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集中于大修十年前写下的三卷《经济解释》，其实大部分是重写：三卷三十一万字会变为四卷五十多万字，其中三十多万字是新写的。马歇尔的《经济原理》前后共八版，初版与第八版相隔三十年。不是印刷次数，是有修改的版数。施蒂格勒、科斯、张滔等学者喜欢跟踪马氏每版的修改，那是对大师的敬礼了。
我的《经济解释》前后只两版，七十六岁，不会再有第三版吧。但我的十年两版的前后变动比马前辈三十年八版的前后变动多出很多。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十年前写《经济解释》时我还有不少其他工作，不像今天那样全力为之。其二是今天的世界，十年间发生的事比马前辈的三十年多出很多。经济科学要不断地观察，不断地验证，不断地把理论与概念改进。今天的世界提供的数据无疑比百多年前马前辈见到的多，也较为精彩，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带来的启发。然而，在斯密、马歇尔等前辈的基础上改进理论与概念是艰巨工程，要观察很久思考很久才能获得少许进境。
是大幸：我从来没有为了升职或加薪而从事经济著作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出道的经济学者有这样的机会，但也要靠一点运气。斯密、李嘉图、密尔等大师明显地不需要为生计发表文章。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规定起于六十年代后期，到了七十年代，美国的二等大学执行这规定变得严格了。我曾经解释过，这主要是越战带来的效果。不是说不需要发表是可取的学术制度，而是说为米折腰折出来的不会是好文章。个人的经验，是可以传世三几十年的文章永远是在适当的学术气氛下，得到师友的感染才能写出来。几天前给巴泽尔一封长信，论及大家认识的经济大师朋友，我说可以打满分的只有戴维德一个，但戴氏平生只发表过数十页纸的文章。戴氏的口述传统影响了很多人，当然是重要的学术成就。
我的《经济解释》前后只两版，七十六岁，不会再有第三版吧。但我的十年两版的前后变动比马前辈三十年八版的前后变动多出很多。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十年前写《经济解释》时我还有不少其他工作，不像今天那样全力为之。其二是今天的世界，十年间发生的事比马前辈的三十年多出很多。经济科学要不断地观察，不断地验证，不断地把理论与概念改进。今天的世界提供的数据无疑比百多年前马前辈见到的多，也较为精彩，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带来的启发。然而，在斯密、马歇尔等前辈的基础上改进理论与概念是艰巨工程，要观察很久思考很久才能获得少许进境。
是大幸：我从来没有为了升职或加薪而从事经济著作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出道的经济学者有这样的机会，但也要靠一点运气。斯密、李嘉图、密尔等大师明显地不需要为生计发表文章。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规定起于六十年代后期，到了七十年代，美国的二等大学执行这规定变得严格了。我曾经解释过，这主要是越战带来的效果。不是说不需要发表是可取的学术制度，而是说为米折腰折出来的不会是好文章。个人的经验，是可以传世三几十年的文章永远是在适当的学术气氛下，得到师友的感染才能写出来。几天前给巴泽尔一封长信，论及大家认识的经济大师朋友，我说可以打满分的只有戴维德一个，但戴氏平生只发表过数十页纸的文章。戴氏的口述传统影响了很多人，当然是重要的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