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欧洲人争相仿制的“外销瓷”

2019-08-23 08:09阅读:
让欧洲人争相仿制的“外销瓷”
十八世纪描述景德镇-广州“外销瓷”贸易的《瓷器制运图》画册
1822年,一批清代瓷器随商船“泰兴号”从厦门出发,全速驶向位于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尼)的巴达维亚。不幸的是,商船在南海海域触礁失控,沉入海底。两个世纪后,这批清康熙德化青花瓷在爱国企业的努力下荣归故里,其中190余件瓷器于近日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荷兰《东印度航行指南》记载,“泰兴号”长50米,宽10米,重1000多吨,船上载有茶具、餐具等瓷器100多万件,大部分产自福建德化。这个数字看似惊人,但相较近代中国庞大的外销瓷全球贸易网来说,只是冰山一角。
作为古代中国出口贸易的代表性商品,丝绸和瓷器历来受到海外诸国的喜爱。明朝初期实行海禁政策,进出口贸易只有“朝贡”这一条渠道。有限的贸易往来,却挡不住外国人对中国瓷器的热情。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曾写过一本中国游记,其中有以下描述:“中国人食量很大,当他们用餐时,所有饭菜分别盛在了若干大瓷盘里。他们还喜欢喝酒,用的也是很小的瓷杯。”这个看似极其寻常的细节,竟在欧洲引起了轰动。明隆庆元年(1567年),终于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到东、西二洋进行贸易。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内,尽管清政府再度实行了海禁政策,但中国外销瓷的贸易额却持续保持增长。
17世纪的荷兰有“海上马车夫”的美誉,是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泰兴号”前往的巴达维亚,即如今的印尼首都雅加达,那里曾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东方总部所在地。东印度公司是一个意图垄断东方贸易的商业公司,针对中国市场,公司的主营业务正是瓷器,为此还曾染指台湾,正如葡萄牙侵占澳门一样。而在17世纪初,老牌海上强国葡萄牙的国力每况愈下,“里斯本-果阿
-澳门”这条辉煌一时的中欧航线,也逐渐被“阿姆斯特丹-巴达维亚-广州”航线所取代。
据荷兰学者佛尔克编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记载,从1602年公司创立,至1682年这八十年间,共有1600万件中国瓷器被运至荷兰并销往世界各地,这也只是一个国家某个公司的数据。再据《中国陶瓷史》引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统计资料显示,仅巴达维亚一处,每年运往欧洲的中国瓷器就多达300万件。要知道以上数据均为不完全统计,如果忽略明末清初的鼎革,再算上民间的走私力量,其最终数据将难以估量。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给出了几艘葡萄牙走私船的细节: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澳门出发,船上载有500个中式酒杯、2740个茶盘、精美茶壶茶杯共100个,另有1万个瓷盘、8000个碗。第二艘有1万个瓷杯和50个瓷盘。第三艘有1万个瓷盘、8000个碗和2000个茶盘。
从17世纪开始,荷兰殖民者就以巴达维亚为东方仓储基地,他们将从中国、日本、东南亚甚至远东地区获得的货物集中在此,清点之后再运往世界各地。对于那些瓷商来说,往返于阿姆斯特丹-巴达维亚-广州三地,就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主旋律。而“泰兴号”正是此条线路上的常客。
那么,外销瓷主要由哪里生产呢?首先便是“瓷都”景德镇。景德镇在明清两朝分别叫做“御器厂”和“御窑厂”,首要任务是给皇室生产瓷器,其次也要负责国内市场的供给,最后就是“外销瓷”,规模巨大,制作流程也复杂。西方客户不一定喜欢传统的花枝、龙凤类彩绘图样,往往会有其他要求。
随着“外销瓷”订单逐年增多,瓷都生产力也渐渐趋于饱和。这时,清政府为了疏解景德镇的制造压力,便将“外销瓷”彩绘这部分移师到了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据《中国陶瓷史》记载,“美国旅行者William Hickey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一家广彩加工厂后描述道:‘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所谓“术业有专攻”,瓷商先将景德镇烧制好的白瓷胎运至沿海,再由那里的画师按客户要求进行彩绘。
彩绘业务和繁荣的国际贸易也带动了沿海一带瓷器制造业的发展,以福建德化窑为代表的瓷器开始畅销海外。
鉴于沿海贸易的繁荣,清政府又于18世纪初颁布了一项章程:允许外国公司在广州进行贸易,但必须经过清政府指定的洋行代办。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于1715年捷足先登,此后又有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相继入驻。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外销瓷的出口曾一度停滞。荷兰代尔夫特镇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当地人通过仿制中国青花瓷,弥补了欧洲市场的空缺,并获得了“西方景德镇”的称号。而随着“日不落帝国”在18世纪的崛起,这份仿制业务又被英国人抢了过去。
纵观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从隋唐时期的日本、东南亚,到宋元时期的西亚、中亚,再到明清时期的欧洲,无论处于哪个阶段,瓷器始终都是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有数据显示:在18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约有2500万至3000万件中国瓷器被运至英国,可谓是体量惊人的跨国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