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基督山伯爵》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

2019-12-13 08:09阅读:
将《基督山伯爵》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
《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塑像 新华社图

由一张护照说起

十年前,有一张光绪年间护照,在网上颇为流传。
护照四边绘以青龙,中间有鲜红印戳,品相完整,保存较好,当时嘉德公司以4000至8000元估价,最后,竟以五万六千元十倍左右的价格拍得。那是清末驻英大使张德彝,发给参赞陈懋鼎的一张回国护照,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即1905年春。这张护照珍贵处在于,它里面的内容十分丰富,上写:“陈懋鼎三年差满,携眷而归,搭坐德公司普而生船,取道上海,转船回福建原籍,然后赴京供职。随带跟役一名,使女二人,大小行李共五拾贰件”。我们注意到,这张护照在拍卖时,有对拍品的描述。
陈懋鼎,字征宇,福建闽侯人,“末代帝师”陈宝琛之侄,光绪十六年中进士,曾任外务部榷算司员外郎。外务部就是后来的外交部,榷算司是其下属的四个司之一,专管关税、商务、行船、财币、邮政及出使经费等,员外郎为从五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司长。陈懋鼎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跟随张德彝出使英国的,这一去就是三年。这次归国,普而生轮船上那五十二件行李,不仅装载着陈懋鼎满满的收获,更大收获,是在陪同他的夫人身上。因为她除了这些年精心照顾丈夫在国外的衣食住行外,还为他怀上一个孩子。这一路上,她都是挺着大肚子,陪同陈懋鼎站在轮船甲板上的,“三洲水土强吾种,两月风涛练汝形”;就在返回原籍不久,这个风浪中孕育的胎儿顺利降生,陈懋鼎给孩子取名:
陈怀英。
然而,比之船上的行李、夫人肚里的孩子,还有让陈懋鼎更感觉贵重的东西,就是那些箱子里,放置的九十四卷厚厚稿纸,那是他利用在英国工作余暇,翻译的《基督山伯爵》一书的手稿。

出使英伦

据张德彝《八述奇》记载,陈懋鼎作为参赞期间,经常跟随他出入白金汉宫、英外务部、西敏寺教堂、圣詹姆士宫,进行外事活动;这还不包括他本人受邀约,去歌剧院看戏,画廊看画展,茶艺馆品茶,参加当地名流举办的各种宴会等诸多事宜。开始,陈懋鼎还觉得新鲜好奇,可越往后就越觉得自卑,深受清朝孱弱的国力影响,让他明显感到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低人一等。从外交层面讲,他们这届大使没做出什么功绩,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张德彝代表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保工条例》,要求英商在南非开采金矿招收华工时,必须保障在运送他们的船只上改善伙食。个人层面讲,陈懋鼎深感象征愚昧、落后、闭塞的长辫子,成了他与外界交往的最大障碍;他当时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上书光绪,恳求割掉脑后辫子,他也由此成为清朝外交官中剪掉辫子的第一人。
陈懋鼎是一个颇有抱负的年轻人,很早就明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理,尽管他没受过系统的外文训练,但在过去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一职时,旁边就是京师同文馆,他经常去那里蹭课。大使张德彝也很喜欢这个有文笔功底的年轻人,“张星使雅爱文字,交涉文牍悉委诸君,多所建白,征宇由是精通英语”。
其实,陈懋鼎苦学外文是有原因的,就是希望更深入了解西方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准备以后回去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可对于国内固步自封、落后闭塞的民众,该如何让他们了解“蛮荒”一般存在的西方世界呢?就在这个时候,陈懋鼎接触到了《基督山伯爵》。这本出版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传奇小说,曾被翻译成英、德、俄等不同版本,在英国上下阶层、妇孺老幼中争相传阅。陈懋鼎一旦拿起这本书,就再也放不下,他深深为里面跌宕起伏的情节,生动有力的语言,活泼机智的对话所吸引,尤其是小说中到处弥漫着对欧洲异域风情的场景描写,最能展现欧洲各国全貌。于是,陈懋鼎产生一个想法,能不能把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介绍给自己的国家,让国民能更全面、更客观、更详尽地了解世界呢?

翻译《基督山伯爵》

“英伦伦敦东南距大清使馆二十里,曰赫恩山。土势坡陀,铁轨午贯,汽车站以山为名,东接达立集,自昔为胜区,祆堂、书院、画阁、公园,粲乎位列,槐栗成行,多百年树”。
随同张德彝出使的参赞们,大都携带有家眷、仆人,长期住在清驻英大使馆显然不妥当,他们来到伦敦不久,就纷纷在外面找房子租住。开始,是在伦敦城内找,比如一位叫马清臣的参赞,就选择了“帕米腊大街第十五号”,与夫人子女同住;后夫人去世,也是感觉城内的房子价格太高,他就又找了伦敦郊外的一个地方,每星期租金是五英镑五先令,这在他们这些每月挣360两银子(1两白银相当于0.15英镑)的二等参赞官眼里,已经算便宜了。故此,陈懋鼎也在“赫恩山”下一个叫“半月巷”的村庄,找到世代居住于此的“黎氏”房东,租下一座二层小别墅,还给它取名“楞登楼”,不仅为图便宜,更是为有一块幽静偏僻的地方,以完成译著的恢宏工程。
“赫恩山”,位于诺伍德山脉和泰晤士山谷之间,风景秀丽,林木葱茏,每逢冬春之交,粉红色的杏花就开遍山野。“楞登楼”周遭更是鲜花遍植,禽鸟啁啾,完全闻不到尘世的喧嚣,宛若一处世外桃源。他在这片村庄结识了很多英国友人,有一位金发碧眼的格林利女士,还特意携了家眷,搬到房东黎氏处,与之比邻而居。陈懋鼎每当得了空隙,或者就会与格林利女士一起,“考订方言,讨论异俗,出入百氏,纵横五洲”;或者就是独身一人,“周览村落,杂花芳草,曲沼小桥,往往流连忘返”,过得好不惬意快活。在乡下这段日子,给他的译作带来莫大的灵感和激情。
当然,这样一部煌煌一百万字的巨著,要把它翻成中文何其难也,况且,他还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译者;更尴尬的是,他还遭到周围人的嘲笑和不解,但他仍然抱着坚定的信念,也是仗着自幼打下的古文底子,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翻译。到了临离开英国那一天,他已经翻译出九十四个章节,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九。只是陈懋鼎是用文言文翻译,读起来难免磕磕绊绊,晦涩难懂。而且,进入二十世纪初,英译中还是个刚刚兴起的事物,许多名词用语还不规范,比如,流经伦敦城的泰晤士河,他译成“达米斯河”;基督山译成“莽吉图”;就连书的题目,也并非我们所熟知的《基督山伯爵》,而是叫做《岛雄记》。陈懋鼎为译这部书,还给自己起了笔名:“达米斯钓客”,这大概是因为每值天气晴朗,他站在自家阁楼上,都能远远眺望到泰晤士河和桥上的两座钟楼吧。

译稿坎坷的命运

再说陈懋鼎乘普而生轮船回国后,先是护送夫人回福州,安全生下孩子,休息几日,这才举家赶往京城赴职。朝廷对他完成出使使命大加赞赏,升他为外务部郎中(由副司提到正司);又因为刚成立储才馆,让他担任储才馆提调(即馆长)。陈懋鼎在这个岗位一干又是三年,为自己国家培养出不少外交人才。繁忙的工作,反而把他辛辛苦苦的译作工程,给耽误了。
“时严几道、林琴南以译著鸣,或劝先兄付梓,辄以全篇未竟却之”。严复、林纾,都是当时家喻户晓的翻译大家,与陈懋鼎又是同乡,交往甚密,当时,他们也是看出这部译作的价值,可惜陈懋鼎没能采纳。“无何,商务有《炼才炉》,盖意译此书之首数章”。结果,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基督山伯爵》的另一个版本,虽仅是翻译该书几章,但毕竟让人抢了先机。
陈懋鼎似乎并不以为意,他积极参与发起了“立宪运动”,与同僚筹划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类似于两院制国会);辛亥革命后,他又担任国务院秘书、外交部参事、国会议员,译作反而被搁置一边。“庚辰,病亟,始委恒竟之,盖去初稿时四十年矣”。“恒”,是陈懋鼎对妹妹陈懋恒的昵称。陈懋恒为燕京大学毕业,也是为人称道的“才女”,有著作闻名当世,陈懋恒遂将《岛雄记》未译完的二十三章,全部依兄长风格译出。“既毕,(陈懋鼎)犹力疾躬写一通蒇事”。
1940年,陈懋鼎在北京病逝,陈懋恒带着兄长心愿未了的译稿,全家移居上海。她曾在自己创办的《世说》杂志上,连载这部小说的译稿,可惜《世说》仅办七期,就因为经费不足停办。1946年,陈懋恒找到兄长生前好友,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将全部译著交付与他,殷切希望能由这家闻名遐迩的印书馆出版。
张元济非常热情,先后给陈懋恒写了三封回信,第一封:“前日辱荷枉临,适有客在坐,致失迎迓,悚歉无似……前交下《岛雄记》译稿十册,因朱经农先生尚未到沪视事,拟俟其部署粗定送与阅看。”第二封:“令先兄征宇同年遗著《岛雄记》已得商务印书馆复信,愿代出版。”第三封写于1947年1月20日,言明该译著出版,“应先订立版税契约,其出版权授予人应由何具人名,敬祈开示,以便络具约文,再寄请署名钤章。”但信中又说:“敝公司一切绪未恢复,是书排印尚需时日,合并陈明。”不幸真的让张元济先生言中,因时局动荡,《岛雄记》一书到底未能顺利出版。
种种原因,陈懋恒这本遗著被一拖再拖,直到2019年初,经过陈懋恒的儿子赵之云长期保存,她的儿媳许宛云多方奔走,陈懋鼎的孙女陈彬亲自校刊,这本历经一个世纪之久的《岛雄记》,才得以正式出版,终尝所愿。(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