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锥形帐篷到思想进化
2020-10-17 16:46阅读：
文/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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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锥形帐篷的起源》，我想起了查理·芒格先生。查理·芒格先生的股东大会有一年就是在帐篷中召开的。那时，查理·芒格先生说了一段开场白：“我注意到今年我们是在一顶帐篷中开会，让人惊奇的是帐篷居然能做得如此出色，这是我们的文明的产物，令人不禁联想到我们的祖先曾住过的帐篷——当然肯定不是带有空调的这种。”
著名的科学记者乔尼·休斯曾经通过在美国和加拿大考察谷仓和印第安锥形帐篷的形态演变，写了《锥形帐篷的起源》一书。他认为，锥形帐篷的演变与人类思想中的点子（比如轮子的发明）的演变，跟生物的演化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是“思想的进化”。
所谓的锥形帐篷多由动物皮毛和木杆制成。这种帐篷是北美平原印第安人的特有发明，十几根长木桩在顶部交叉支撑，安装方便迅速，移动时拆下后的长杆子还可以用来做马或狗来牵引的印第安雪橇，非常适合游牧生活，特别是遇到美洲野牛袭击时可快速转移。锥形帐篷过去用桦树皮制成，现在则用白帆布。将帆布条缝合后，然后切出半圆状而成。与其他帐篷相比，顶部有开口，开口两侧像大耳朵一样的两片帆布可以引导风向，一方面使烟散出去，另一方面又会防止空气倒灌进来，起到烟囱的作用，方便人们在里面用明火做饭并取暖，下雨时则把两片帆布盖住开口。冬季还可以加上内衬，增加绝热度，同时内衬与外部帆布之间的空隙也会增大烟囱效应，帮助废气快速排除，让新鲜空气继续进入。
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物种经历了艰苦的生活。不幸是一切进化的核心，因为生命的进步需要对不幸作出调整。而环境，也就是围绕有机体出现的所有事物，通过选择任何一种可以帮助生命存活并繁殖的特质进行调整适应，并将阻碍其存活或繁殖的特质消灭。自然从可供选择中选出最适合的生命，物种会不断适应直到变成“最符合的”，不多也不少。人类就是通过在东非的热带大草原上存活、繁殖并不断进化的。自然选择神奇地推动人类大脑的进化，使得脑容量从不太大的350立方厘米扩充到强大的1350立方厘米。这种进化比相撞弹出的气囊的膨胀速度还要快。
据说，进化论不是查尔斯·达尔文想出来的，这种观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那时的人认为，生命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体形态会发生变化。达尔文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机制，不同于古希腊人所认为的由上帝造物者完成，自然本身可以完成这些精细又令人赞叹的工作。达尔文的
观点是，每个物种的每个特性都是被严酷环境所打磨而成的，那些在繁殖之前无法将其特性适应环境的生命体将会死亡，而因为其没有后代，该物种的次优特征也随之消亡。残酷的大自然为了生物体得以适应环境，决定了适者生存的法则。
当然，环境是会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一切标准。曾经被视为优秀的可能会变得普通或更糟，而以前不好的可能会变成普通或优秀的。可以说，大自然对生命体质量的要求是持续存在的，表现为不断地检验其进化的设计，迫使其做出适应的改变，并逐渐调整其外在的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自然选择变成了地球上我们常见的那些优秀的有适应性的及新的物种形成的进化设计。这种进化并不是普通的，而是一种达尔文式的遵从自然选择的进化。在我们的现实世界，达尔文式的进化是唯一接近原力的事物。给达尔文带来能证明原力的证据是一种叫做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雀。这种雀有14种，但每种雀的喙都不相同，14种相似的雀长着14种不同的喙。自我更新这种不经意的天才进化就这样以鸟喙的方式呈现在达尔文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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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进化如同生物进化。人类思想也存在类似的加拉帕戈斯雀。休斯观察到美国谷仓就是这样的。谷仓代表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它同样经历了进化和演变的过程，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在美国，由于欧洲殖民是从东边开始的，因此越往西边，农场会越新，谷仓也是。在东边旧殖民地的山谷中留下很多英式的谷仓：木质或石质结构、很高的墙，颜色浅而单线条的屋顶。稍微近代一点的是荷兰式谷仓，因为18世纪时荷兰人曾经聚居在那里：木质，山形墙底部有入口，看上去像车库，屋顶是单斜顶棚似的。而在宾夕法尼亚州，又有一些德式谷仓：自然或人为倾斜，有两层，一层牲口朋，一层干草棚。三种不同的欧洲文化，造就了三种不同的谷仓建筑。
19世纪初，大批美国农民占据中部平原上的大片土地。德式谷仓很受欢迎，因为大型谷仓很有优势，唯一的限制在于喂养牲口的能力以及谷物过冬存放的问题。因此，具有大面积干草棚的谷仓比较符合新环境的要求。于是谷仓就像入侵物种那样，如雨后春笋般在平原上扩散开来，谷仓也越建越大。但是，当谷仓达到面积的极限，木质结构就不能再支撑下去了，而谷仓也就没有了“设计进化的空间”。
但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式的突变。谷仓变成了具有独创性的复折式屋顶结构。屋顶的桁架结构以两段式构造起到了支撑作用，这样谷仓内部就不需要额外的支柱，也就能为干草棚提供更大的空间。这种新式谷仓被称为“马脚状屋顶”，因为屋顶的样子看上去像马的脚后跟一样。
就这样，一种全新的谷仓横空出世，同时成为很棒的解决方案。新世界最初的东西并不是从旧国度的习俗那里延续下来的，而是以全新的方式命名的，即叫做美国谷仓。自此，这种谷仓的设计快速地在全美各地传播。更大、更好、更美国。更重要的是它不是欧洲的，这种马脚状复折屋顶代表了美国人对新世界的憧憬和向往。这是木质建筑革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年轻国家的代表和象征。
电话的发明，也有相似的历史。过去上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发射过烟雾信号，照亮过灯塔，用镜子反射过阳光，摇晃过旗子，点过煤气灯——试过人类任何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的方式。人类强烈想要交流的意愿与对现实科技的持续不满意的状态，意味着人类对新的发明工具的渴望。当迈克尔·法拉第在1831年发现电磁感应时：第一，打开了新的设计空间；第二，了解到这项发明的人想到了自然选择；第三，这些人把所有相关的点子都用于实践并加以调整；第四，这些点子一点点修改调整，又进入了新的设计空间；第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通了第一份电磁电报。这份电报解锁了新的设计空间，整个过程再次启动。电话势必会被发明出来，因为它就在那儿。在可触及的范围内，就在这个相邻的未被发明的设计空间里。不管以何种形式，在哪个时点，以何种历史的何种事件，通过何人以何种方式，人类都注定会发明出电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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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达尔文曾经准备起草一份“我的思想发展的记录”，记录他是怎么想到自然选择进化论。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无疑源于达尔文的教育及年轻时代的其他更久远的理论，比如让-巴蒂斯特·拉马克和达尔文祖父的理论。但如果达尔文试图从他人的思想中找到他的理论的最直接来源，他不太可能找得到。他的思想最直接的来源并不在他的老师和同事的脑子里，而完全是在他自己脑海里。在这方面，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与复折屋顶或电话的进化大相径庭。这些思想呈现为很多独立思想的集合，同时存在于很多人的脑海中，像大多数物种那样一起调整了未来的方向。而达尔文的思想是有宿主种群的，这种情况通常对任何思想都是有灾难性的。更糟的是，这个思想的宿主并不会把这种想法和任何人说。他一个人完成了这些工作，而对于其它思想来说，需要很多头脑来解决。在他的那些徒步的过程中，他独自一人完成了整个物种的进化论证。
达尔文所要做的是“思想的饲养”。他人工培育思想，促进其发生、混杂以及变异，在他的脑海里构建有关思想这个全部，每个略不同于上一个。接下来，他让这些变异的思想在达尔文国度里完成它们的使命，也就是在他脑海里的生存环境，在每一个调整的阶段形成新的一代。最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存活得更长久，在达尔文持续关注下，产生了下一代思想。而其他的都失败了。这是个残酷的过程。生活在“达尔文国”的艰辛促成了这种适应，使这种思想继续发展下去。多年来一直如此：这个思想在“达尔文国”不断调整，而思想的宿主在一圈圈的散步中一点点地不断调整其思想需要。最终，作为这项设计工作的结果，这个思想适应了达尔文的思考环境，到达了“应许之地”，达尔文“饲养”出独一无二的进化理论准备好出现在这个广袤无垠的世界上。
达尔文在他的自传里极其谦逊地写道：“因此我的成功是一个科学人的成功，不管这将归功于谁，在我看来，这是由复杂且多变的精神层面条件所决定的，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科学的热爱，在面对任何研究对象时无限的耐心，勤于观测并搜集数据，发明创造与常识之间的共享。由于我的天资一般，能在一些重要的观点上很大程度影响到科学人的观点还是很令人出乎意料的。”
乔尼·休斯对此评论道，并不是达尔文拥有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而是这个思想拥有了一个了不起的达尔文。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类的天才是占据空间的。透过这种新的世界观，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天才是指：一个思想的进化空间，很大程度上是被一个人的头脑所占据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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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思想视为物种时，就可以发现思想与思想之间也展开激烈角逐。即使有些十分优秀的思想也要历尽艰辛，才能在一大片思想栖息地中脱颖而出。自然选择的规律认为更复杂的物种注定会取代原本的物种，而由于不平衡的程度，这个过程会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在这股入侵的思潮中，一些原本的物种会保留下来。之所以会流传是因为它们的独特形式并没有遇到对手。它们并没有取代旧世界的物种，而是加入在其中。而当新旧世界的思想之间展开正面交锋时，它们便无法应对了。这不是哪种思想“更先进”“更好”或“更高级”的问题，而是它们在设计空间里哪个更高的问题。
在“价值投资”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劳伦斯·柯明汉姆曾列举过五种投资模式：价值投资者依靠对公司财务表现的基础分析找出那些市场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的股票，这种战略由本杰明·格雷厄姆提出；成长投资者则致力于寻找那些经营收益能够保证公司内在价值迅速增长的公司，这是价值投资的变种，由菲利普·费雪提出；指数投资者通过购买股票来复制一个大的市场细分，格雷厄姆认为这种战略对于防守型投资者很有效，约翰·博格曾大力推广；技术投资者采用各种图表收集市场行为，预测市场趋势；还有组合投资者通过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承担投资风险水平。
巴菲特也描述过许多价值投资的变异，他们很少有相同的投资组合。有的投资者持有令人费解的“粉单股票”；有的投资者专注于大市值股票；有的投资者进行全球投资；有的投资者集中精力于某一市场比如房地产或能源。有些人运用计算机筛选程序去发掘从统计学角度来说便宜的公司；有些人则评估“私募市场价值”——业界愿意支付的整体公司的购买价；有些人是激进的股东维权者，积极活动要改变公司；而有些人则寻找已具备价格催化因素并能部分或全部实现的低价股票——例如公司分立，资产出售、重要的股份回购计划或者新的管理团队。
我们很难说这些投资思想孰优孰劣。这些思想进入头脑中，经过几代的变化改变了特征，从而更好地适应头脑中的环境，而后以不同于进入头脑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意味着在每一个人头脑中的适应转变与不同头脑中思想的适应转变是相同的。那么，通过一个人关注的焦点以及对头脑中思想的观察，就可以驱除其他的思想，选择自己最能够适应环境的哪一种。这不是可习得的传承，而是适者生存，是典型的达尔文主义。
查理·芒格在《帐篷中的投资福音》演讲中谈到巴菲特的成功时认为，巴菲特的成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没有哪一种因素相比较而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是心理适应性。巴菲特虽然非常聪明，但他不可能击败所有的竞争者。他总能很好地调节自己的心理。其次是巴菲特十岁就从事投资了。因此，人们应该尽可能早地开始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不下水永远学不会游泳，强烈的兴趣和及早开始是成功的不二法则。
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巴菲特是这个世界上最佳的持续学习机器。乌龟最终战胜兔子是持续努力的结果，一旦你停止了学习，整个世界将从你身旁呼啸而过。巴菲特很幸运，直到今天，即便是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他仍可以有效地学习，持续地改善其技巧。他的投资技巧在65岁后更是百尺竿头更上一层。作为一直从旁默默关注的查理·芒格，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巴菲特停留在其早期的认识水平上，这个纪录也就不过如此了。
然而，为什么没有人研究和传授巴菲特的经验呢？查理·芒格认为，这要归咎于阿尔弗雷德·诺斯·威德海德所指出的问题：致命的各学科间互不关联性。查理·芒格进一步指出，如果你有意识地使自己在思想上成熟，你可以胜过比你聪明的人。你只需要从各学科中而不是其中的几门汲取关键的几点，你的智慧就会大大领先。在查理·芒格先生看来，思想若要持续得到进化，必须在“格栅思维”上有所作为。这显然对是乔尼·休斯式的环境促成思想进化的补充和扩展。
如果思想结果是好的，这会使路径从分支达到主干线路；而如果思想结果是不好的，它就会彻底封闭这条线路，并尝试新的不同路径。随着时间的累计，取得成功的个体将会增添新的解决方案；失利的个体将会丢掉那些不再有用、已经过时的解决方案。每个个体都参与提升解决方案的过程。每当这个解决方案的思想发挥作用时，灵感会带来促进的效果，而一些怪事或偶然事件可能也会添砖加瓦，制造一些神话。这种思想解决方案的改变和修正都是具有深远意义，体现在思想本身会进行调整来适应环境，而无法适应环境的通常就逐步湮灭。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每当人类面临新的情形时，通常都会使用这种方式。这就使得价值投资的思想也不断向前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