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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害了“了不起”的隋炀帝?

2021-03-03 08:09阅读:

兵团战士bt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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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害了“了不起”的隋炀帝?
隋炀帝像


谁害了“了不起”的隋炀帝?
《十宫词图册·隋宫》,(清)冷枚
戊子(贞观二年六月,即628年7月19日),上(指唐太宗)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这段记录出自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历来被视为重要的历史教训。但魏徵其貌不扬,在隋只是下级官员,可能都没见过隋炀帝,他如何能
知隋炀帝性格?从言辞看,用意显豁,场面亦戏剧化,让人很难信以为真。
  在隋亡唐兴中,隋朝旧臣多叛(魏徵也是其一),形成了集体妖魔化隋炀帝的心理需求,前引文字或是“人造历史”中的一例。但初唐时,人们泼污隋炀帝,尚不提重用宦官、生活奢靡、沉迷淫乐等事,这些本是明代世风,后被小说家附会到隋炀帝身上。
  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称:“杨坚的儿子杨广是个了不起的君主,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统治时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期。”
  那么,该怎样评价隋炀帝呢?
  隋炀帝可能确有性格偏差,但隋朝灭亡作为重大历史事件,背后原因多样,归因于一人,未必准确。事实上,隋末大瘟疫也是压倒骆驼的一根稻草,只是长期被史家忽略。
  初唐这样减轻农民负担
  “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这是《资治通鉴》所记大业六年(610年)的盛况,时隋炀帝登基仅6年。疆域之广,达汉后400多年之极。
  据史料载,隋此时垦田5585万顷,人口4600多万人(890万户),远超“贞观之治”(杜佑《通典》称:“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直到安史之乱前,唐朝才至900万户,垦田1430万顷。
  对于隋朝之富,唐人认识很清醒。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说:“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差异大,可能与隋苛于括户有关。括户又称查浮客,即将隐漏不报的逃亡人口遣送回乡,强制农业劳动。括户是皇权与民争利,唐太宗主张“藏富于民”,括户较宽,致税收受损。
  不过,李世民派兵先后战胜东西突厥、薛延陀、吐谷浑、焉耆、高昌等,修“参天可汗道”,打通丝绸之路东线。商道一通,财富自来,减少了唐廷对农业税的依赖。
  隋炀帝也很重视西方商道,于609年派重臣裴世矩(入唐后避李世民讳,改名裴矩)在张掖主持互市,免费为胡商提供食宿,甚至免关税,以“引致西蕃”,致“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慑惧,朝贡相续”。
  然而,615年隋炀帝出巡雁门关,被突厥的40万大军包围,吓得大哭。可见隋朝未真正掌控丝路东线,贸易规模受限。
  隋炀帝为何爱扬州
  隋朝更依赖农业税,为长治久安,兴作远多于唐朝。首先,强化常平仓制度。
  常平仓始于民间义仓,汉宣帝时,中央政府仿义仓,建常平仓,隋朝达于极盛。隋朝常平仓由中央投资,强令农民上缴部分收成。饥荒时,需中央下令才能开仓。可从地方申请,到中央批准,再到执行命令,耗时甚多。
  据学者孟宪实钩沉,刘武周、罗艺、张须陀等反叛,均与开仓不及时有关。唐代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常平仓本为利民,因管理不当,反成害民。
  其次,修大运河。
  汉代以降,全国经济中心在关中,随着大量移民进入,人多地少,饥荒频发,隋炀帝遂开大运河。黄仁宇说:“608年可以充分地被视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从这年起,不仅隋炀帝统治下的每一个行省都可以从水路到达,而且到19世纪,中国任何一个统治者都离不开利用运河所建立起来的漕运制度。”
  隋大运河分四段,每段耗时一年(最短才5个月),却被小说家写成用工“五百四十三万余人”,还虚构出总监工麻叔谋,专吃婴儿,共吃“三五千人”。
  其三,巡游天下。
  隋炀帝在位13年,在洛阳、长安只待了4年多,曾4次北巡、3次南巡、1次西狩、3次东征,特别是长驻扬州(5年左右),被视为耽于享乐。其实这些巡游多有政治、军事目的。隋炀帝刻意远离关陇贵族盘踞的关中,对提振江南,使其成为新的经济中心,意义深远。
  科技让隋朝富裕
  隋朝集权度高,国家能力空前强大,科技水平亦超前朝,这也是富裕的一个原因。
  据学者韩隆福研究,隋朝造桥技术高超,赵州桥首创“敞肩拱”技术,比欧洲早1000多年,被美国土木工程学会评为“国际历史土木工程里程碑”。
  在湖北当阳玉泉寺,仍存隋炀帝时铸造的铁锅,是中国最古老的铁锅,重450多公斤(铭文称用铁三千斤),明谭元春说:“念唐以后之古人,后此镬生,先此镬朽。”可见冶炼技术之卓越。隋朝还在“陶瓷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隋朝曾有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历法——刘焯编制的《皇极历》。地球绕太阳一周是一年,但每年冬至点略西移,71年零8个月差一度,刘焯算出的是75年,当时西方历法是100年。《皇极历》未颁行,但对唐宋历法影响深远。
  隋炀帝重视教育,提出“君民建国,教学为先”。隋最早开科举,建成世界上最早的医科学校——太医署。在国子监中,设有算学博士。
  可再富再强,也难堵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
  隋朝由盛转衰,源于征辽东失败。辽东本汉朝故土,后被渤海高氏占据,对中原构成巨大威胁,隋炀帝、唐太宗均三征,足证其战略地位。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首次征辽东,集中113万士兵、民工200多万,分24军,每天发一支,相距40里,总长达960里,前军已至辽阳前线,后军还没出山海关。
  唐代最多时仅有60多万府兵,隋朝应相差不多,而渤海高氏总兵力不足30万。
  父子都是不听劝的主
  隋炀帝为何摆出这么一个怪阵?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元寿曾建议:“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隔,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
  隋炀帝采纳后,诸部胡人果然惊恐,争献牛羊驼马。突厥启民可汗上表,称愿率全部落变服式,一如华夏。
  征辽东时,隋炀帝故技重施,怕士兵鲁莽,在24军中均设受降使,“不受大将节制”。名将段文振提醒:“夷狄诈,深须防拟。”隋炀帝不听,因段文振是鲜卑段部人。
  杨坚的父亲曾受赐鲜卑姓普六茹,杨坚有鲜卑名,叫那罗延,他的妻子独孤伽罗也是鲜卑人。篡位后,杨坚为拉拢关陇贵族,冒籍弘农杨氏,刻意与鲜卑保持距离。
  隋炀帝上位后,不满勋贵把持朝政,于大业三年(607年)行新法,百官不再循年资提拔,改用考核德行功绩,与官僚群体关系变得紧张。他对虞世南说:“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
  这算杨家的家风,隋文帝杨坚也“性多忌刻,不纳谏争”。
  杨坚惧内,妻子去世后,纵欲无度,不出2年便病倒,后悔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杨坚四月患病,七月病危,非暴毙,更非隋炀帝所弑。
  隋文帝死后,妃子被隋炀帝收入后宫。隋炀帝哥哥杨勇被赐死后,妻子也被收入后宫,这是游牧部落的收继婚(女性在丈夫死后,改嫁夫家其他男性,亲子除外)习俗,后被当成荒淫无道的证据。
  隋军为何惨败?
  虽有战略失误,但隋军名将如云,兵力充足,为何会惨败?
  《上帝的跳蚤》的作者王哲认为,毁灭隋军的真凶可能是鼠疫。在医学史上,发生过三次全球鼠疫大流行,第一次在公元542至710年间,持续170年,最严重时,每天5000至7000人丧生,被称为查士丁尼大鼠疫。此次鼠疫源于埃及,一路经地中海传到君士坦丁堡,再至叙利亚等地;一路从海路传到罗马,再遍及欧洲大陆和爱尔兰岛。
  这两条路线都能到达隋朝。
  先说陆路。大业期间,隋与西域40余国有往来,达于西海(即地中海),直通拂林国(可能是东罗马,也可能是今叙利亚,都属疫区)。在太原的隋代虞弘墓中,DNA检测发现,墓主有欧洲血统。
  再说海路。隋炀帝主张“无隔华夷”,海路直通赤土(今属马来半岛)、安南(今属越南)、日本等,汉代萌芽的海上丝绸之路,隋朝时已成固定航线,来自西亚疫区的商人可至广州、泉州。
  此外,从辽东到欧洲的乌克兰,万里草原相通,鼠类繁多,也可能成为鼠疫的传播通道。
  生于西魏、历经隋朝的名医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曾记瘟病阴阳毒,表现为“头重颈直,皮肉痹,结核隐起”,与鼠疫极相似。
  还有一个旁证,首次征辽东遇挫后,据《隋书·食货志》载:“辽东覆败,死者数十万。因属疫疾,山东尤甚。”这次瘟疫遍及山东(今河北一带)、河南(今黄河以南),是征辽士兵、民工的主要提供地,很可能是从辽东回来的人引发鼠疫流行。
  编著医书比唐代多得多
  一般来说,传染病在流行初期病死率最高,随着部分人体形成抗体,病死率、传播率等会下降。鼠疫从疫源区传入隋,历60多年,为何破坏力还这么大?
  一方面,可能与征用士兵、民工数量太多有关,多人密集行军、居住,一旦发生疫情,很难应对。
  另一方面,开通大运河后,人口流动速度加快,且南北有温差,旅行者抵抗力下降,易被病菌所乘。
  隋炀帝非常重视医学,他亲自下令,医学博士巢元方编成中国第一部病理学专著《诸病源候论》,昝殷撰著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著《产宝》。隋朝还完成了《四海类聚方》2600卷,全面总结古代医方。隋祚仅38年,却比唐代290年编成的医书多146部721卷。
  隋朝还大量吸收印度医学的成果,但传统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不足。隋太医署中常设咒禁博士一人,以诵梵文驱疫。隋医喜灸,认为“待要安,三里常不干”,即经常在足三里穴上灸起几个脓包,据说可防病。隋医开始提倡体育锻炼,并用药物熏蒸来治病。
  这些办法对付普通传染病,也许有疗效,却基本应对不了鼠疫。与唐代相比,隋代本是传染病高发期,从统计看:汉末到三国,疫情频度是7.6年/次,魏晋南北朝是4.6年/次,隋朝是6.17年/次,唐朝是8.83/次。再加上来自欧洲的鼠疫冲击,隋朝之难可知。
  时运不济,隋炀帝又不能审时度势、与民休息,导致天下板荡、生灵涂炭,被后人加诸恶名,也是活该。(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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