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有所感慨
我认为除了解释行为或现象，经济学没有其他可取的用场。可惜经济学的传统对解释现象没有多大兴趣。六十四年前施蒂格勒在一篇很长的鸿文中大声疾呼，其实是破口大骂。可能跟施兄有关，经济学大约有二十年走解释的路走得有点看头，影响了我。施兄学富五车，文采冠绝行内，可惜他写的解释市场现象的文章，因为对事实的细节知得不足而频频失误。我在《经济解释》中直接或间接地修正了他的很多分析。这里我要表达我欠着他。
为了要近距离观察中国，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遇到的学术环境彷佛是从天上掉了下来。实地考查的习惯被指为不务正业，用中文下笔被指为不是学术，英语文章发表不需要通过评审被指为因为朋友关系，不能算。是的，有一年，香港某政府机构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评审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平，我拿零分，是个纪录。（奇怪没有公布，而该委会跟着被撤销了。）对这些责难我当年怎样回应很搞笑，这里不说为妙。
自由发挥是文章传世的原因
西方的朋友可不那样看我。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跟科斯一起驾车从温哥华到西雅图，途中他说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他知道我已经接受了西雅图华大的合约，认为我留在芝大发展会较好。今天回顾，选华大不一定错。当时初出道，到了华大三个月那里的大教授们一致投票通过要升我为大教授。不是我要求的。名头对我毫不重要，重要是当时的系主任诺斯与院长贝克曼分别对我说，我不需要发表任何文章，教多教少与教什么科目，一律由我自己选择。留在芝大他们也会给我同样的自由，但那里的气氛过于紧张，对学术研究过于重视，不会适合我这个喜欢独自遐思的人。
在除了思想什么都可以不做的环境下，七十年代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有七、八篇今天还传世，还有人引用，在不少大学的读物表还可以见到。为了应酬而写的不成，研究金指定要写的特别题材不成，被迫而写的更不成。但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动笔的，传世四十年以上的命中率近于一百分。巴泽尔为此啧啧称奇。如果当年我的创作际遇是今天中国内地的大学的环境，我不可能写出一篇足以传世两年的学术文章。
当年在华大，诺斯、麦基与巴泽尔三位认为我是他们知道的一个可以全面
我认为除了解释行为或现象，经济学没有其他可取的用场。可惜经济学的传统对解释现象没有多大兴趣。六十四年前施蒂格勒在一篇很长的鸿文中大声疾呼，其实是破口大骂。可能跟施兄有关，经济学大约有二十年走解释的路走得有点看头，影响了我。施兄学富五车，文采冠绝行内，可惜他写的解释市场现象的文章，因为对事实的细节知得不足而频频失误。我在《经济解释》中直接或间接地修正了他的很多分析。这里我要表达我欠着他。
为了要近距离观察中国，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遇到的学术环境彷佛是从天上掉了下来。实地考查的习惯被指为不务正业，用中文下笔被指为不是学术，英语文章发表不需要通过评审被指为因为朋友关系，不能算。是的，有一年，香港某政府机构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评审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平，我拿零分，是个纪录。（奇怪没有公布，而该委会跟着被撤销了。）对这些责难我当年怎样回应很搞笑，这里不说为妙。
自由发挥是文章传世的原因
西方的朋友可不那样看我。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跟科斯一起驾车从温哥华到西雅图，途中他说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他知道我已经接受了西雅图华大的合约，认为我留在芝大发展会较好。今天回顾，选华大不一定错。当时初出道，到了华大三个月那里的大教授们一致投票通过要升我为大教授。不是我要求的。名头对我毫不重要，重要是当时的系主任诺斯与院长贝克曼分别对我说，我不需要发表任何文章，教多教少与教什么科目，一律由我自己选择。留在芝大他们也会给我同样的自由，但那里的气氛过于紧张，对学术研究过于重视，不会适合我这个喜欢独自遐思的人。
在除了思想什么都可以不做的环境下，七十年代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有七、八篇今天还传世，还有人引用，在不少大学的读物表还可以见到。为了应酬而写的不成，研究金指定要写的特别题材不成，被迫而写的更不成。但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动笔的，传世四十年以上的命中率近于一百分。巴泽尔为此啧啧称奇。如果当年我的创作际遇是今天中国内地的大学的环境，我不可能写出一篇足以传世两年的学术文章。
当年在华大，诺斯、麦基与巴泽尔三位认为我是他们知道的一个可以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