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是机遇，失败才是常态
2016-11-03 06:31阅读：
我对成功学的著作一直怀有戒心。通常，一本成功学著作会遵循这样的写作模式：先调研一批成功的人士或企业，再寻找这些成功人士或企业的共性，然后去表述这些共性，最后声称只要学习了这些共性，其他的人或企业就能复制这样的成功。
成功学的逻辑谬误在于，由于幸存者偏差，可能很多拥有同样共性的人或企业却失败了。幸存者偏差又可称为“生存者偏差”或“存活者偏差”，其含义是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
研究成功看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很难，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其实是隐蔽的。研究失败看起来很难，实际上相对容易，因为有更多更公开的因素可用来研究。最为关键的是，研究失败，比研究成功更有指导意义。
最近我又读到一本类似于成功学的著作，那就是查尔斯·埃利斯的《最伟大公司的7个秘密》。查尔斯·埃利斯是大名鼎鼎的投资经典之作《赢得“输家的游戏”》的作者。在《最伟大公司的7个秘密》这本书中，埃利斯向我们展示了“最伟大”的五家公司：麦肯锡、克拉瓦斯、高盛银行、美国资本集团以及梅奥诊所。
正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因此这些各自领域的伟大企业也有很多相似共性，埃利斯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它们基本上大同小异。”埃利斯将这些共性归纳为七个要素：企业使命、组织文化、招贤纳士、人才培养、客户
关系、创新和领导力。
比如，在第一个要素企业使命中，埃利斯认为，企业使命是鼓舞人心的长期目标。埃利斯以麦肯锡为典型。麦肯锡有过历任合伙人，但是第一任合伙人马文·鲍尔对专业性的坚持始终能够敲打此后的那些合伙人，“马文是佛罗里达会议的中心人物，不管是谁，只要观点与公司追求专业化的首要目标相冲突，就会遭到他毫不留情的鞭挞与打击。”当然，美国资本集团、梅奥诊所、高盛银行、克拉瓦斯也都有各自的企业使命。美国资本集团是永远服务于长期投资者的根本利益；梅奥诊所是患者的需求高于一切；高盛银行是赚钱；克拉瓦斯是始终致力于运用美国法律处理最为艰难的案子，成为最富成效的团队。
由此可见“最伟大”的公司，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归纳得再多，最终也只能越像《基业长青》或《追求卓越》之类的书。更何况，某些成功显然与运气有关。埃利斯也在书中的第九章“运气：有时甚至会决定胜负”中坦诚：“每一个伟大的企业都会在它的历史中经历重要的时刻：回想起来的话，不管走向成功之巅是多么自然的事，始终都有一个因素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运气。”
成功的人或企业你可以复制，但其结果却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每个人或每个企业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追求等观念都有所偏差，最终造成衡量自我人生意义的尺度也有所不同。所以即使知道这是通往所谓成功的必经之路，却无法实践。就如同《后会无期》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成功几乎不具备复制的可能性。
可能是埃利斯为了避嫌，于是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回顾了曾经是“最伟大”咨询企业安达信的灭亡史。插入这个失败的案例，使得这本书有可能脱离成功学的窠臼。埃利斯这样写道：“经过50年的历程，安达信一步步地走向衰弱，直至灭亡。当一系列灾难的演化和根源浮出水面后，我们深切体会到某些最基本的成功要素对创造一家真正卓越的企业有多么重要，以及最重要的，要维系这种来之不易的卓越有多么的艰难。”
但是，这个典型的失败案例恰恰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再伟大的公司也不能摆脱失败的阴影，失败与“伟大”总是如影随形。稍不注意，失败的翅膀就会降临。如果说这本书很有价值的话，那么价值可能就在这里。失败很正常，成功则是低概率的事件。在成功的“原因包”中，每一个单个的原因，都不构成结果的充分条件；但是在失败的“原因包”中，任何一个单个的原因，都足以成为失败的充分条件。
巴菲特研究最多的不是成功，而是失败：“我总是觉得，研究经营失败比研究经营成功更有益。可是大学的商学院习惯上只研究企业的成功案例。我的合作伙伴芒格说，他最想知道的是他将会死在哪里，一旦知道他就永远不去那里。”要长寿，避免死亡；要成功，避免失败。正如巴菲特说：“只要能够尽量避免犯重大的错误，投资人只需要做很少几件正确的事情就足可以保证盈利了。”
我们不能说做了哪些事情就能成功，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又一个的案例当中，发现某些致命的、一定会导致失败的错误和缺陷。因此，成功学在本质上是没有用的，失败的经验反而比成功更有价值。其价值就在于，在一个失败的天罗地网之中，学会如何将自己救赎出来，成为一条“漏网之鱼”。（欢迎关注一只花蛤的微信公众号：pubanyaob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