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洋顾问的皇城旧梦

2019-10-10 08:09阅读:
民国第一洋顾问的皇城旧梦
端纳




民国第一洋顾问的皇城旧梦
1924年,端纳在北京赛马会上


民国第一洋顾问的皇城旧梦
东总布胡同53号是端纳的旧居


民国第一洋顾问的皇城旧梦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曾于1928年为张学良工作过的端纳为此进行斡旋。
民国时期被称为“No.1白人顾问”的端纳(端纳本名Donald William Henry,其中文名是英文名的音译)在中国政坛徜徉了近四十年,其中的十五年(1913-1928)是在北京度过的。此间,端纳从一名记者转向职业政客,他在孙中山、袁世凯、南北政权以及各路军阀间纵横捭阖,历经了南北议和、袁世凯登基与退位、“二十一条”事件、蔡锷密谋起义、军阀混战等一系列政治风云,逐渐奠定了中国第一洋顾问的地位。然而,史家对端纳在北京的生活记录甚少,以致留下了许多缺憾。
>定居北京之前
1903年, 端纳从澳大利亚来到香港,在《德臣报》(China Mail)任职,并很快以报道日俄战争(1903-1905)而闻名,旋即被《纽约先驱报》聘为驻华特派记者。武昌起义后,端纳在采访之余协助南方革命党人工作,并介入了攻打紫金山天堡城的战斗,他侦察地形,为联军带路,是现场报道辛亥革命南京光复之役的唯一外国记者。1912年元旦,端纳出席了南京孙中山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受孙中山之托,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宣言,向世界阐明推翻清朝的意义及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孙中山任命端纳为“中华民国外务高级参议”,还向端纳颁发了金质奖章,以表彰端纳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由此,端纳声名显赫,气势直逼“北京的莫理循”。
1912年3月,端纳应邀到上海担任《远东经济评论》主编,同时写作孙中山传记。他在那里认识了宋耀如等人。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得势,在南北较量中,袁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3年,政治中心转向北京,端纳也随即北迁。此间,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辛亥革命前,端纳是坚决站在革命党一边的,但随着袁的崛起及西方对北洋政权的日益垂青,他开始持观望态度,对孙中山抱有疑虑,并逐渐靠向北京政权。1912年8月,端纳从沪上致信北京的莫理循,抱怨孙中山“政治不成熟”、“低能”云云,其语言之尖刻令人吃惊。20世纪七十年代,这封信被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博士从浩瀚的“莫理循档案”中检索出来,他大感震撼:“人们认为端纳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然而,该信却流露出他对革命党人的强烈敌视。”
端纳对袁世凯的态度显然受到了澳大利亚同乡莫理循的影响。当时,这位《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已就任袁的顾问,并向世界宣称“袁是中国的希望”。1912年至1920年,端纳与莫理循交往密切,通信频繁。端纳移居北京,很可能与莫理循有关。事实上,莫理循的确邀请过端纳为北京政府工作,前者从《泰晤士报》辞职后,由老牌记者佛雷泽继任,端纳作为该报兼职记者,辅佐佛雷泽工作。
端纳定居北京,另一位影响者是美国商人孙明甫(Roy Anderson)。孙是个在苏州出生的中国通,1911年他与端纳在南京相识,二人成为好友,曾联手为革命军助力。孙于1913年任美孚石油公司驻京代表,与端纳分享北京总布胡同的一个院落。孙明甫操一口流利的汉语,精通中国文化和政治,甚至“比华人还了解华人”,对南北双方势力也能左右逢源。
端纳在北京的宅邸
1913年,来到北京的端纳身兼数任:他是《纽约先驱报》的驻华记者、《远东经济评论》主编,还是《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等报纸的特约撰稿人。大牌记者身份、辛亥革命中的名气以及与南方政权高层稔熟的人脉关系,使端纳甫入京都就融进了政界。他与当时政坛要人袁世凯、周自齐、梁士诒、顾维钧、蔡锷、莫理循、古德曼等都有交往。其中,财政总长周自齐对端纳尤其重要,二人交往甚密。端纳昵称周为“Old Joen”。与端纳亲近的政府官员都有西方留学背景,比如周自齐、顾维钧均为留美学子,彼此交往无语言障碍,还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
端纳到京后很快就购置了一套房产,地点位于今东总布胡同24号,与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周自齐的宅邸同在一条胡同。周自齐为了出行方便,在东总布胡同修建了一条柏油马路,它被认为是北京首条柏油马路。
端纳与周自齐之间常有走动。端纳后来披露“二十一条”和创建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时,周都起了关键作用。东总布胡同与东交民巷使馆区、六国饭店比邻,周自齐、顾维钧都住在这个区域,他的同乡莫理循则住在一步之遥的王府井,这些都可能是端纳选择东总布胡同作为北京住宅的原因。端纳非常珍爱这栋房产,曾修葺多次。20世纪四十年代,这栋房产以10000美元出售。端纳在其遗嘱中指出,该房的房契持有者是周自齐。如此看来,端纳定居东总布胡同与周自齐密切相关。
很少有人描摹过端纳在北京住宅的样式。端纳在经济讨论处工作时的部下、美国记者艾利斯顿(H.B.Elliston)对其曾有简约的叙述:“在这个老北京城里,端纳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异国情调的房子。”另一个罕见的记录来自前美国海军情报部官员麦卡休(J.M.McHugh)未曾发表的回忆录。其中的描写成为描摹端纳北京住宅情况的孤版。麦卡休1924年来到北京,很快就成为端纳家的座上客。他回忆道:
“端纳住在东城的一个院子里,其中有两幢建筑。端纳拥有一幢2层红砖楼,另一幢住着他的好友孙明甫。端纳有一群仆人,1号仆人、2号仆人分别担当苦力和厨师,还有一个操洋泾浜英语的老妈子。老妈子管着端纳,说话很冲,但端纳很听话。端纳有一辆越野车,还有车夫、司机和看车的。”
麦卡休常嘲笑这房子“华而不实”,“貌似昂贵,但其实很蹩脚”。
美国传记作家塞尔(E.A.Sell)对端纳此时的家境也有所描绘,说他喜欢在书房里静静地倾听留声机里播放的音乐,大歌唱家卡鲁索歌咏的《我的太阳》是他的最爱。塞尔描绘道:
“单身绅士该有的房屋设备端纳应有尽有。他收集了北京能买到的最好的古典音乐唱片,他的书橱里藏有令藏书家羡慕不已的首版图书。住房是以牢固的红砖砌成,房顶上还有花园。一个凶神恶煞的女管家管理着一切。”
麦卡休笔下描绘的东总布胡同24号,已是端纳移居北京十年后的情景。当时的端纳显然已步入了上流社会。麦卡休回忆道:“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乘他的豪车去西山打高尔夫。车端两侧站着他的仆人。”
端纳当年在北京的另一位密友、美国商人赫彻斯乔德(H.K.Hochschild)目击了端纳的某个生活侧面,他回忆道:
“1921年早春,我住在北京。我知道端纳有两三匹马,有时我和他在早饭前会骑马遛弯。端纳对钱并无特殊兴趣,有时会身无分文,但他靠新闻挣的钱使他生活得不错。他有一幢舒适、设备齐全的房子,时有聚会。他提供精美的餐食。他不喝酒,有时会在留声机的伴奏下在家中跳舞。他经常去骑马。端纳品德高尚、幽默,有天然的吸引力。他交游广阔,参加他家聚会的宾客包括中国政府官员、外交官、外商和外国记者,其中也有漂亮女人。他像普通男人一样对女人有兴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再婚,但我不确定他是否与他那分居的妻子离了婚。”
端纳的京城生活
1965年,端纳的老朋友、美国商人纳斯尼尔(Nathaniel Peter Rathron)向胡佛研究所捐赠了端纳当年从北京写给他和纳氏妻子海伦的信函,写信落款地点为总布胡同,时间跨度从1923年11月到1926年12月。在这些信中,端纳描述了他的北京生活,其中谈到他新买的汽车、肮脏的大街,谈到了有轨铁路、骆驼和士兵,还谈及他与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军阀交往的情景。信中还谈到他家的老女佣,端纳的赛马如何获得北京赛马会冠军以及北京人如何打麻将的细节。其中的两封信提及端纳在周末去郊区遛马、怎样打高尔夫。这两封信中还透露了端纳与妻子的矛盾以及他如何斥资8000美元修缮房屋等信息。
1913至1920年是端纳北京生活的前期,他当时身兼数职,繁忙的工作给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并不稳定,端纳要四处搜索新闻,频繁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1920年,端纳获取了北京政府经济讨论处处长的职位,由政府给予资助,经济状况日趋良好,此后,端纳的生活似乎是闲适的。根据张学良的副官陈大章回忆,当时香山碧云寺旁的香山饭店有个高尔夫球场。“饭店是赵四父亲赵庆华开的,经常来打球的有张的秘书处处长朱光沐,还有端纳和黄显声”。
1915年任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回忆道:“有段时间,我每周去西山打三四次高尔夫,除我之外还有端纳。”
关于端纳的生活习惯,艾利斯顿回忆道:
“端纳不喜欢中国食物。有次他自带面包参加总统的宴会,只吃坚果、水果和蔬菜,而周围的人则享受着妙不可言的中国美食。他不学中文,也不讲汉语。”
端纳经常参加政府官员的奢华宴会。塞尔描写了其中一次的情景:
“在宴会上,端纳坐在周自齐旁边,对面是被称为“财神”的北京政坛巨头梁士诒。有75道菜,包括鱼翅、烤鸭、咕噜肉、龙虾、鸡、鱼、米饭,温热的绍兴酒(只有端纳一人不喝酒),没完没了地端上桌来……”
端纳购买东总布胡同的房产时,经济并不富裕。1902年,莫理循在王府井购置寓所,花了750英镑,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端纳为几家报纸撰稿,收入颇不稳定。他的购房款大部出自妻子玛丽的腰包。1975年,暮年的玛丽在一封致友人信中披露了秘密。她说:“我们北京那幢可爱的房子,花的都是我家的钱”。
玛丽来自英国,1902年,她赴澳大利亚旅游时认识了端纳,两年后与端纳在香港结婚,双方聚少离多。1919年,她携幼女到北京与端纳同住。不久,夫妇发生龃龉,1920年,玛丽带着幼女返回香港,此后,二人再未谋面。
端纳从不透露他的私生活,因此无人知晓他与玛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端纳在北京时期的密友、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 Gilbert)回忆说,玛丽孱弱多病,生性怪癖,端纳是个火爆脾气。夫妻反目,双方都有责任。除性格不合外,端纳怀疑妻子与其他男性有染,而玛丽认为,端纳是让周围的女人惯坏了。
1920年以后,端纳在北京东总布胡同过着单身生活。但是,活跃的他并非没有绯闻,不过,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来说,此类绯闻似乎微不足道。 1975年7月,端纳当年在北京的老友、美国钢铁大王赫彻斯乔德(H.K.Hochschild)披露了一桩秘闻。他说,在1921年,端纳爱上了手下一位年轻的白人女士,端纳对她非常着迷,并对该女士周围的男性很排斥。“有天我们在端纳家聚会后,我送她回家,端纳一直在远处跟踪我们……”
信中提到的1921年,正是端纳担任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处长之际,但赫彻斯乔德没有透露那位“白人女士”的身份。1986年,纽约图书馆开启了“葛楚德女士家庭档案”,其中珍藏着端纳致葛楚德的6封情书, 透露了端纳与美国女记者葛楚德·爱默生(Sen Gertude Emerson)1920年代的一段秘密恋情。葛楚德在1915年至1920年间来过北京多次,与端纳多有接触,赫彻斯乔德提到的那位“年轻的白人女士”是否就是葛楚德呢?
卷入北京政坛 端纳定居北京后,仍然与在袁世凯政府中任铁路督办的孙中山保持密切联系,但这种联系止于1913年孙流亡日本之后。 披露日本逼迫袁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内幕是端纳到北京后初露锋芒的第一件大事,其中有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即周自齐和莫理循。其中周是向端纳通风报信的第一人,而“二十一条”的文本则是端纳通过莫理循获得的。
1915年1月下旬,财政总长周自齐急召在上海出差的端纳回京议事。当时,日本政府正向袁世凯提出秘密履行“二十一条”。周自齐不敢向端纳暴露详情,只暗示了一些内容。端纳认为,中国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此事公开,以影响西方舆论。根据周的暗示,他立即给《泰晤士报》发出新闻稿,但该报以消息来源不清为由而未予刊载。端纳遂向袁的政治顾问莫理循求助,在后者的办公室,端纳悄悄拿走了“日本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的文本。在二人的努力下,《芝加哥日报》、《泰晤士报》在当年2月陆续披露了 “二十一条”的详情,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大哗。
端纳在北京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协助反袁将领蔡锷出逃京城。
史料表明,1913年10月蔡锷晋京后,端纳即与蔡锷相识。蔡发现了袁的野心,曾私下表示:“袁世凯必为皇帝,我不许之。”袁世凯对地方实力派蔡锷严加防范。为保证倒袁计划顺利实施,蔡锷佯作拥袁,在筹安会拥袁称帝的劝进表上带头签名,更招妓冶游以示胸无大志。经常在京城名妓小凤仙住所前门陕西巷厮混,也常到蔡府附近的端纳寓所招妓设局。某晚,端纳与仆人驾着四轮轿式马车来到蔡府。在夜色掩护下,让瘦小的蔡锷躺在备好的洗衣篓里,抬上马车,直奔崇文门火车站。由于当时该站专供洋人使用,中国当局无权检查,端纳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蔡锷一起登车直达天津,将蔡送上东渡日本的轮船。
12月25日,假道日本返回云南的蔡锷,与唐继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建立护国军,声讨袁世凯。
端纳助蔡出逃一事也遭到过质疑,其真伪尚待史家考据。不过最重要的是,此事凸显出端纳的复杂性格:他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又向袁世凯示好;他推崇共和制,又在帝制下的北洋军阀手下做事;“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救过革命党人王正廷;而在辛亥革命时,他曾援救过清廷两江总督张人骏。
1916年, 端纳在北京做了另一件大事,即劝袁世凯退位。1915年蔡锷通电反袁之后,内战再次爆发。端纳公开宣称,“随着北伐军的脚步,我坚信袁世凯必须辞职”。他不断劝说梁士诒、周自齐和其他内阁成员让袁世凯辞职。
1916年3月初,梁士诒安排了端纳与袁世凯在紫禁城的会谈。
端纳告诉袁世凯,全国已有17省明确表示反袁。他希望袁下野,以避免战火蔓延。
袁若有所思。
1916年3月21日,袁颁布命令废除君主制,恢复共和制,5月底,袁准备下野。
端纳开始在英美公使馆间斡旋,希望后者能给下野后的袁世凯安排一个安全之地。恰在此时,南方革命党致电端纳,让他火速赶来筹划,以促成袁世凯尽快下野。
端纳带去了袁政府的条件:第一,袁需要有离开中国的安全保障; 第二,其家属和祖坟必须得到保护。
南方政府同意了。
6月5日夜,端纳协助王宠惠、王正廷等人起草了吁请袁下野的电报,并在第二天凌晨发出。中午时分,端纳收到北京密电,称“袁世凯病重”。革命党人立即说:“袁世凯又一次耍了我们。”“不!”端纳确定地说,“他快要死了。”
袁确实在当天因膀胱炎发作暴卒。端纳回忆道:
“没有流血的杀戮,没有刀光剑影,只有一个疲倦老人的死亡,这个梦想成为皇帝的人曾舔尝过权力的快感,但最终丢弃了他的声誉。”
告别北京
在袁世凯下台后的五年中,端纳在军阀混战中穿行斡旋,1920年下半年,他接受了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周自齐的建议,创建政府的一个经济信息机构——经济讨论处,至此,端纳正式成为中国的政府官员。
在从记者向政客转变的过程中,端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曾蔑视那些弃文从政的记者,包括他的同乡莫理循;另一方面,他又情不自禁地向政坛和权势靠拢。
民国初期,北京政府有二十多名洋顾问,他们分布在财政部、交通部、外交部、内务部等重要部门。这些洋顾问待遇优厚,社会地位极高。比如莫理循的年薪为3500英镑,还享有政府提供的房屋津贴、秘书和翻译。端纳给《泰晤士报》作兼职记者,月薪不过300墨西哥鹰洋,与莫理循的待遇实有天壤之别。1920年的端纳,由于离开了《纽约论坛报》和《远东经济评论》,收入并不稳定,权衡之下,端纳终于决定“下海”从政。
经济讨论处的大本营位于北京南河沿菖蒲河一带。周自齐从关税中拨出经费供该机构使用。端纳上任后,调兵遣将,招募了一批西方记者担任报纸编辑。该处除负责经济调查统计外,还创办了《中国经济月刊》等四份英文刊物,提供有关中华民国的商业信息和国内外财经新闻。
端纳对经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兴趣。1920年代至1930年代,他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频繁充当中间人,孙中山曾让他为中国的铁路贷款,袁世凯等各路军阀也请他代为向西方融资,张学良曾让他与英国石油公司谈判开发满洲里的金矿。充当经济顾问究竟带给端纳多少收益虽然是个未知数,但当时栖居北京的英国作家辛普森(B.L.Simpson)曾挖苦端纳“通过无数次充当顾问使自己暴富”,这对端纳来说,是“极大的侮辱”。
尽管经济讨论处影响很大,但1924年支持端纳的周自齐死后,新任财政总长李思浩却对该机构毫无兴趣。端纳的出版物产生了不少经济收益,引起李思浩的觊觎。端纳曾抱怨李对他“压榨”,要他每月上缴一定的收入。当时,北京政府正面临经济危机,李思浩砍削了各部门的开支,其中也波及经济讨论处的经费。
无奈之下,端纳辞退了编辑和秘书,一人扛起经济讨论处的工作。突遭变故对端纳是个沉重的打击。1928年,北伐之后,蒋介石定都南京,北方政府机关也随之搬迁。国民政府试图接管端纳的经济讨论处,端纳也接到了任职邀请,并开始搬迁。他将北京的房子留给了仆人照料。但到了南方后,他发现新政府想将经济讨论处变为“宣传机构”,他的预算和工资都被认为是“奢侈和过分的”。政府还派来中国主管来监督端纳的工作,并消减了经费。显然,他的权力被消弱了。端纳决定辞职,他悲哀地说:“过去我对中国做了诸多好事,但瞬间就被无情抛弃。”
1928年10月10日,端纳向国民政府请辞,虽经孔祥熙一再挽留,但端纳去意已坚。他将代表张学良与英国一家矿业公司合作,开发满洲里,张学良许诺给端纳金矿和土地。当年12月21日,端纳满怀新希望前往奉天,至此,端纳的北京生活结束了。
端纳在北京栖居的15年,不仅深深地卷入了中国政治,也最终完成了从职业记者到政客的转变。如果说端纳1912年任职北京政府是他正式进入中国政坛的开始,那么,他在1928年成为北方军阀张学良的顾问、1934年成为总统蒋介石的顾问,则在他的仕途上画出了有力的惊叹号。在端纳的中国冒险生涯中,北京的皇城生活承前启后,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中国第一洋顾问的坚实基础。( 张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