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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王羲之真迹”的《万岁通天帖》终成绝世之宝

2018-03-23 08:0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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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王羲之真迹”的《万岁通天帖》终成绝世之宝
《万岁通天帖》中王羲之的《姨母帖》和《初月帖》，辽宁省博物馆藏。


“最接近王羲之真迹”的《万岁通天帖》终成绝世之宝
《万岁通天帖》卷尾有“万岁通天二年”以及“王方庆进”等字样


“最接近王羲之真迹”的《万岁通天帖》终成绝世之宝
王慈《柏酒帖》（上图）左下方有人名“范武骑”，《快雪时晴帖》（下图）左下方也有人名“山阴张侯”，启功先生曾推断此处两人或为收信人。
“最接近王羲之真迹”的《万岁通天帖》终成绝世之宝
“最接近王羲之真迹”的《万岁通天帖》终成绝世之宝
王献之《
廿九日帖》，右下角“别怅”二字原迹损缺，唐摹本《万岁通天帖》如实描出。
前段时间，辽宁省博物馆展出了《万岁通天帖》，一时观者云集。这幅作品此前在央视节目《国家宝藏》中现身，“最接近王羲之真迹”的说法广为人知。
《万岁通天帖》是武则天时期，按照王羲之后人珍藏的王氏家族的法书真迹，钩摹而成。后来真迹佚失，而唐摹本却得以幸存。经过一千多年的浮沉流传，这件被誉为“下真迹一等”的摹本，最终成为绝世之宝。
1 、各地书法家赴沈阳排队观赏
在辽宁省博物馆《万岁通天帖》原定闭展日的前几天（原定3月4日闭展，后延期至3月11日），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杨频偕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雷，在“花市灯如昼”的上元之夜，欣然前往沈阳观览。
杨频是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书法创作与研究出身，日常工作中，他负责故宫珍藏高古书画的修复与研究，工作之余，不忘书画创作。郑雷虽不以书画为专业，却也十分热爱这一植根于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两人因书画而结缘，书法问题上相近的认知进一步增进了他们的交谊。一见面，两人往往会直奔主题，谈论的内容从古代书法名家到历代书法流派，不一而足。他们都爱观摩古代名家的书画真迹，边看边在展厅侃侃而谈。
由于此次辽宁省博物馆的《万岁通天帖》是跨年展出，而且展期极短，过完春节，从四川阆中老家回到北京后，杨频便迅速定好了去沈阳的机票。郑雷闻讯，欣然随同前往。尽管两人早已对《万岁通天帖》的内容非常熟悉，但面对即将要看到的“真身”，依然从心底里泛出“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兴奋。
深夜到达沈阳，风中飘荡着零星的雪花。第二天一早，他们顾不上吃早餐，便直奔辽宁省博物馆。
在宽阔的辽宁省博物馆一层，“国家宝藏特展——《万岁通天帖》展”的展厅前，出现了熟悉的场景：排长队看展。这颇有几年前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时的盛况。
长长的队伍蠕动了半个小时后，杨频和郑雷终于见到了《万岁通天帖》的真身。杨频不禁感叹：“保存得不错，墨迹很浓，纸面的色彩也很亮。”在纸面最底下，每隔五六厘米，就有一处黑色的痕迹，其中有个别字已经辨认不清，郑雷说，“这是卷起来存放时被火烧了的，幸好卷轴的整体保存完好。”
两人正准备细细品赏，背后传来安保人员不停地催促，不到十米的展台，总共不到一分钟便看完了，这对他们来说完全“不解渴”。同样被催促着看完展品的其他观众也颇为郁闷，有人轻声说，“在北京的故宫看《清明上河图》也没有这么快。”
在《万岁通天帖》的真迹上面，还陈列着大尺寸的复印版，杨频和郑雷只好在人群外远远看着复印版，轻声讨论起来。一位当地的书法爱好者见他们如此专业的架势，便传授了一个诀窍，“这个展厅还有明清其他书法大家的作品，可以先去看看，下午三四点时再来细看《万岁通天帖》，那个时候人少。”郑雷深表赞同，他笑着说，“那就下午再来细看，我饿着看一天展也不怕。”
在展厅，杨频和郑雷侃侃而谈，吸引了部分参展观众的关注。其中有两人参与讨论中来。打听之下，他们也是书法专业的“同道中人”，从千里之外的广州赶过来。
这么多人都来看《万岁通天帖》，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有如此的魅力？
《万岁通天帖》又名《唐摹王氏一门书翰》卷，它是王羲之的后人王方庆将自己收集的王羲之、王献之及其族人墨迹献给武则天之后，武则天派大臣钩填的摹本，共七人十帖。根据记载，王方庆最初在呈给武则天时，并不止这几帖。对此有多种说法，《旧唐书》记有三组：羲之为一卷，是一组；王导至王褒九人为一组；王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为一组。
不过，《万岁通天帖》的名称始于宋代岳珂。因其原本久已亡佚，南宋岳珂（岳飞之孙）在《宝真斋法书赞》卷七中著录时称《万岁通天帖》，后沿用此名。取名为“万岁通天帖”大概是因为在这卷的唐摹本中，卷尾有小楷一行，写有“万岁通天二年……王方庆进”等字样。
为何只是“唐摹本”，还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不要小看“唐摹本”这三个字。杨频介绍，现存的王羲之摹本中，可信为唐摹的，屈指可数。已故书法大家启功先生在《唐摹万岁通天帖考》（《启功丛稿·论文卷》）一文中提到，世传王羲之的书迹有两类：一是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一是唐代蜡纸钩摹的墨迹本。而王羲之直接手写的原迹，在北宋时只有几件，如米芾曾收的《王略帖》等，后来都亡佚不传，只剩石刻拓本。但是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从钩摹开始，中间经过上石、刊刻、捶拓等工序，原貌自然打了若干折扣。直接从原迹上钩摹下来的“双钩廓填本”或“摹榻本”，就成为最为可信的依据了。启功在文中指出，可信的王羲之的唐摹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超过九件。其中还有几件在日本（如《丧乱帖》和《孔侍中帖》）。
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万岁通天帖》的珍贵，它也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览，按照一般的经验，即便是下一次在国内公开展出，起码也是十年之后。而这或许也是杨频和郑雷等书法专业人士匆匆到沈阳一睹其芳容的重要原因。
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曾在《国宝沉浮录》中对《万岁通天帖》作出“下真迹一等”的评价，他在文中说，“传世王氏父子书无真迹，凭唐《万岁通天帖》摹本想见大概……世传王氏摹本虽间或一见，当推《万岁通天帖》为冠，所谓下真迹一等，可以当之无愧，也是历来为众所公认的事实。”
怎么理解“下真迹一等”？郑雷说，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有真迹，这个自然比真迹差一点，如果真迹无存，那么它就是最接近真迹的，和真迹一样珍贵。”
现存的《万岁通天帖》是七人十帖，依次是：王羲之的《姨母帖》、《初月帖》；王荟（王导之子，王羲之堂弟）的《疖肿帖》、《郭桂阳帖》；王徽之的《新月帖》；王献之的《廿九日帖》；王僧虔的《太子舍人帖》；王慈的《柏酒帖》、《汝比帖》；王志的《喉痛帖》。
对于大众关注的王羲之两帖的内容，杨频作了简要解读。《姨母帖》有如下文字：“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顿首、顿首。顷遘（gòu，四声，古同“构”）姨母哀，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因反惨塞，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大意是讲王羲之突然遭遇姨母的哀事，心中悲痛之情难自禁。由于哀痛伤感反复涌现，凄惨之情充塞胸间，以至于语无伦次。
《初月帖》是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一封信，虽然不再是诉说失去亲人之痛，但王羲之状况并不好：“初月十二日山阴羲之报：近欲遣此书，停行无人，不办遣信。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书，虽远为慰。过嘱，卿佳不？吾诸患殊劣劣！方涉道，忧悴。力不具。羲之报。”大意是指，王羲之一直想写这封信，但因没有人送信就没写。昨天到达这里，加之收到上月十六日的来信，十分感激。王羲之告诉朋友自己刚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十分差。他刚刚踏上路程，身心憔悴。
2、 真迹破损处也被钩摹出来
《万岁通天帖》这件“国宝”在大众中引起广泛关注，与央视《国家宝藏》的热播有莫大的关系。在《国家宝藏》第五期，著名演员宁静演绎了武则天对于王羲之真迹的欣赏和渴求。故事虽是演绎，但并非毫无根据。
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记载，武则天热爱书法，登基后就一直在四处搜求王羲之家族的法书墨迹。彼时，王羲之墨迹已经非常稀少。凤阁侍郎王方庆向武则天奏明，自己是王羲之十世孙，原有王羲之真迹四十余纸，已献给了唐太宗。此时，他自己手中仅余王羲之的一卷。王方庆便将其十一代祖王导，十代祖王洽，九代祖王珣，以及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以下等二十八人书，共十卷献给武则天。武则天惊喜万分，召集群臣，共赏真迹，并命中书舍人崔融写《宝章集》记载此事。
武则天还命内府弘文馆善于摹拓之人，以这些墨迹为底本，用上等的黄蜡纸双钩填墨，复制了摹本。而原件被加以装裱锦褙，重新赐还给了王方庆。这在唐代人窦臮（jì）的《述书赋》有详细记载：“后墨制问方庆，方庆因而献焉。后不欲夺志，遂尽模写留内，其本加宝饰锦缋，归还王氏。人到于今称之。右史崔融撰《王氏宝章集序》，具纪其事。”
启功先生生前曾到辽宁省博物馆观赏并鉴定《万岁通天帖》，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写下了《唐摹万岁通天帖考》一文，他认为“唐摹王羲之帖，不论是现存的或已佚的，能确证为唐代所摹的已然不易得；如可证在唐代谁原藏、谁摹拓、何年何月，一一可考的除了这《姨母》等帖一卷外，恐怕是绝无的了。”
这些资料，都记载了《万岁通天帖》的可靠性与珍贵性。正如辽宁省博物馆馆长马宝杰所说，“这件法帖来源非常可靠，钩填得非常精到，有明确的钩填年代，所有这些因素一一集中到一件作品中，只有这件《万岁通天帖》。”
杨频指出，这卷帖的句首有王方庆用小楷写的祖辈名衔及官位名称，如王羲之的《姨母帖》前有“臣十代再从伯祖晋右军将军羲之书”，这些用的都是武周时期的新体。而且在这卷上还能看到梁武帝时期唐怀允、姚怀珍等人的鉴题，这也使得这卷法帖更加珍贵。
《万岁通天帖》来源的可靠，是它成为国宝的原因之一，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它极为精到的钩摹。在《万岁通天帖》卷后，有南宋岳珂，元代张雨，明代文徵明、董其昌等人的题跋，俱称钩摹精到，文徵明写道：“通天抵今八百四十年，而纸墨完好如此。唐人双勾，世不多见，况此又其精妙者，岂易得哉，在今世当为唐法书第一也。”清代学者朱彝尊曾说它“钩法精妙，锋神毕备，而用墨浓淡，不露纤痕，正如一笔独写。”
都说钩摹精妙，到底体现在哪里呢？启功先生在《唐摹万岁通天帖考》一文做了阐述。在文章中，启功先生指出，古代没有影印技术时，只能凭蜡纸钩摹，同是钩摹，又有精粗之别。有的原帖有残缺，或原纸昏暗处，又给钩摹造成困难，容易发生失误。比如，《快雪时晴帖》中的“羲”字，“笔画攒聚重叠，不易看出行笔的踪迹。当然可能是书写时过于迅速，更可能是出于钩摹不善。”
现藏于日本的《丧乱帖》《孔侍中帖》二卷钩摹较精，连原迹纸上小小的破损处都用细线钩出。《万岁通天帖》同样精妙，原迹纸边破损处，也都钩出。
启功在文中还以《万岁通天帖》中王献之《廿九日帖》的“奉别怅恨”四字处为例详细说明：“别怅”二字原迹损缺一半，这卷里如实描出。在《淳化阁帖》（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中，也有此帖。《淳化阁帖》中就把这两个残字删去，并把“奉”、“恨”二字接连起来，变成了“奉恨”。启功认为，古代行文习惯，“奉”字是对人的敬语，如“奉贺”、“奉赠”之类。一切对人不敬不利的话，不能用它。如果说“奉打”、“奉欺”，便成了笑谈。所以，“奉”和“恨”是不能用在一起的。
作为启功弟子，杨频在观摩《万岁通天帖》时，也感受到了先师当年对于此帖钩摹精到的评价。他指着《初月帖》说，在这帖中有很多“枯笔”，特别是帖尾“羲之报”中的“报”字，枯笔最为明显。枯笔的笔迹杂乱无章，如果摹得不好，就会感觉特别奇怪，但是这帖，把枯笔的气韵也钩摹得非常到位，仿佛就是王羲之挥毫而就。
3、 真迹亡佚唐摹本幸存
即便是摹本，人们也能从中感受到王氏一族笔力的磅礴之气，可以想见，武则天在面对真迹时的那份喜悦。可惜的是，真迹最终亡佚，至于如何散失的，并没有记载。后人只能从《新唐书》和《旧唐书》对王方庆的传记中，一窥端倪。据记载，王方庆生前不仅有先祖的法书，还有很多异本的图画，“方庆殁后，诸子不能业，随皆散亡。”或许，这些法书就是随着王方庆的那些异本图画一起亡佚了。
幸运的是，武则天时期的摹本历经曲折，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万岁通天帖》流传了下来。
《万岁通天帖》在历史上由许多文人名流收藏，著录详细，流传有序。唐摹《万岁通天帖》曾藏于北宋建隆史馆，历经北宋宣和内府、南宋绍兴内府及南宋韩庄敏家收藏，后为抗金英雄岳飞之孙岳珂收藏，并著录于《宝真斋法书赞》；至元初，此摹本转到大收藏家王芝手中，又转至家住宜兴的岳飞五世孙岳浚之手；后被无锡的华幼武收藏。到明朝，《万岁通天帖》传至华幼武后裔华夏手中，其后被明代著名的收藏家项元汴及其哥哥项笃寿收藏，至清代中期入清内府收藏。
在流传过程中，《万岁通天帖》曾遭遇两次火灾，一次是明代的真赏斋大火，一次是乾隆年间的乾清宫大火。至今，在法书的最下端能看到明显的焦灼之色，有些字迹已经被烧掉半个。这正是大火留下的印记。1978年，启功先生曾到辽宁省博物馆详细观赏《万岁通天帖》原本，他结合历史上流传的一些拓本，在影印本中，将原帖中剥落和烧残的字补全。
有趣的是，《万岁通天帖》在流传过程中却两次受到轻视。这两次轻视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钩摹。它第一次受到轻视是在明代。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三所收《书〈万岁通天帖〉旧事》记载，明代项元汴是一个“富而好古”的商人，其家开有当铺。一般当铺只当珍宝，他家当铺还典当书画。有一天，项元汴花大价钱买了《万岁通天帖》，等拿到手收藏后看它居然是钩摹本，而且还有缺损，就以为是赝品，他非常心疼。项元汴的哥哥项笃寿不忍心，便原价将《万岁通天帖》从项元汴手中买了过来。
第二次受到轻视，是在乾隆年间。乾隆的《三希堂帖》，以《快雪时晴帖》为尊，信为真迹，而《万岁通天帖》则列于“唐摹”类中。其原因也在于它“明明白白”地写出是钩摹本。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万岁通天帖》在流传过程中，并未受到太多人的“惦记”而得以幸存。
1922年，溥仪假借赏赐皇弟之名，从宫中运出了大量文物，其中就有《万岁通天帖》。后来这批国宝藏于长春伪满皇宫，直至1945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物处将工作重心集中在搜集伪皇宫所散佚出来的书画。时任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的杨仁恺先生也被派往长春。1954年，在一堆军事地图和档案中发现了《万岁通天帖》。随后，它被转交到当时的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并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4 、“范武骑”与“山阴张侯”或是收信人
毋庸置疑，《万岁通天帖》有着极为珍贵的艺术价值。元代书法家张雨在题跋中认为，《万岁通天帖》的艺术价值远超阁帖（即《淳化阁帖》）。他甚至说，未见过唐摹本的人，都不能说自己懂书法。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极高的艺术价值，《万岁通天帖》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比如，很多人在欣赏《快雪时晴帖》时，偏左下方有“山阴张侯”四字，对此，当年有很多说法。后来，在启功鉴定和研究《万岁通天帖》后，发现王慈的《柏酒帖》左下方同样也有一个人名：范武骑。启功先生便推断这是当年对收信人的称呼。
他认为，古人用素纸卷写信，纸面朝外，一边写一边从右端卷，卷时仍是字面朝外。写完了，后边留一段余纸裹在外层，题写收信人，因常是托熟人携带，所以不一定写得像今天那么详细。这种写法，一直延续到明代文徵明还留有实物。而“范武骑”与“山阴张侯”为何写得靠下端，他推断可能是当时的一种习惯。
对书法史颇为爱好的郑雷认为，《万岁通天帖》还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能够重新审视王氏书法风格的延续以及魏晋时期的书法流变。如今人们提到王羲之，大都提《兰亭集序》，《兰亭集序》也是中国古代书法帖学的源流之一，但《兰亭集序》是否出自王羲之之手，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兰亭集序》中字体的风格与王羲之的《姨母帖》和《初月帖》差异比较大，《姨母帖》和《初月帖》有明显的隶书向章草过渡的痕迹，更贴近魏晋时期的书法发展历程，而《兰亭集序》所体现的风格跨度比较大。
郑雷从个人的角度分析道，“从中国古代书法发展来看，《姨母帖》和《初月帖》所体现的书法发展脉络，更合适，更自然一点，不像《兰亭集序》那样突兀。”他说，王羲之四世孙王僧虔的《太子舍人帖》，其实在风格上更接近《兰亭集序》一路作品，从这样的发展脉络来看，似乎更加合理。
《万岁通天帖》正如一座蕴藏丰盛的宝库，不同的人在其中得到了不一样的“宝物”。不过，他们获得的喜悦是一样的：只要能够见到其真身，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启功先生当年在详细观看原本后，生动地描绘了他非同寻常的“满足感”：“我们今天直接见到这七人十帖，把玩追摹，想到唐太宗得到《兰亭》时的欣喜，大概也不过如此。”（ 姜宝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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