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草意味的小草书】唐代恪法师第一抄草书卷
（28页图片）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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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草意味的小草书】唐代恪法师第一抄草书卷
（28页图片）和考证
pan>,结合潘吉星先生和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对敦煌用纸实验和研究表明这种白麻纸应在唐开元年以前的盛唐时期�②。而十九张的整体使用基本上可证明书写时代为唐垂拱至开元之间。
《恪法师第一抄》源流与时间断限考
李洪财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内容摘要：
《恪法师第一抄》（以下简作《恪抄》）是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敦煌经卷，是一份研究佛经论疏非常重要的材料。学界一致认同《恪抄》是罗振玉的旧藏，但对《恪抄》的真伪、来历一直未见清晰的考述，对其时间断限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本文拟就《恪抄》的真伪、来历、时间断限等问题做一番考述，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恪法师第一抄，源流，真伪，时间断限
编按：本文原载《中国书法》2012年第八期，篇名为《<恪法师第一抄>的流传与书写》，与投稿时篇名不同，且原文被删减大半，仅留主要观点，论述过程存留不多，行文艰涩，因此，作者将完整文章投于本网，行文观点皆以此为准。
在2011年第四期《敦煌研究》中，我们对辽宁省博物馆珍藏唐代《恪法师第一抄》（以下简作《恪抄》，见后附一）的内容性质进行了详细论证。[1]实际上，在对《恪抄》的性质考察同时，我们也对这份经卷的真伪源流作了较详细的调查。关于该卷的文章并不多见，在仅见的相关文章中，都十分肯定此卷是敦煌经卷，经上虞罗雪堂收藏，后入藏辽宁省博物馆，但该卷的详细源流并不是很清楚，也未见有文章专门论述。敦煌卷子赝品伪造极多，即使一些大型收藏机构也难免将赝品伪造卷子收作秘藏。以日本收藏为例，1986年1月，藤枝晃对《每日新闻》记者表示，有约一千件的日本国内的敦煌写本中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伪作。[2]赝品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如果以假乱真的话，会给后人带来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3]所以，为了更好的进一步研究，很有必要对将该卷的真伪、源流、时间段限问题做一番考述。
就目前笔者所见文章，多因《恪抄》卷首有罗振玉的三方印章，确信此卷是经罗振玉收藏或鉴赏，但对于此卷具体来历，和如何入藏辽宁省博物馆，不见详细说明。1996年第三期《书法丛刊》中，王海萍在《唐人写经<恪法师第一抄>浅析》[4]中略有提及此卷，说此卷原藏敦煌藏经洞，1922年由罗振玉购藏，但未具体阐述入藏来历和经过。流亮在《唐人<恪法师第一抄>浅说》中也有论及该卷来历：
国内流散的一小部分写经和抄本，先是藏在私人手中，数十年的变迁，有的经卷现已为国内博物馆和图书馆分别庋藏。其数量、品类虽远不及国外之富，但还有少数绝精之品，大都是出于天津李木斋和上虞罗雪堂两家旧藏。建国前后，敦煌研究所和甘肃省博物馆亦从农民手中购进一些。敦煌县文物馆得地利之便，也保存少数残卷。这卷《恪法师第一抄》就是一件少见的珍宝，特为刊出，以飨读者[5]。
文章对该卷的来历叙述模糊，不知道究竟是经过私人藏手，后从民间收购入藏辽博，还是出自天津李木斋或上虞罗雪堂的旧藏。这里的关键信息就在罗振玉身上，那么就从罗振玉藏书画的目录、罗振玉印章、罗振玉的相关活动这三处着手，追溯一下《恪抄》的来历，并讨论《恪抄》的真伪问题，之后对该卷时间断限提出一些看法。
一、探源流，说真伪
（一）罗振玉所藏书画目录可查
罗振玉在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上，极具开创之功。罗氏一生收藏甚丰，极其重视目录之学，凡经自己手或见到的文献资料，尽量记录，及时刊行。1909年伯希和带着敦煌珍贵文献到北京，罗氏也见到了这些文献。罗氏深知这些文献的巨大价值，开始对一些散见的敦煌经卷收藏、编目、题跋。《敦煌学大辞典》中说：
罗振玉留意敦煌文献，除影印伯希和所得精品行世外，自己亦陆续购存。其中以1922年得之于江阴何氏（何鬯威）为最多，部分得自江都方氏（方尔谦）旧藏。罗振玉所藏经卷文书，大都已影印刊布在其本人所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部分录入《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及其子罗福苌《沙洲文录补》中。罗氏藏卷钤有“罗振玉印”、“罗叔言”、“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松翁鉴藏”、“上虞罗氏”、“雪堂”等印鉴。罗氏殁后，所藏散出，中国历史博物馆所得最多，其余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处均有其旧藏。[6]
《恪抄》卷首也有“抱残翁壬戌年所得敦煌古籍”、“罗叔言”、“罗振玉印”，若依上述，《恪抄》可能是在1922年（壬戌年），得之于何氏或者方氏。在1922年3月22日罗氏致王国维的信中写道：
依这段通信内容看，《恪抄》卷不应购于何氏。并且从我们所见到的相关资料来看，很有有可能购于方氏。
方尔谦，字地山，在清末民国期间以书法著称。方氏曾做袁世凯的家庭教师，与袁世凯之子一同劝谏袁世凯不要称帝，遭到袁世凯的拒绝。事后方氏怕袁世凯迫害，举家迁往天津日租界，以卖字为生。方氏与李盛铎有交情，在1910年清政府命令将敦煌藏经洞全部敦煌宝卷悉数押运回北京途中，二人与何鬯威参与了偷盗。何氏藏品中不见此卷，李氏藏卷多数于1935年，被其子女以8万大洋的价格卖到了日本，散佚民间的卷子也多数被天津博物馆购藏，唯有方氏所藏敦煌卷子下落不明，被罗振玉收购应可信。《恪抄》出自方氏而被罗振玉收购，也应该可信。并且，《恪抄》通卷草书，对于普通的欣赏者来说，该卷绝不可能成为选择对象。从品相看，全卷多处朱笔圈点勾画，校对填字，难入平常人欣赏行列，出自方氏极有可能。又经查找罗氏所作的书目《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己•书录》，其中可见该卷。[8]至于，该卷是如何从方尔谦到罗振玉的过程就不得知了，但从追溯中可以判断此卷非赝品伪造。不过这里还有个疑问值得一提，就是罗振玉所刊出敦煌类书目中不见《恪抄》卷。
1922年以后罗氏所整理出敦煌文献的书目，1924年有《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沙洲文录补中》（其子罗福苌整理），1925年《敦煌石室碎金》，1939年《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47年《敦煌石室集古录》（其子罗福颐作），奇怪的是这几种书目中都不见有《恪抄》卷。仅在其晚年所做的《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己•书录》目录中可查见该卷。《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乃罗福颐1943年至1947年间刊出[9]，罗福颐在《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后题跋中说道：
今年居处渐定，而南望故居否塞未已，侧闻兵灾之余，家藏古物悉罹浩劫，则此册中所有何堪闻问。昨检故笥得此目录，历遭变故，此卷幸存，迨冥冥中有呵护者耶。当时此稿出，先君随手所书。致作者人名或书其字，或用别号，未能划一体例。今茲付印一仍旧贯，不敢妄改。册中著录，今日已成过眼云烟，手泽散佚，子孙罪戾，言念及此，思之愧已。时丁亥{即民国三十六（1947）年}孟夏男福颐记于沈阳。[10]
据此可知，《恪抄》卷也应该在罗振玉去世后散佚民间。问题是为什么罗振玉生前所出书目不见此卷，去世后又见于其藏书目录中呢？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罗振玉等初期的敦煌研究学者在所作的目录书或相关研究中，对佛经研究并不重视，特别是对佛本经的研究极其少。以初期为例，如在罗振玉的《鸣沙石室佚书》及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沙洲文录补中》（其子罗福苌整理）、《敦煌石室碎金》，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刘复《敦煌掇琐》共九部敦煌书目中，未见一处关于《法华经》、《金刚经》《心经》等本经的记述，而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也多是把注意力放在了经疏或经后跋文上。从罗振玉的书目和所出文章则看出，罗氏更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己部书录中，从“六朝书大云无想经卷第九”至“佛说救护疾病经以上并敦煌石室本”为止，共录39条敦煌佛教文献，多未收入其所作的敦煌书目中。[11] 所以《恪抄》卷不见罗氏敦煌书目也就不奇怪了。
（二）真伪补述
虽然并没有人对该卷做过详细的真伪考证，但上述的源流即是很好的真伪说明，还有卷子本身纸张、书写形式、书风、与同类敦煌卷子对比等信息都可以说明真伪问题。详细论述该卷真伪，意义并不太大。这里我们提出一些疑问，说下我们对该卷真伪的看法。
1、卷首印鉴
《恪抄》卷首钤有印章三方，自上而下分别为“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罗振玉印”、“罗叔言”。从内容上看，三方都是罗振玉所用的印章，尤其第一方印章在其他的敦煌卷子中也有见到，经过查找，知盖有“抱残翁壬戌所得敦煌古籍”印章的至少有三件，分别为北京故宫藏《晋唐写经残卷》[12]、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刘子》[13]、2006年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唐写本《心经》[14]。可知罗氏确有此印章，只是资料所限，无法见到原物。另外两方印是罗振玉的常用印，在一些书画落款中可以见到。将上述所见印章，与《恪抄》所见印对比，我们生出了些疑问。粗略地看并没什么不同，但仔细比较，还是能看出一些差异。
首先，刀法上此卷上的印章与它处所见该印不同。一般来说名章不会只用一次，甚至有些人的名章用一辈子。卷首的两方名章在其他处都可以见到，如《中国书法全集》罗振玉作品中就可见到，为了对比清晰此处选用《近代书画名人印鉴》中罗振玉的印章，即图四、图五。图一、图二、图三是《恪抄》卷首的印章。从对比中可看出，两处所见印章，入印篆书的结构和印面布白留红都极相似，但刀法上两者有些区别。《恪抄》印是方笔为主，转折处陡然分明，其它处所见则圆笔为主，文字笔画极有篆籀气。“罗振玉印”清晰图片还可见于《近代印坛点将录》中（图六）。图四与图六两印章用刀、风格基本一致，细微的差别可能是印泥、钤盖、拍摄等原因。对比说明《恪抄》印有问题。
此外，据罗振玉之孙罗继祖所述：“祖父（罗振玉）向来没有随便在人家所藏书画上乱盖自己审订图章的习惯，就连自己的藏品也很少钤收藏印记。”[15]这种情况应该可信，我们查找影印的罗氏书画藏品，基本看不到在书画本身题记盖印的情况，多数在托表纸上，或是另附纸张作题记再裱到卷首尾。《恪抄》卷首的三方印章，实在太违背罗振玉题印习惯了。
如何解释印章问题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罗振玉同一内容印章刻了两次。并且第二次是依照上一次翻刻。这样才能看到两种看似相同，实际不同的印章。第二，卷首印章是卷子流散到民间，民间收藏者为提升价值伪造的。第一种可能很小，这里还没办法对罗氏所有可见印章进行收集对比，不过通常情况两种风格或两次篆刻的印章，在印面布白留红、字体结构上应该有较大差别，否则没必要自己再重新翻刻完全一样的印章。而且，卷首章与其它处所见印章除刀法方圆差别外，其他差别很小。这种差别很像是作伪的结果。所以，第二种可能性非常大。
罗振玉在民国期间是享誉海内外的文物鉴赏专家，这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有述：“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19]民间收藏者深知罗振玉的鉴定对《恪抄》卷价值所起到的作用，所以在民间伪造了罗氏印章，钤盖卷首。但钤盖者忽视了罗氏盖印的习惯，明晃晃的盖在了卷首。综上，我们认为卷子是真的，也确实是罗振玉旧藏，卷首印章可能是伪造的，是后来流落到民间时，收藏者为提高其价值盖上的，决不能以卷首章来断定卷子真伪。
2、书写特点
以书写特点考察古写本真伪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要确定该写本不是以影摹手段作伪，否则不能以此鉴定。《恪抄》卷从墨迹浓淡、校补字、朱笔点画等痕迹来看，可以排除影摹作伪的可能。问题是儒、佛、道家的正式典籍都不用行书和草书来书写，[20]而《恪抄》卷通卷都是草书，并且脱衍极多，难道说这是不虔诚的佛教徒随意而为吗？主要是因为卷子内容不是正式经典，而是对经典解释的再解释。[21]并且在敦煌文献中，这种草书抄卷，多有笔记的性质，所以《恪抄》卷不同于其他多数敦煌楷书经卷，而以草书抄写。该卷笔画圆劲饱满，起落交待清楚，草法字形合法度，通篇流畅自然，墨色变化而不乏统一，整体上来看应属上乘，不是一般书手可以伪造。伪写本中，纸张的大小、一张纸上书写的行数等方面忠实模仿的东西也很多，即使在这些书写形式上没有破绽，从纸张的质感、书风方面可以明显看出不是当时的东西的写本也大量存在。[22]排除纸张质感因素，从书风上看，第一印象就是略带章草隶意的书风。这种书风与唐中后期张旭、怀素一类的有很大不同，该卷字字独立，不相牵连，笔画尚留有章草遗韵，书风与《唐人月仪帖》相似。在敦煌卷子中与此卷类似书风的也有一些，如p2037《瑜珈手记》、p2304《大乘百法论下抄》、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见后附图二）[23]、p2412v《大乘起信论广释》卷四（见后附图三）[24]等，可能为同一时期作品。我们将相同风格的敦煌经卷字形对比，发现字形也十分接近，甚至如同一人抄写。取p2412v《大乘起信论广释》卷四中部分与《恪抄》卷字样相同字形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书写用笔及其相似，如：意：p2412.24-21作，《恪抄》第48行作 ；应：p2412.24-5 ，《恪抄》第389行
二、时间断限推测
现今对《恪抄》的时间断限说法不一。《中华艺术• 隋唐卷》将其作为晚唐书法的代表作。[25]王继安在《<恪法师第一抄>草书辨析》中，认为该卷形成在垂拱至开元年间。[26]流亮《唐人<恪法师第一抄>浅说》中说，《恪抄》的形成时间至迟不会晚于盛唐，也可能早到李世民贞观以后。[27]以下是我们从《恪抄》的书法风格、用字的时代特点和书写内容上，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1、书风角度。从书法风格来看，法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因明入正理论议疏要》，[28]还有P2412v《大乘起信论广释》卷四，与《恪抄》书法风格极其相似。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沈剑英根据抄卷字体和书写风格说是初唐作品。[29]《恪抄》也应该形成在这个时期。《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30]中记有：
《妙法莲华经玄赞》，新137368，纸质。28．5×373．2。一级乙。原定名：“唐人草书经卷。”背签：“唐初人草书经义卷。”前有“康生看过”、“梦郼草堂”朱印二方。首尾残缺，起“佛唯赞菩萨不赞我故，所以疑生筹量此事经”，止“供养无数佛至证于无上道赞曰：此颂”。章草。中有朱、墨笔改、补字。知为《妙法莲华经玄赞》。后钤“罗振玉印”、“罗叔言”朱印二方。与新150679、138065形制及书法相近，应为中唐。“梦郼草堂”为罗振玉印鉴。
按其章草，中有朱、墨笔改、补字，钤“罗振玉印”、“罗叔言”朱印二方等描述，应该是与《恪抄》极其相似的草书抄卷，说这个卷子时间为中唐，以此而论，《恪抄》的时间应该不晚于中唐。再与传世的草书文献相比，《恪抄》整体上还保留很多章草的风貌，和传世著名书家索靖《出师颂》有相似之处。[31]索靖是西晋时敦煌的著名书家，同地区书风相袭，互相影响是平常的。并且，《恪抄》与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和孙过庭《书谱》的用笔、结体、取势都有相似处，尤其是与智永风格更加接近。举例如下：
体：《恪抄》 、智永 、孙过庭
意：《恪抄》 、智永 、孙过庭
想：《恪抄》 、智永 孙过庭
从对比中可看出，体、意、想三字，《恪抄》的结体取势和点画用笔与智永很相似。“想”字还可见敦煌本蒋善进临摹智永的千字文，作，这个字更接近《恪抄》的风格。孙过庭生于初唐，智永生于隋唐之际，敦煌卷子也多为隋唐遗物，可以推测，《恪抄》的形成时间至晚不会晚于孙过庭生活的初唐。
2、用字的依据。《恪抄》132行：“得乐说无碍弁才。”这是《恪抄》引《玄赞》的文句。其中，“碍”《恪抄》作。碍的繁体作“礙”，草书写法本应作 。为什么写成 这样了呢。这是受到“得”的草书写法影响。得，智永草书作 。本来是“得”的异体字，在出土的简牍中多是用 。东汉以后，有些人把 ，当成了碍的异体字。《石门颂》就把碍写作。南北朝以后的人时常把碍写作 。后来又加上偏旁，而有了碍。[32]到了唐后基本上是加了偏旁的碍字。如颜真卿就把碍写作。而《恪抄》的“碍”还处在没有加偏旁的阶段，所以写作 的草书 。依此而论，该卷可能是在 “碍”盛行写作“ ”的南北朝时期。但我们考虑敦煌文字地域性，推断《恪抄》要晚于南北朝。
3、书写内容。《恪抄》的内容，是对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的抉择疏释，[33]属于佛教中唯识宗内容，成文应不该早于窥基生活的年代——632至682年。窥基是玄奘的弟子，与窥基同时的玄奘弟子还有净眼。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就是净眼作品。[34]沈剑英认为P2063成于初唐。《恪抄》与P2063，在字体、风格、形式上都十分相似，又都是唯识宗内容，符合初唐唯识宗盛行的时代背景，也应成于初唐。综上，《恪抄》应该成于初唐，最晚不会晚到孙过庭生活的年代。
综上，《恪抄》是成于初唐的敦煌佛典，从敦煌藏经洞辗转到方尔谦手中，后由罗振玉从方尔谦手中购得，罗氏去世后流散到民间，但在民间流传过程不完全明确。在流传中，收藏者为提高卷子价值伪造罗振玉印章，盖于卷首，后入藏辽博。
文章得厦门大学吴海兰老师、东北师大赵成杰兄校对指点，在此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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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蔡忠霖：敦煌汉文写卷俗字及其现象[M]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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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12]曾良：俗字与古籍整理通例研究[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附一：《恪法师第一抄》卷首
附二：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卷首
附三：P2412v《大乘起信论广释》卷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曾良、李洪财，《<恪法师第一抄>性质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四期。
[2] 《每日新闻》，1986年1月22日下午版，转引自（日）池田温著，张铭心、郝轶君译，《敦煌文书的世界》，中华书局，2007年12月，194页下。
[3] （日）池田温著，张铭心、郝轶君译，《敦煌文书的世界》，中华书局，2007年12月，202页中。此引自池田温在《东洋学报》上翻译施萍亭在东洋文库讲演的文章《敦煌研究院、上海图书馆、及び天津博物馆所藏の敦煌遗书をめぐって》。
[4]王海萍，《唐人写经<恪法师第一抄>浅析》，《书法丛刊》1996年第三期， 34——41页。
[5] 《辽宁省博物馆藏实录》，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69——170页。
[6]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792页。
[7] 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2000年7月，526页下。
[8]《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己，书录，见于《雪堂类稿》，戊之三，书画目，长物薄录（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592页中。或见于《贞松老人遗稿•丙集》，己，书录，《民国丛书》第五编，九十七综合类（据1943年版影印）。
[9]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中文出版社，1990年4月初版，122页未尾。
[10] 罗福颐，《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1947排印本。
[11] 可参见《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己，书画录，见于《雪堂类稿》，戊之三，书画目，长物薄录（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592页中。
[12] 王素、任昉、孟嗣徽，《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13] 荣新江，《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书窗》1993年第1期。
[14] 网络信息，以99000元成交价，为私人收藏。
[15] 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107页上。
[16] 图一、二、三为《恪抄》卷首章，分别为“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罗振玉印”、“罗叔言”。
[17] 图四、五选自：于连成，《近百年书画名人印鉴》，荣宝斋出版社，2001年7月，170页。
[18] 王家葵，《近代印坛点将录》，山东书画出版社，2008年3月，247页。
[19]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11月，200页。
[20] （日）藤枝晃，李运博译，《汉字的文化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1月，113页下。
[21] 参见曾良、李洪财《<恪法师第一抄>性质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22] （日）赤尾荣庆，《关于伪写本的存在问题》，《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郝春文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41页中。
[23] 《法藏敦煌文献集成》，第四册。
[24] 《法藏敦煌文献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十一册。
[25] 李希凡，《中华艺术通史•隋唐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86页。
[26] 王继安，《<恪法师第一抄>草书辨析》，《艺术百家》，2010年第三期。
[27] 《辽宁省博物馆藏实录》，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70页。
[28]法P2063，第四册89页。
[29] 参见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2页。
[30] 王素、任昉、孟嗣徽编，《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敦煌研究》第6期。
[31] 《出师颂》的真伪还有争论，即便是假的其字形也应有所本，现今多据卷后米友仁所云“隋贤书”，定此作为隋人作品。
[32]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139页。
[33] 参见曾良、李洪财《<恪法师第一抄>性质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四期。
[34] 参见沈剑英，《唐代因明学研究与敦煌因明写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一期。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8月26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2年8月27日。
【附】在此老夫将残卷《恪法师第一抄》节录开头几段如下：
恪法师第一抄
第六说因，有其二解：一云过去诸佛，
先说三权，后谈一乘。今佛同古佛，亦先说
三权，至灵山中，方陈一实，即昔佛说为
因，今佛说为果，故名说因。二云释迦先于
鹿野苑而说三权，由机未熟，引令明利；今
至灵山，根机既熟，方开一实。即因权说为
因，实说为果，故是依主，并是说之因，故
口(始)说因。一云是持业释，如下经云“究
竟令得一切智”，即用口口为因，众生所得
种智为果。此乃说即是因，故持业释。
言“初依菩萨”等者，依谓归依、救齐
(济)之义，此四菩萨能与众生，为依处故，
救彼者故，名之为依，如炎中明。地前一劫
为初依，初地至六地为第二，七、八、九为
第三，十地为第四。其地前者，虽具烦恼，
以能伏分别二障，故得名依。
言“二百万亿那由他岁”等者，由此菩
萨在四善根。何以得寿二百万亿那由他
岁?若不尔者，人寿极长，但有八万四千
岁，如何得言万亿等?或可但由法力，所以
得延长也。
言“故赴宿因，说斯妙法”者，谓赴因
地修行之时，四弘愿等，令生具之。一切种
智之愿，故说一实妙法也。若依此文，即是
说之因，名说因也。此已上文，并是释“说
因”，不通(同)前五。
言跋伽所住林者，此仙虽已迁化，其
罪仍在故。言外道六师者，虽举此六，准是
阿蓝迦蓝一人，其外道年一百四岁，即雨
(雨)众外道。弟子即僧怯也。
言吉祥草者，谓净在天化，化一刈草
人，其人名为吉祥，以人为名吉祥故，即此
之弟(草)也。
言金刚座者，谓即铁硬，名为金刚，非
金中刚，名金刚也。其金座广一百步，依小
乘宗在高正觉山西南。若依大乘大教，若
第二如来所行之处，皆有金刚。不尔，佛身
便于地。
问：佛因地时，所舍身处至今成道已，
经多成坏，处迹已无，何故佛降魔时，地神
证之?我知三千大千世界，皆是佛舍身命
处。答：由菩萨功德力故，虽经坏及界成
已，前迹还现，故地神知。
言破疑者，问：障有无量，何故此中唯
破疑孰?答：犹如歧路，不能迁修。孰是孰
着，不舍劣见，所以说二，据实通馀。
言“声闻若菩萨闻我”等者，声闻通二
乘，有学无学，不通(同)凡夫，以说声闻
故。菩萨唯是地前，不通(同)地上。以初地
上，由得其智，不起疑故。又二乘有学，通
二障疑，二乘无学，唯法孰疑。其菩萨唯是
烦恼，以在地前，未即度故。言诸求三乘有
恒疑者，此三乘人，恒是凡夫，以说求故，
其所有疑，通说二障。(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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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法师第一抄》源流与时间断限考
李洪财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内容摘要：
《恪法师第一抄》（以下简作《恪抄》）是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敦煌经卷，是一份研究佛经论疏非常重要的材料。学界一致认同《恪抄》是罗振玉的旧藏，但对《恪抄》的真伪、来历一直未见清晰的考述，对其时间断限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本文拟就《恪抄》的真伪、来历、时间断限等问题做一番考述，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恪法师第一抄，源流，真伪，时间断限
编按：本文原载《中国书法》2012年第八期，篇名为《<恪法师第一抄>的流传与书写》，与投稿时篇名不同，且原文被删减大半，仅留主要观点，论述过程存留不多，行文艰涩，因此，作者将完整文章投于本网，行文观点皆以此为准。
在2011年第四期《敦煌研究》中，我们对辽宁省博物馆珍藏唐代《恪法师第一抄》（以下简作《恪抄》，见后附一）的内容性质进行了详细论证。[1]实际上，在对《恪抄》的性质考察同时，我们也对这份经卷的真伪源流作了较详细的调查。关于该卷的文章并不多见，在仅见的相关文章中，都十分肯定此卷是敦煌经卷，经上虞罗雪堂收藏，后入藏辽宁省博物馆，但该卷的详细源流并不是很清楚，也未见有文章专门论述。敦煌卷子赝品伪造极多，即使一些大型收藏机构也难免将赝品伪造卷子收作秘藏。以日本收藏为例，1986年1月，藤枝晃对《每日新闻》记者表示，有约一千件的日本国内的敦煌写本中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伪作。[2]赝品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如果以假乱真的话，会给后人带来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3]所以，为了更好的进一步研究，很有必要对将该卷的真伪、源流、时间段限问题做一番考述。
就目前笔者所见文章，多因《恪抄》卷首有罗振玉的三方印章，确信此卷是经罗振玉收藏或鉴赏，但对于此卷具体来历，和如何入藏辽宁省博物馆，不见详细说明。1996年第三期《书法丛刊》中，王海萍在《唐人写经<恪法师第一抄>浅析》[4]中略有提及此卷，说此卷原藏敦煌藏经洞，1922年由罗振玉购藏，但未具体阐述入藏来历和经过。流亮在《唐人<恪法师第一抄>浅说》中也有论及该卷来历：
国内流散的一小部分写经和抄本，先是藏在私人手中，数十年的变迁，有的经卷现已为国内博物馆和图书馆分别庋藏。其数量、品类虽远不及国外之富，但还有少数绝精之品，大都是出于天津李木斋和上虞罗雪堂两家旧藏。建国前后，敦煌研究所和甘肃省博物馆亦从农民手中购进一些。敦煌县文物馆得地利之便，也保存少数残卷。这卷《恪法师第一抄》就是一件少见的珍宝，特为刊出，以飨读者[5]。
文章对该卷的来历叙述模糊，不知道究竟是经过私人藏手，后从民间收购入藏辽博，还是出自天津李木斋或上虞罗雪堂的旧藏。这里的关键信息就在罗振玉身上，那么就从罗振玉藏书画的目录、罗振玉印章、罗振玉的相关活动这三处着手，追溯一下《恪抄》的来历，并讨论《恪抄》的真伪问题，之后对该卷时间断限提出一些看法。
一、探源流，说真伪
（一）罗振玉所藏书画目录可查
罗振玉在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上，极具开创之功。罗氏一生收藏甚丰，极其重视目录之学，凡经自己手或见到的文献资料，尽量记录，及时刊行。1909年伯希和带着敦煌珍贵文献到北京，罗氏也见到了这些文献。罗氏深知这些文献的巨大价值，开始对一些散见的敦煌经卷收藏、编目、题跋。《敦煌学大辞典》中说：
罗振玉留意敦煌文献，除影印伯希和所得精品行世外，自己亦陆续购存。其中以1922年得之于江阴何氏（何鬯威）为最多，部分得自江都方氏（方尔谦）旧藏。罗振玉所藏经卷文书，大都已影印刊布在其本人所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部分录入《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及其子罗福苌《沙洲文录补》中。罗氏藏卷钤有“罗振玉印”、“罗叔言”、“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松翁鉴藏”、“上虞罗氏”、“雪堂”等印鉴。罗氏殁后，所藏散出，中国历史博物馆所得最多，其余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处均有其旧藏。[6]
《恪抄》卷首也有“抱残翁壬戌年所得敦煌古籍”、“罗叔言”、“罗振玉印”，若依上述，《恪抄》可能是在1922年（壬戌年），得之于何氏或者方氏。在1922年3月22日罗氏致王国维的信中写道：
依这段通信内容看，《恪抄》卷不应购于何氏。并且从我们所见到的相关资料来看，很有有可能购于方氏。
方尔谦，字地山，在清末民国期间以书法著称。方氏曾做袁世凯的家庭教师，与袁世凯之子一同劝谏袁世凯不要称帝，遭到袁世凯的拒绝。事后方氏怕袁世凯迫害，举家迁往天津日租界，以卖字为生。方氏与李盛铎有交情，在1910年清政府命令将敦煌藏经洞全部敦煌宝卷悉数押运回北京途中，二人与何鬯威参与了偷盗。何氏藏品中不见此卷，李氏藏卷多数于1935年，被其子女以8万大洋的价格卖到了日本，散佚民间的卷子也多数被天津博物馆购藏，唯有方氏所藏敦煌卷子下落不明，被罗振玉收购应可信。《恪抄》出自方氏而被罗振玉收购，也应该可信。并且，《恪抄》通卷草书，对于普通的欣赏者来说，该卷绝不可能成为选择对象。从品相看，全卷多处朱笔圈点勾画，校对填字，难入平常人欣赏行列，出自方氏极有可能。又经查找罗氏所作的书目《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己•书录》，其中可见该卷。[8]至于，该卷是如何从方尔谦到罗振玉的过程就不得知了，但从追溯中可以判断此卷非赝品伪造。不过这里还有个疑问值得一提，就是罗振玉所刊出敦煌类书目中不见《恪抄》卷。
1922年以后罗氏所整理出敦煌文献的书目，1924年有《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沙洲文录补中》（其子罗福苌整理），1925年《敦煌石室碎金》，1939年《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47年《敦煌石室集古录》（其子罗福颐作），奇怪的是这几种书目中都不见有《恪抄》卷。仅在其晚年所做的《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己•书录》目录中可查见该卷。《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乃罗福颐1943年至1947年间刊出[9]，罗福颐在《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后题跋中说道：
今年居处渐定，而南望故居否塞未已，侧闻兵灾之余，家藏古物悉罹浩劫，则此册中所有何堪闻问。昨检故笥得此目录，历遭变故，此卷幸存，迨冥冥中有呵护者耶。当时此稿出，先君随手所书。致作者人名或书其字，或用别号，未能划一体例。今茲付印一仍旧贯，不敢妄改。册中著录，今日已成过眼云烟，手泽散佚，子孙罪戾，言念及此，思之愧已。时丁亥{即民国三十六（1947）年}孟夏男福颐记于沈阳。[10]
据此可知，《恪抄》卷也应该在罗振玉去世后散佚民间。问题是为什么罗振玉生前所出书目不见此卷，去世后又见于其藏书目录中呢？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罗振玉等初期的敦煌研究学者在所作的目录书或相关研究中，对佛经研究并不重视，特别是对佛本经的研究极其少。以初期为例，如在罗振玉的《鸣沙石室佚书》及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沙洲文录补中》（其子罗福苌整理）、《敦煌石室碎金》，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刘复《敦煌掇琐》共九部敦煌书目中，未见一处关于《法华经》、《金刚经》《心经》等本经的记述，而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也多是把注意力放在了经疏或经后跋文上。从罗振玉的书目和所出文章则看出，罗氏更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己部书录中，从“六朝书大云无想经卷第九”至“佛说救护疾病经以上并敦煌石室本”为止，共录39条敦煌佛教文献，多未收入其所作的敦煌书目中。[11] 所以《恪抄》卷不见罗氏敦煌书目也就不奇怪了。
（二）真伪补述
虽然并没有人对该卷做过详细的真伪考证，但上述的源流即是很好的真伪说明，还有卷子本身纸张、书写形式、书风、与同类敦煌卷子对比等信息都可以说明真伪问题。详细论述该卷真伪，意义并不太大。这里我们提出一些疑问，说下我们对该卷真伪的看法。
1、卷首印鉴
《恪抄》卷首钤有印章三方，自上而下分别为“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罗振玉印”、“罗叔言”。从内容上看，三方都是罗振玉所用的印章，尤其第一方印章在其他的敦煌卷子中也有见到，经过查找，知盖有“抱残翁壬戌所得敦煌古籍”印章的至少有三件，分别为北京故宫藏《晋唐写经残卷》[12]、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刘子》[13]、2006年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唐写本《心经》[14]。可知罗氏确有此印章，只是资料所限，无法见到原物。另外两方印是罗振玉的常用印，在一些书画落款中可以见到。将上述所见印章，与《恪抄》所见印对比，我们生出了些疑问。粗略地看并没什么不同，但仔细比较，还是能看出一些差异。
首先，刀法上此卷上的印章与它处所见该印不同。一般来说名章不会只用一次，甚至有些人的名章用一辈子。卷首的两方名章在其他处都可以见到，如《中国书法全集》罗振玉作品中就可见到，为了对比清晰此处选用《近代书画名人印鉴》中罗振玉的印章，即图四、图五。图一、图二、图三是《恪抄》卷首的印章。从对比中可看出，两处所见印章，入印篆书的结构和印面布白留红都极相似，但刀法上两者有些区别。《恪抄》印是方笔为主，转折处陡然分明，其它处所见则圆笔为主，文字笔画极有篆籀气。“罗振玉印”清晰图片还可见于《近代印坛点将录》中（图六）。图四与图六两印章用刀、风格基本一致，细微的差别可能是印泥、钤盖、拍摄等原因。对比说明《恪抄》印有问题。
此外，据罗振玉之孙罗继祖所述：“祖父（罗振玉）向来没有随便在人家所藏书画上乱盖自己审订图章的习惯，就连自己的藏品也很少钤收藏印记。”[15]这种情况应该可信，我们查找影印的罗氏书画藏品，基本看不到在书画本身题记盖印的情况，多数在托表纸上，或是另附纸张作题记再裱到卷首尾。《恪抄》卷首的三方印章，实在太违背罗振玉题印习惯了。
如何解释印章问题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罗振玉同一内容印章刻了两次。并且第二次是依照上一次翻刻。这样才能看到两种看似相同，实际不同的印章。第二，卷首印章是卷子流散到民间，民间收藏者为提升价值伪造的。第一种可能很小，这里还没办法对罗氏所有可见印章进行收集对比，不过通常情况两种风格或两次篆刻的印章，在印面布白留红、字体结构上应该有较大差别，否则没必要自己再重新翻刻完全一样的印章。而且，卷首章与其它处所见印章除刀法方圆差别外，其他差别很小。这种差别很像是作伪的结果。所以，第二种可能性非常大。
罗振玉在民国期间是享誉海内外的文物鉴赏专家，这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有述：“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19]民间收藏者深知罗振玉的鉴定对《恪抄》卷价值所起到的作用，所以在民间伪造了罗氏印章，钤盖卷首。但钤盖者忽视了罗氏盖印的习惯，明晃晃的盖在了卷首。综上，我们认为卷子是真的，也确实是罗振玉旧藏，卷首印章可能是伪造的，是后来流落到民间时，收藏者为提高其价值盖上的，决不能以卷首章来断定卷子真伪。
2、书写特点
以书写特点考察古写本真伪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要确定该写本不是以影摹手段作伪，否则不能以此鉴定。《恪抄》卷从墨迹浓淡、校补字、朱笔点画等痕迹来看，可以排除影摹作伪的可能。问题是儒、佛、道家的正式典籍都不用行书和草书来书写，[20]而《恪抄》卷通卷都是草书，并且脱衍极多，难道说这是不虔诚的佛教徒随意而为吗？主要是因为卷子内容不是正式经典，而是对经典解释的再解释。[21]并且在敦煌文献中，这种草书抄卷，多有笔记的性质，所以《恪抄》卷不同于其他多数敦煌楷书经卷，而以草书抄写。该卷笔画圆劲饱满，起落交待清楚，草法字形合法度，通篇流畅自然，墨色变化而不乏统一，整体上来看应属上乘，不是一般书手可以伪造。伪写本中，纸张的大小、一张纸上书写的行数等方面忠实模仿的东西也很多，即使在这些书写形式上没有破绽，从纸张的质感、书风方面可以明显看出不是当时的东西的写本也大量存在。[22]排除纸张质感因素，从书风上看，第一印象就是略带章草隶意的书风。这种书风与唐中后期张旭、怀素一类的有很大不同，该卷字字独立，不相牵连，笔画尚留有章草遗韵，书风与《唐人月仪帖》相似。在敦煌卷子中与此卷类似书风的也有一些，如p2037《瑜珈手记》、p2304《大乘百法论下抄》、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见后附图二）[23]、p2412v《大乘起信论广释》卷四（见后附图三）[24]等，可能为同一时期作品。我们将相同风格的敦煌经卷字形对比，发现字形也十分接近，甚至如同一人抄写。取p2412v《大乘起信论广释》卷四中部分与《恪抄》卷字样相同字形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书写用笔及其相似，如：意：p2412.24-21作，《恪抄》第48行作 ；应：p2412.24-5 ，《恪抄》第389行
二、时间断限推测
现今对《恪抄》的时间断限说法不一。《中华艺术• 隋唐卷》将其作为晚唐书法的代表作。[25]王继安在《<恪法师第一抄>草书辨析》中，认为该卷形成在垂拱至开元年间。[26]流亮《唐人<恪法师第一抄>浅说》中说，《恪抄》的形成时间至迟不会晚于盛唐，也可能早到李世民贞观以后。[27]以下是我们从《恪抄》的书法风格、用字的时代特点和书写内容上，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1、书风角度。从书法风格来看，法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因明入正理论议疏要》，[28]还有P2412v《大乘起信论广释》卷四，与《恪抄》书法风格极其相似。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沈剑英根据抄卷字体和书写风格说是初唐作品。[29]《恪抄》也应该形成在这个时期。《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30]中记有：
《妙法莲华经玄赞》，新137368，纸质。28．5×373．2。一级乙。原定名：“唐人草书经卷。”背签：“唐初人草书经义卷。”前有“康生看过”、“梦郼草堂”朱印二方。首尾残缺，起“佛唯赞菩萨不赞我故，所以疑生筹量此事经”，止“供养无数佛至证于无上道赞曰：此颂”。章草。中有朱、墨笔改、补字。知为《妙法莲华经玄赞》。后钤“罗振玉印”、“罗叔言”朱印二方。与新150679、138065形制及书法相近，应为中唐。“梦郼草堂”为罗振玉印鉴。
按其章草，中有朱、墨笔改、补字，钤“罗振玉印”、“罗叔言”朱印二方等描述，应该是与《恪抄》极其相似的草书抄卷，说这个卷子时间为中唐，以此而论，《恪抄》的时间应该不晚于中唐。再与传世的草书文献相比，《恪抄》整体上还保留很多章草的风貌，和传世著名书家索靖《出师颂》有相似之处。[31]索靖是西晋时敦煌的著名书家，同地区书风相袭，互相影响是平常的。并且，《恪抄》与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和孙过庭《书谱》的用笔、结体、取势都有相似处，尤其是与智永风格更加接近。举例如下：
体：《恪抄》 、智永 、孙过庭
意：《恪抄》 、智永 、孙过庭
想：《恪抄》 、智永 孙过庭
从对比中可看出，体、意、想三字，《恪抄》的结体取势和点画用笔与智永很相似。“想”字还可见敦煌本蒋善进临摹智永的千字文，作，这个字更接近《恪抄》的风格。孙过庭生于初唐，智永生于隋唐之际，敦煌卷子也多为隋唐遗物，可以推测，《恪抄》的形成时间至晚不会晚于孙过庭生活的初唐。
2、用字的依据。《恪抄》132行：“得乐说无碍弁才。”这是《恪抄》引《玄赞》的文句。其中，“碍”《恪抄》作。碍的繁体作“礙”，草书写法本应作 。为什么写成 这样了呢。这是受到“得”的草书写法影响。得，智永草书作 。本来是“得”的异体字，在出土的简牍中多是用 。东汉以后，有些人把 ，当成了碍的异体字。《石门颂》就把碍写作。南北朝以后的人时常把碍写作 。后来又加上偏旁，而有了碍。[32]到了唐后基本上是加了偏旁的碍字。如颜真卿就把碍写作。而《恪抄》的“碍”还处在没有加偏旁的阶段，所以写作 的草书 。依此而论，该卷可能是在 “碍”盛行写作“ ”的南北朝时期。但我们考虑敦煌文字地域性，推断《恪抄》要晚于南北朝。
3、书写内容。《恪抄》的内容，是对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的抉择疏释，[33]属于佛教中唯识宗内容，成文应不该早于窥基生活的年代——632至682年。窥基是玄奘的弟子，与窥基同时的玄奘弟子还有净眼。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就是净眼作品。[34]沈剑英认为P2063成于初唐。《恪抄》与P2063，在字体、风格、形式上都十分相似，又都是唯识宗内容，符合初唐唯识宗盛行的时代背景，也应成于初唐。综上，《恪抄》应该成于初唐，最晚不会晚到孙过庭生活的年代。
综上，《恪抄》是成于初唐的敦煌佛典，从敦煌藏经洞辗转到方尔谦手中，后由罗振玉从方尔谦手中购得，罗氏去世后流散到民间，但在民间流传过程不完全明确。在流传中，收藏者为提高卷子价值伪造罗振玉印章，盖于卷首，后入藏辽博。
文章得厦门大学吴海兰老师、东北师大赵成杰兄校对指点，在此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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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蔡忠霖：敦煌汉文写卷俗字及其现象[M]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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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曾良：俗字与古籍整理通例研究[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附一：《恪法师第一抄》卷首
附二：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卷首
附三：P2412v《大乘起信论广释》卷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曾良、李洪财，《<恪法师第一抄>性质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四期。
[2] 《每日新闻》，1986年1月22日下午版，转引自（日）池田温著，张铭心、郝轶君译，《敦煌文书的世界》，中华书局，2007年12月，194页下。
[3] （日）池田温著，张铭心、郝轶君译，《敦煌文书的世界》，中华书局，2007年12月，202页中。此引自池田温在《东洋学报》上翻译施萍亭在东洋文库讲演的文章《敦煌研究院、上海图书馆、及び天津博物馆所藏の敦煌遗书をめぐって》。
[4]王海萍，《唐人写经<恪法师第一抄>浅析》，《书法丛刊》1996年第三期， 34——41页。
[5] 《辽宁省博物馆藏实录》，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69——170页。
[6]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792页。
[7] 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2000年7月，526页下。
[8]《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己，书录，见于《雪堂类稿》，戊之三，书画目，长物薄录（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592页中。或见于《贞松老人遗稿•丙集》，己，书录，《民国丛书》第五编，九十七综合类（据1943年版影印）。
[9]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中文出版社，1990年4月初版，122页未尾。
[10] 罗福颐，《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1947排印本。
[11] 可参见《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己，书画录，见于《雪堂类稿》，戊之三，书画目，长物薄录（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592页中。
[12] 王素、任昉、孟嗣徽，《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13] 荣新江，《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书窗》1993年第1期。
[14] 网络信息，以99000元成交价，为私人收藏。
[15] 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107页上。
[16] 图一、二、三为《恪抄》卷首章，分别为“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罗振玉印”、“罗叔言”。
[17] 图四、五选自：于连成，《近百年书画名人印鉴》，荣宝斋出版社，2001年7月，170页。
[18] 王家葵，《近代印坛点将录》，山东书画出版社，2008年3月，247页。
[19]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11月，200页。
[20] （日）藤枝晃，李运博译，《汉字的文化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1月，113页下。
[21] 参见曾良、李洪财《<恪法师第一抄>性质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22] （日）赤尾荣庆，《关于伪写本的存在问题》，《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郝春文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41页中。
[23] 《法藏敦煌文献集成》，第四册。
[24] 《法藏敦煌文献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十一册。
[25] 李希凡，《中华艺术通史•隋唐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86页。
[26] 王继安，《<恪法师第一抄>草书辨析》，《艺术百家》，2010年第三期。
[27] 《辽宁省博物馆藏实录》，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70页。
[28]法P2063，第四册89页。
[29] 参见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2页。
[30] 王素、任昉、孟嗣徽编，《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敦煌研究》第6期。
[31] 《出师颂》的真伪还有争论，即便是假的其字形也应有所本，现今多据卷后米友仁所云“隋贤书”，定此作为隋人作品。
[32]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139页。
[33] 参见曾良、李洪财《<恪法师第一抄>性质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四期。
[34] 参见沈剑英，《唐代因明学研究与敦煌因明写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一期。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8月26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2年8月27日。
【附】在此老夫将残卷《恪法师第一抄》节录开头几段如下：
恪法师第一抄
第六说因，有其二解：一云过去诸佛，
先说三权，后谈一乘。今佛同古佛，亦先说
三权，至灵山中，方陈一实，即昔佛说为
因，今佛说为果，故名说因。二云释迦先于
鹿野苑而说三权，由机未熟，引令明利；今
至灵山，根机既熟，方开一实。即因权说为
因，实说为果，故是依主，并是说之因，故
口(始)说因。一云是持业释，如下经云“究
竟令得一切智”，即用口口为因，众生所得
种智为果。此乃说即是因，故持业释。
言“初依菩萨”等者，依谓归依、救齐
(济)之义，此四菩萨能与众生，为依处故，
救彼者故，名之为依，如炎中明。地前一劫
为初依，初地至六地为第二，七、八、九为
第三，十地为第四。其地前者，虽具烦恼，
以能伏分别二障，故得名依。
言“二百万亿那由他岁”等者，由此菩
萨在四善根。何以得寿二百万亿那由他
岁?若不尔者，人寿极长，但有八万四千
岁，如何得言万亿等?或可但由法力，所以
得延长也。
言“故赴宿因，说斯妙法”者，谓赴因
地修行之时，四弘愿等，令生具之。一切种
智之愿，故说一实妙法也。若依此文，即是
说之因，名说因也。此已上文，并是释“说
因”，不通(同)前五。
言跋伽所住林者，此仙虽已迁化，其
罪仍在故。言外道六师者，虽举此六，准是
阿蓝迦蓝一人，其外道年一百四岁，即雨
(雨)众外道。弟子即僧怯也。
言吉祥草者，谓净在天化，化一刈草
人，其人名为吉祥，以人为名吉祥故，即此
之弟(草)也。
言金刚座者，谓即铁硬，名为金刚，非
金中刚，名金刚也。其金座广一百步，依小
乘宗在高正觉山西南。若依大乘大教，若
第二如来所行之处，皆有金刚。不尔，佛身
便于地。
问：佛因地时，所舍身处至今成道已，
经多成坏，处迹已无，何故佛降魔时，地神
证之?我知三千大千世界，皆是佛舍身命
处。答：由菩萨功德力故，虽经坏及界成
已，前迹还现，故地神知。
言破疑者，问：障有无量，何故此中唯
破疑孰?答：犹如歧路，不能迁修。孰是孰
着，不舍劣见，所以说二，据实通馀。
言“声闻若菩萨闻我”等者，声闻通二
乘，有学无学，不通(同)凡夫，以说声闻
故。菩萨唯是地前，不通(同)地上。以初地
上，由得其智，不起疑故。又二乘有学，通
二障疑，二乘无学，唯法孰疑。其菩萨唯是
烦恼，以在地前，未即度故。言诸求三乘有
恒疑者，此三乘人，恒是凡夫，以说求故，
其所有疑，通说二障。(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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