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看来，人类已经无法阻止爱狗者在高速公路上“拦车救狗”了。最新的一起发生在沈阳。
“拦车救狗”好像有固定的作业流程：有爱狗者 （自称或被媒体称为“爱心人士”，而网民则称其为“狗粉”）发现有运狗车，马上通过微博等发出“求救”信息，然后其他爱狗者开着私家车从四面八方赶来，情绪激动，拦着司机不让走，要“救”下“狗狗”。接报后，警方和相关部门也赶来。在僵持了几个小时以上后，具有合法手续的狗被拉到动物救助站之类。
这些事件，让人产生错觉。中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的法律吗？什么时候爱狗者变成执法者了？
我注意到，沈阳的这次“拦车救狗”，有一位爱狗者激动地大喊：“我们要为这帮可怜的孩子（狗）讨回公道！”这是一个无敌的逻辑，把别人的狗都当成自己被迫害的“孩子”了，救“孩子”有什么错呢？
精神分析学家弗兰克尔说，社会事件，不过是心理事件的社会层面，而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这完美地解释了“拦车救狗”的心理和社会机制。
这是一种“偏好的冲突”。这类冲突定会越来越多。它的一个特点是：一个人，一群人具有某种偏好，根本无法和别人的偏好共存，只要打出某种具有道德优势的名义，轻易就可以侵犯、取消后者满足自己偏好的权利。
两年以前，中国发生第一起冲击力极强的“拦车救狗”事件。时至今日，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澄清。而一个社会坏，也就坏在头脑不清楚，还很亢奋上。
爱狗没什么错，那是一种个人的情感、偏好。我们有无数的偏好，爱狗，喜欢听音乐，都是。如果偏好只是局限在私人领域，不对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也不妨碍他人，那么，那就是一个自由的领域，偏好可以变成一种“涉己的权利”。比如，如果一个人爱狗，想怎么爱都可以，叫宝贝儿子都行，别人不能干涉。
但在涉及别人时，如果一个人的偏好的满足，需要对别人提出一个“规范性要求”，比如，因为你爱狗，所以别人不能吃狗，要求别人牺牲自己的偏好，那就必须先证明，你的这种偏好，同时也就是一个“涉他的权利”，别人有道德上的义务来成全你，为你限制、取消自己的偏好。也就是说，你必须给你的偏好以一个道德上的理由，并且，这种偏好在道德上的分量，压倒了别人的偏好的道德分量。
没有谁真的会认为，一个人喜欢纳粹的偏好应该得到尊重，甚至还可以要求别人
看来，人类已经无法阻止爱狗者在高速公路上“拦车救狗”了。最新的一起发生在沈阳。
“拦车救狗”好像有固定的作业流程：有爱狗者 （自称或被媒体称为“爱心人士”，而网民则称其为“狗粉”）发现有运狗车，马上通过微博等发出“求救”信息，然后其他爱狗者开着私家车从四面八方赶来，情绪激动，拦着司机不让走，要“救”下“狗狗”。接报后，警方和相关部门也赶来。在僵持了几个小时以上后，具有合法手续的狗被拉到动物救助站之类。
这些事件，让人产生错觉。中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的法律吗？什么时候爱狗者变成执法者了？
我注意到，沈阳的这次“拦车救狗”，有一位爱狗者激动地大喊：“我们要为这帮可怜的孩子（狗）讨回公道！”这是一个无敌的逻辑，把别人的狗都当成自己被迫害的“孩子”了，救“孩子”有什么错呢？
精神分析学家弗兰克尔说，社会事件，不过是心理事件的社会层面，而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这完美地解释了“拦车救狗”的心理和社会机制。
这是一种“偏好的冲突”。这类冲突定会越来越多。它的一个特点是：一个人，一群人具有某种偏好，根本无法和别人的偏好共存，只要打出某种具有道德优势的名义，轻易就可以侵犯、取消后者满足自己偏好的权利。
两年以前，中国发生第一起冲击力极强的“拦车救狗”事件。时至今日，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澄清。而一个社会坏，也就坏在头脑不清楚，还很亢奋上。
爱狗没什么错，那是一种个人的情感、偏好。我们有无数的偏好，爱狗，喜欢听音乐，都是。如果偏好只是局限在私人领域，不对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也不妨碍他人，那么，那就是一个自由的领域，偏好可以变成一种“涉己的权利”。比如，如果一个人爱狗，想怎么爱都可以，叫宝贝儿子都行，别人不能干涉。
但在涉及别人时，如果一个人的偏好的满足，需要对别人提出一个“规范性要求”，比如，因为你爱狗，所以别人不能吃狗，要求别人牺牲自己的偏好，那就必须先证明，你的这种偏好，同时也就是一个“涉他的权利”，别人有道德上的义务来成全你，为你限制、取消自己的偏好。也就是说，你必须给你的偏好以一个道德上的理由，并且，这种偏好在道德上的分量，压倒了别人的偏好的道德分量。
没有谁真的会认为，一个人喜欢纳粹的偏好应该得到尊重，甚至还可以要求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