群岛），他们的技术就陷人了停滞，较之尼安德特人好不了多少。现代人的大脑没什么特殊的地方，造就不同的是他们的交换网络一也就是他们的集体大脑。
技术倒退最突出的例子是在塔斯马尼亚。这里有9个部落、5000多名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土著人，隔绝地生活在世界尽头的一座小岛上。他们不光是陷入停滞、没能进步这么简单，他们根本是缓缓地逐渐退回了更简单的工具和生活方式当中，这纯粹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口数量来维持现有技术。人类在至少35000年前就抵达了塔斯马尼亚，当时该岛还跟澳大利亚本土连在一起直到10
000年前，两地仍然是连在一起的——偶尔也会断开一阵儿。但那以后，海平面上升，填平了巴斯海峡。打那儿以后，塔斯马尼亚人就陷人了隔离状态。到欧洲人第一次碰到塔斯马尼亚土著的时候，后者不光没有掌握大陆亲戚的许多技能和工具，还丧失了自己祖先曾经拥有过的不少技术。他们没有任何类型的骨制工具，比如针和钻，没有防寒的衣物，没有鱼钩，没有把手类工具，没有刺矛，没有渔网，没有投矛器，没有回旋镖。这些工具里，有少数是在塔斯马尼亚跟澳大利亚大陆隔绝之后才发明的（比如回旋镖），但大部分都是第一批塔斯马尼亚人制造且使用过的。考古证据说明，这些工具和技巧是一步步被无情遗弃的。举例来说，骨制工具先是越变越简单，到了大约3800年前，就完全被放弃了。没有骨制工具，就不可能把兽皮缝成衣物，所以，哪怕是在凛冽的严冬，塔斯马尼亚人也近乎赤裸，只在皮肤上涂些海豹油脂，在肩膀上搭层沙袋鼠皮。最初的塔斯马尼亚人大量捕鱼吃鱼，但到西方人接触后来的当地土著时，他们不光有3000多年都不吃鱼了，碰上有人给他们吃鱼，还感到很厌恶（不过，他们倒是很快活地吃着贝类）。
故事可不止这么简单，因为塔斯马尼亚人在陷人隔绝之后，还发明了几样东西。大约4000年前，他们弄出了一种极不可靠的独木筏子，用成捆的灌木制成，要么由男人用桨划，要么由女人（！）游着泳来推动前进。靠着它，他们就能到近海小岛上去捕鸟、猎海豹。筏子下水几个小时后就会解体沉没，所以没法用来跟大陆重新建立联系。这一创新太不理想，简直不足以证明规则的例外。此外，妇女们还学会了潜水到12英尺以下的地方，用木楔子撬开岩石逮龙虾。这是一项极为危险的累人工作，但妇女们居然很擅长，而男人是不参加的。所以，倒不是说当地根本没有创新，而是倒退完全压过了进步。
最先介绍塔斯马尼亚人退步的考古学家叫里斯·琼斯（Rhys
Jones)，他说这是一个“对思维进行慢性扼杀'的案例。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个说法大概激怒了他在学术界的一些同事。塔斯马尼亚人单个的大脑毫无问题，但他们的集体大脑不大对劲。隔绝（也就是自给自足）导致了他们技术上的退化。之前，我说过劳动分工是靠技术实现的，但事实还要有趣一些。因为反过来说，技术同样是靠劳动分工来实现的：市场交换唤起了创新。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为什么直立人的技术进步是如此缓慢，因为他们及其后代尼安德特人生活在没有交换的环境下（还记得吗，尼安德特人的石头工具都是靠步行1小时范围内的原材料制成的）。所以，每一个直立人部落其实就等于是一座虚拟的塔斯马尼亚岛，切断了跟人口更多的集体大脑的联系。塔斯马尼亚的面积跟爱尔兰的面积差不多。到荷兰探险家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1642年登上该岛的时候，岛上有分为9个部落的4000多人，主要靠用木棍和长矛猎杀海豹、海鸟和沙袋鼠为生。这也就意味着，任何时候，全岛最多只有几百个年轻人在学习新技能。和其他所有地方的惯例一样，文化是靠着忠诚的模仿（偏向于模仿有名望的个体，即仿效专家，而非仿效最接近自己的父母或其他人）来运作的，这样一来，因为这样那样的不幸事故（比如最有名望的人忘记了或是搞错了关键性的步骤，又或者还没来得及教会徒弟就步人了坟墓等），某些技能就消失了。举例来说，，假如由于海鸟数量繁多，有个部落很多年来都无须捕鱼，结果最后一个会制造捕鱼工具的人死掉了。又比如说，岛上能做出最锋利倒钩长矛的匠人还没带出徒弟，有一天却突然摔下悬崖。一点一滴地，塔斯马尼亚人的技术越变越简单。最先丧失的是最难造出的工具和最复杂的技能，因为没有可供效法的师傅，他们最难掌握。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工具其实是衡量劳动分工程度的一种尺度，劳动分工受市场化的程度所限。塔斯马尼亚的市场太小，维持不了太多的专业技能。
澳大利亚的其他岛屿基本也发生了和塔斯马尼亚一样的事情。提维(Tiwi)人5500多年来一直隔绝在达尔文港北部的两座岛屿上，他们积累的技术也出现了倒退，工具越变越简单。托雷斯的岛民丧失了制造独木舟的技艺，这使人类学家W.
H. R. Rivers
不禁苦苦思索“有用技艺之消亡’’。看起来，要是太过隔离，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是死路一条。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大陆却维持着稳定的技术发展。塔斯马尼亚的长矛只有用火硬化过的木头矛尖，而在大陆上，长矛有可拆卸的矛尖，有石头倒钩，还有名为“武麦拉’'（woomera）的投矛器。大陆上存在长途贸易，发明创造和奢侈品才能从遥远的地方运来，这也并非偶然。至少30000年前，贝壳珠饰就在澳大利亚大陆上长距离穿梭了。产自北部海岸的珍珠和贝壳垂饰至少穿越了8个部落地区，到达了1000多英里以外的最南部，一路上越变越珍贵、越变越神圣。烟草类植物“佩奇拉''(Pitchera)从西部转移到昆士兰。最锋利的石斧从产地运送到了500多英里之外。
和塔斯马尼亚形成对照的是火地岛——面积并不比塔斯马尼亚大，人口也不多，天气更寒冷，环境不怎么好。1834年，查尔斯·达尔文登陆此地，岛上有两个种族的人，他们下鱼饵捕鱼，用网捕海豹，设圈套打鸟，使用钩子和鱼叉，有弓和箭，能制造独木舟和衣物——一切全都靠专业的工具和技能完成。火地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跟对面麦哲伦海峡的其他人群维持着相当频繁的接触，这样，要是技能丧失了，他们还能重新学习，又或者时不时地引人工具。这只需要偶尔有人到大陆上去，防止技术倒退就行了。
这里面的教训十分深刻。自给自足状态几万年前就撑不下去了。没有庞大的人口交换思想和技能，就算是相对简单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也无法持续。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人类的成功，极大地取决于数量和联系。寥寥几百人维持不了复杂的技术：交换是这个故事的关键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大陆本身已经够庞大了，但它说不定也受到了这种隔绝效应带来的伤害。回想一下，45000年前，从非洲顺着海岸线朝东扩散至亚洲的现代智人先遣队就来到了这里。这种移民先遣队显然人数很少，而且肯定是轻装前进。很有可能，他们只带上了红海对面大本营里的少量技术。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技术尽管在其后的数千年里稳步发展，但相较于旧世界，还是少了很多功能，比如弓箭、石弩等弹射式武器，还有炉子。并不是他们太“原始'，或是智力上出现了倒退，而是他们来的时候，就只带了当时可用技术的一小部分，再加上没有足够密集的人口，故此也就没有演进出能够升级这些工具的集体大脑。
“塔斯马尼亚效应'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从16000年前开始，非洲的技术进步如此缓慢而不稳定。它说明了南非品尼高点、布隆伯斯洞穴和克拉西斯河口(KlasiesRiver)等遗址所表现的现代工具周期性大爆发。尽管交换已经出现，但非洲大陆就像一块又一块互相点缀的虚拟塔斯马尼亚岛。按史蒂夫·香农及其同事的计算，每当（打个比方）海鲜、淡水和肥沃的大草原结合得恰到好处，令当地人口出现大爆炸时，技术也会随着交换网络足以维持和发展的人口数量等比例地走向复杂，也就是说，跟集体智慧的规模保持等例发展；一河流干涸、沙漠外延、人口崩塌或萎缩，技术就会退化。人类文化的进步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它需要密集的集体大脑。
相互联系的庞大人口意味着更迅速的渐进式发明创造——这点直到今天依然成立，香港和曼哈顿就是明证。经济学家Julia
Simon说过（The Ultimate Resource
2)：“说人口增长令收益递减太荒唐了，它引起生产力提高才是科学证明了的事实。”
>三个臭皮匠一定顶不了一个诸葛亮，但是三百万个臭皮匠，能推动无法想象的进步。为什么本质上，人类的进步取决于人口数量？
按人类学家乔·亨里希(JoeHenrich)的说法，人类通过仿效名人，在彼此之间学习技能，并因为犯错，在误打误撞间有所改良和进步，从而实现创新一这就是文化演进的方式。因为依赖野生资源，狩猎采集部落的人口最多不过几百人，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现代化的人口密度。这造成了一个重要的后果，它意味着狩猎采集部落能发明的东西很有限。几百人组成的部落最多只能维持数量有限的工具，原因很简单：工具的生产和消费都需要有个最小规模的市场人只能学到有限的一套技能，如果一项稀罕的技能没有足够多的专家可供众人学习，这种技能就会消失。好的想法（通过骨头、石头或串珠所表现出来）必须靠人口的数量来维持和延续，否则，进步就无法立足，甚至转为倒退。
当代的狩猎采集部落接触不到人口众多的交易伙伴（比方说人口稀少的澳大利亚，特别是塔斯马尼亚州，还有安达曼群岛），他们的技术就陷人了停滞，较之尼安德特人好不了多少。现代人的大脑没什么特殊的地方，造就不同的是他们的交换网络一也就是他们的集体大脑。
技术倒退最突出的例子是在塔斯马尼亚。这里有9个部落、5000多名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土著人，隔绝地生活在世界尽头的一座小岛上。他们不光是陷入停滞、没能进步这么简单，他们根本是缓缓地逐渐退回了更简单的工具和生活方式当中，这纯粹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口数量来维持现有技术。人类在至少35000年前就抵达了塔斯马尼亚，当时该岛还跟澳大利亚本土连在一起直到10000年前，两地仍然是连在一起的——偶尔也会断开一阵儿。但那以后，海平面上升，填平了巴斯海峡。打那儿以后，塔斯马尼亚人就陷人了隔离状态。到欧洲人第一次碰到塔斯马尼亚土著的时候，后者不光没有掌握大陆亲戚的许多技能和工具，还丧失了自己祖先曾经拥有过的不少技术。他们没有任何类型的骨制工具，比如针和钻，没有防寒的衣物，没有鱼钩，没有把手类工具，没有刺矛，没有渔网，没有投矛器，没有回旋镖。这些工具里，有少数是在塔斯马尼亚跟澳大利亚大陆隔绝之后才发明的（比如回旋镖），但大部分都是第一批塔斯马尼亚人制造且使用过的。考古证据说明，这些工具和技巧是一步步被无情遗弃的。举例来说，骨制工具先是越变越简单，到了大约3800年前，就完全被放弃了。没有骨制工具，就不可能把兽皮缝成衣物，所以，哪怕是在凛冽的严冬，塔斯马尼亚人也近乎赤裸，只在皮肤上涂些海豹油脂，在肩膀上搭层沙袋鼠皮。最初的塔斯马尼亚人大量捕鱼吃鱼，但到西方人接触后来的当地土著时，他们不光有3000多年都不吃鱼了，碰上有人给他们吃鱼，还感到很厌恶（不过，他们倒是很快活地吃着贝类）。
故事可不止这么简单，因为塔斯马尼亚人在陷人隔绝之后，还发明了几样东西。大约4000年前，他们弄出了一种极不可靠的独木筏子，用成捆的灌木制成，要么由男人用桨划，要么由女人（！）游着泳来推动前进。靠着它，他们就能到近海小岛上去捕鸟、猎海豹。筏子下水几个小时后就会解体沉没，所以没法用来跟大陆重新建立联系。这一创新太不理想，简直不足以证明规则的例外。此外，妇女们还学会了潜水到12英尺以下的地方，用木楔子撬开岩石逮龙虾。这是一项极为危险的累人工作，但妇女们居然很擅长，而男人是不参加的。所以，倒不是说当地根本没有创新，而是倒退完全压过了进步。
最先介绍塔斯马尼亚人退步的考古学家叫里斯·琼斯（Rhys
Jones)，他说这是一个“对思维进行慢性扼杀'的案例。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个说法大概激怒了他在学术界的一些同事。塔斯马尼亚人单个的大脑毫无问题，但他们的集体大脑不大对劲。隔绝（也就是自给自足）导致了他们技术上的退化。之前，我说过劳动分工是靠技术实现的，但事实还要有趣一些。因为反过来说，技术同样是靠劳动分工来实现的：市场交换唤起了创新。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为什么直立人的技术进步是如此缓慢，因为他们及其后代尼安德特人生活在没有交换的环境下（还记得吗，尼安德特人的石头工具都是靠步行1小时范围内的原材料制成的）。所以，每一个直立人部落其实就等于是一座虚拟的塔斯马尼亚岛，切断了跟人口更多的集体大脑的联系。塔斯马尼亚的面积跟爱尔兰的面积差不多。到荷兰探险家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1642年登上该岛的时候，岛上有分为9个部落的4000多人，主要靠用木棍和长矛猎杀海豹、海鸟和沙袋鼠为生。这也就意味着，任何时候，全岛最多只有几百个年轻人在学习新技能。和其他所有地方的惯例一样，文化是靠着忠诚的模仿（偏向于模仿有名望的个体，即仿效专家，而非仿效最接近自己的父母或其他人）来运作的，这样一来，因为这样那样的不幸事故（比如最有名望的人忘记了或是搞错了关键性的步骤，又或者还没来得及教会徒弟就步人了坟墓等），某些技能就消失了。举例来说，，假如由于海鸟数量繁多，有个部落很多年来都无须捕鱼，结果最后一个会制造捕鱼工具的人死掉了。又比如说，岛上能做出最锋利倒钩长矛的匠人还没带出徒弟，有一天却突然摔下悬崖。一点一滴地，塔斯马尼亚人的技术越变越简单。最先丧失的是最难造出的工具和最复杂的技能，因为没有可供效法的师傅，他们最难掌握。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工具其实是衡量劳动分工程度的一种尺度，劳动分工受市场化的程度所限。塔斯马尼亚的市场太小，维持不了太多的专业技能。
澳大利亚的其他岛屿基本也发生了和塔斯马尼亚一样的事情。提维(Tiwi)人5500多年来一直隔绝在达尔文港北部的两座岛屿上，他们积累的技术也出现了倒退，工具越变越简单。托雷斯的岛民丧失了制造独木舟的技艺，这使人类学家W.
H. R. Rivers
不禁苦苦思索“有用技艺之消亡’’。看起来，要是太过隔离，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是死路一条。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大陆却维持着稳定的技术发展。塔斯马尼亚的长矛只有用火硬化过的木头矛尖，而在大陆上，长矛有可拆卸的矛尖，有石头倒钩，还有名为“武麦拉’'（woomera）的投矛器。大陆上存在长途贸易，发明创造和奢侈品才能从遥远的地方运来，这也并非偶然。至少30000年前，贝壳珠饰就在澳大利亚大陆上长距离穿梭了。产自北部海岸的珍珠和贝壳垂饰至少穿越了8个部落地区，到达了1000多英里以外的最南部，一路上越变越珍贵、越变越神圣。烟草类植物“佩奇拉''(Pitchera)从西部转移到昆士兰。最锋利的石斧从产地运送到了500多英里之外。
和塔斯马尼亚形成对照的是火地岛——面积并不比塔斯马尼亚大，人口也不多，天气更寒冷，环境不怎么好。1834年，查尔斯·达尔文登陆此地，岛上有两个种族的人，他们下鱼饵捕鱼，用网捕海豹，设圈套打鸟，使用钩子和鱼叉，有弓和箭，能制造独木舟和衣物——一切全都靠专业的工具和技能完成。火地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跟对面麦哲伦海峡的其他人群维持着相当频繁的接触，这样，要是技能丧失了，他们还能重新学习，又或者时不时地引人工具。这只需要偶尔有人到大陆上去，防止技术倒退就行了。
这里面的教训十分深刻。自给自足状态几万年前就撑不下去了。没有庞大的人口交换思想和技能，就算是相对简单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也无法持续。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人类的成功，极大地取决于数量和联系。寥寥几百人维持不了复杂的技术：交换是这个故事的关键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大陆本身已经够庞大了，但它说不定也受到了这种隔绝效应带来的伤害。回想一下，45000年前，从非洲顺着海岸线朝东扩散至亚洲的现代智人先遣队就来到了这里。这种移民先遣队显然人数很少，而且肯定是轻装前进。很有可能，他们只带上了红海对面大本营里的少量技术。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技术尽管在其后的数千年里稳步发展，但相较于旧世界，还是少了很多功能，比如弓箭、石弩等弹射式武器，还有炉子。并不是他们太“原始'，或是智力上出现了倒退，而是他们来的时候，就只带了当时可用技术的一小部分，再加上没有足够密集的人口，故此也就没有演进出能够升级这些工具的集体大脑。
“塔斯马尼亚效应'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从16000年前开始，非洲的技术进步如此缓慢而不稳定。它说明了南非品尼高点、布隆伯斯洞穴和克拉西斯河口(KlasiesRiver)等遗址所表现的现代工具周期性大爆发。尽管交换已经出现，但非洲大陆就像一块又一块互相点缀的虚拟塔斯马尼亚岛。按史蒂夫·香农及其同事的计算，每当（打个比方）海鲜、淡水和肥沃的大草原结合得恰到好处，令当地人口出现大爆炸时，技术也会随着交换网络足以维持和发展的人口数量等比例地走向复杂，也就是说，跟集体智慧的规模保持等例发展；一河流干涸、沙漠外延、人口崩塌或萎缩，技术就会退化。人类文化的进步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它需要密集的集体大脑。
相互联系的庞大人口意味着更迅速的渐进式发明创造——这点直到今天依然成立，香港和曼哈顿就是明证。经济学家Julia
Simon说过（The Ultimate Resource
2)：“说人口增长令收益递减太荒唐了，它引起生产力提高才是科学证明了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