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辩论对象变了。也没变。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是个愤青。跟我辩论的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人。
现在，我奔六了。跟我辩论的都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顽固：僵化、落后。他们教我如何爱国、如何统一思想、如何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如何防备索罗斯。
我们怎么复制了一代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