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一九四三年进入柳州的中正附小，不是按孩子的年岁与学历来议定班级，而是哪一级有位就放进哪一级。没有入学试那回事。我和伦哥一起进入该校的小四。没有固定的老师，因为大家都在逃难。小同学们也一样，只是死去的多。我曾经写过一个变得黄、肿的女孩子，问我她是不是快要死，我说是。她再问她做错了什么事，我无法回答。这经历解释了为什么长大后，在回忆中，除了三岁时在香港山头认识的吴惠玲，我数不出儿时有其他的小友朋。
大概是一九四四年初，母亲把我从柳州送到桂林位于山麓下的真光中学的附小，读小六。那时我八岁。五姊秀桃、伦哥与妹妹秀芳则留在柳州跟母亲在一起。
两个原因母亲这样选择。其一是我有三个姊姊在广西桂林医学院。其二是真光是名校。应该源自广州，逃难到桂林，二战后转到香港成为那里有名的真光女子中学。又是哪级有位就进入哪级。我依稀记得是小六，那时我八岁。寄宿，三位姊姊总有一两位每星期来看我一次。食有定时，腿上腐烂的频密度是下降了。
当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仔对桂林那么有兴趣，频频轰炸。今天看资料，才知道他们要打通到越南的路，方便输送物资。真是发神经，他们就是要到处打。
史书有载的桂林大疏散开始了。我那三位在桂林医学院的姊姊先走，其中二姊秀英转到贵州的贵阳医学院继续她的学业，二战后成为医生，今天九十八岁，还健在。其他两位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只是后来在桂平见到她们。她们比我先离开桂林，别时到真光找我，叫我千万不要乱跑，说不久后有一位我认识的名为“林哥”的会来带我到柳州会母亲。
呆在真光，同学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少，林哥始终没有出现。一天我早上起来，整个校园一个人也没有。我知道不能坐以待毙，到校中的厨房容易地找到东西吃，然后步行到不是很远的火车站，碰碰运气。沿路一个人也见不到，但到了火车站却见人山人海。是最后的一班火车。听说是向柳州那方行。今天查资料，确实是有那么的一班车。那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
是难忘的景象。我走进人堆，见到一个女人苦苦地哀求一个男人带她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一九四三年进入柳州的中正附小，不是按孩子的年岁与学历来议定班级，而是哪一级有位就放进哪一级。没有入学试那回事。我和伦哥一起进入该校的小四。没有固定的老师，因为大家都在逃难。小同学们也一样，只是死去的多。我曾经写过一个变得黄、肿的女孩子，问我她是不是快要死，我说是。她再问她做错了什么事，我无法回答。这经历解释了为什么长大后，在回忆中，除了三岁时在香港山头认识的吴惠玲，我数不出儿时有其他的小友朋。
大概是一九四四年初，母亲把我从柳州送到桂林位于山麓下的真光中学的附小，读小六。那时我八岁。五姊秀桃、伦哥与妹妹秀芳则留在柳州跟母亲在一起。
两个原因母亲这样选择。其一是我有三个姊姊在广西桂林医学院。其二是真光是名校。应该源自广州，逃难到桂林，二战后转到香港成为那里有名的真光女子中学。又是哪级有位就进入哪级。我依稀记得是小六，那时我八岁。寄宿，三位姊姊总有一两位每星期来看我一次。食有定时，腿上腐烂的频密度是下降了。
当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仔对桂林那么有兴趣，频频轰炸。今天看资料，才知道他们要打通到越南的路，方便输送物资。真是发神经，他们就是要到处打。
史书有载的桂林大疏散开始了。我那三位在桂林医学院的姊姊先走，其中二姊秀英转到贵州的贵阳医学院继续她的学业，二战后成为医生，今天九十八岁，还健在。其他两位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只是后来在桂平见到她们。她们比我先离开桂林，别时到真光找我，叫我千万不要乱跑，说不久后有一位我认识的名为“林哥”的会来带我到柳州会母亲。
呆在真光，同学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少，林哥始终没有出现。一天我早上起来，整个校园一个人也没有。我知道不能坐以待毙，到校中的厨房容易地找到东西吃，然后步行到不是很远的火车站，碰碰运气。沿路一个人也见不到，但到了火车站却见人山人海。是最后的一班火车。听说是向柳州那方行。今天查资料，确实是有那么的一班车。那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
是难忘的景象。我走进人堆，见到一个女人苦苦地哀求一个男人带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