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动态”之六十二:《我为什么要研究、撰写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

2020-05-26 06:02阅读:
《我为什么要研究、撰写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
赵忠心
昨天下午,我跟江西高等学校出版社签署了我的《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一书的出版合同。这是我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
在即将出版之际,我想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研究、撰写这部书的初衷。
自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我孤身一人进入“家庭教育”研究领域这块“处女地”。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通过理论研究,对当前的家庭教育进行指导,以促进我国家教育的科学化。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普及工作广泛地开展,我逐步形成了一种想法:我是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不仅要在指导当前家庭教育上有所作为,而且也要在家庭教育学科建设上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这是社会赋予我的使命。
当时,没有同行者,我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但我并不觉得孤独,因为千千万万做父母的都是我的知音。尽管在人力、经费、经验等方面,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但我没有退缩,一直是勇往直前。
我开始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的时候,已接近不惑之年,做事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盲目。一开始,我就给自己的科学研究提出了“六个结合”的方针:
一是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和科学普及相结合;二是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和教学相结合;三是家庭教育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四是家庭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五是中国家庭教育研究和外国家庭教育研究相结合;六是家庭教育现实问题研究和家庭教育历史研究相结合。
在既定的方针指引下,我全身心地
投入全方位的研究。三十多年以来,我一天也不敢懈怠,以勤补拙,兢兢业业地工作。到今天,我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了三千多篇文章,出版家庭教育的专著和科普读物近六十种,总共三千多万字。
要构建家庭教育学科体系,至少要从事两个领域的研究:一是“论”的研究,二是“史”的研究。
我首先集中精力进行“论”的研究。
1988年,我首先出版了一部《家庭教育学》的简本,这是解放后我国第一部家庭教育的学术著作。1994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家庭教育学》修订本,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许多高等师范院校以该书为教材开设了家庭教育学课,还传播到了海外。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该书在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全国优秀妇女读物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二等奖;1996年,又荣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9年,竟专家评审,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指定该书为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2001年,又指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从而确立了该著作的学术地位。
与此同时,我也不停地进行“史”的研究。
“史”的研究是一件非常繁杂、辛苦、枯燥的事。而我却兴致勃勃,乐在其中。经过努力,198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著的一部中外家庭教育思想史的著作《中外家庭教育荟萃》;1991年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家庭教育史的《中国家庭教育之道》一书;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国家庭教育》丛书六册:《中国基价训名篇》、《中国家庭教育文萃》、《古今父范》、《古今母仪》、《古今教子诗词》、《古今教子家书》。这些书的出版,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成为高等学校家庭教育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的这些家庭教育史方面的著作的出版,虽然具有开拓意义;但远远还不能反映中国家庭发展历史进程的全貌。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向来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在中华民族五千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家庭教育经验。我以前的研究和出版的著作,只是撷取了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上一些带有里程碑性质的经验和理论成果,只能说是中国家庭教育史发展过程的一个“轮廓”。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学科体系,必须要对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进行全程性的研究。
古人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 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我们中国今天的家庭教育,是在中国过去的家庭教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今天的家庭教育思想、观念,是中国过去家庭教育思想、观念的继续和发展;中国今天的家庭教育思想、观念,无不带有历史”痕迹”。
不认真研究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就难以解释今天家庭教育实践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不认真研究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就不能很好地预测中国未来家庭教育发展的趋势;不认真研究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就不能掌握中国家庭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不认真研究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就是引进外国的家庭教育理论也会不知如何选择取舍。
于是,在长期积累、研究的基础上,我撰写了这样一部《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的著作。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自古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都是高于四邻,且对中国的四邻,对东方文化圈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还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中国家庭教育五千年的发展历史是个宝库,容量非常大,资源非常丰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拟。
为了给对中国家庭教育文化有兴趣或有志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高等学校学生,提供一个了解、研究的线索,我的《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采取了“纪事本末体”的写法。
所谓“纪事本末体”,这是一种以历史事件为纲的史书体裁。即将重要史实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照年月顺序编写。这种写法,既反映出中国家庭教育发展的逻辑顺序,也便于在更大范围推广普及。
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方面的资料,浩如烟海,且非常分散。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前后三十多年当中,我到校内外的许多资料室、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书刊、文献,不辞辛苦,皓首穷经,广泛搜集,精心梳理,苦心钻研。我将中国历史上有关家庭教育的典型事件、典故、人物、家训、家诫、家规、书信、文章、诗词、著作等等,经过整理,独立成篇,进行简要介绍。
全书共列有七百多个条目,按照发展顺序排列。从公元前三千年起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有关家庭教育的资料,绝大多数都收入其中,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家庭教育发展的脉络。
每篇文字在千字上下,多数在千字以下,提纲挈领,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都可阅读。
我希望我这部著作,能给渴望了解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历史的读者,打开一扇了望的“窗户”;能给有志于从事家庭教育历史研究的科研人员,提供比较详尽的索引和有益的提示,给有志于学习家庭教育学理论的高等院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一部参考书。
早在1933年,鲁迅先生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就曾经这样说过:
“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人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不过是一条虫)下。”
鲁迅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一个目的是要我们后人继承、发扬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那些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不要让它失传,为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所用,以“古为今用”;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以史为镜”,对中国的家庭教育进行一番历史的反思,认识那些消极、陈旧、过时的东西,是如何继续毒害我们的儿童的,以便破旧立新,开创我们中国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我以为鲁迅先生的愿望和主张,是非常有意义的。在鲁迅先生在世时和他逝世以后的八十多年间,还没有人做这件事;今天,我作为后人,试着做了一做,填补了这个空白。
虽然撰写这样一本书很辛苦。但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我很担心前人创造的丰厚的家庭教育历史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失传。也许我是杞人忧天。
虽然,由于能力所限,我做得不见得是尽善尽美。但我相信,我的心血不会白费,至少也算是后人对鲁迅先生的一个纪念吧。
2017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