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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浮起所有的船

2021-06-06 21:21阅读:
文/姚斌
范内瓦·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既是一部美国创新史的起点,也是《美国创新简史》的灵魂。《美国创新简史》副标题是“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它详细地梳理了美国创新的重要历史,揭示了美国经济第一次飞跃的深层原因和动力。
美国今天能够繁荣得益于对整个国家进行投资。100年前的美国还不是科技大国,而是由传统产业主导的国家。二战之后,在范内瓦·布什的推动下,“科技兴国”和“科技强国”这才开始走出轨道。之后,举国上下都深刻认识到,创新十分必要,并且永无止境。创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一连串行为产生的结果。
美国经济的脊梁就是建立在远见卓识的模式之上。这种模式不仅创造了伟大的公司和利润差异的产品,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良机。这是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使中产阶级持续保持成功增长的基础。新技术和大量的技术人员的结合发展的生产力,几乎为一切现代经济创造了科学和实用的基础。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不断增长,改变了世界格局,具有划时代的的影响,这才使得美国人民有了更好的生存机会。然而,在创新过程中,失败总是如影随形,面临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使得创新困难重重。以下以医学创新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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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实现了盘尼西林的量产,把数以千百万计的高质量药剂推向全球时,这项努力激发了对其他潜在的重要土壤微生物的研究,间接地促进了其他抗菌素的研发。其后,儿童疫苗普及、新生儿死亡率下降、传染病控制都直接受益于这个项目。直到今天,美国一流的医药公司认为他们扩张并获得丰厚的利润,都得益于布什发起的旨在改善医疗科学的公益推动。
在现代意义上,科技创新需要的不是渐进式改进或边际调整,而是根本性的突破,而且速度要极快。只有这样,创新才会使得一个国家变得伟大。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首先取决于它的生产力水平,而提高生产力的根本驱动力是知识。知识的两个基本来源,一是教育,二是研究。只有将知识转化为商品和服务的过程,发展才能变为现实。因此,研究和发展被视为生产力和最终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过去50年里,美国制药业实现了一些最令人惊叹的医药创新。治疗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疾病的药物挽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但是,开发新药的成本更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会越来越高。据估计,通常成本超过25亿美元。研究的试错性是成本高的原因。每一项成为
新药的科学发现都是几十个步骤的结果。从识别靶向生物体,例如基因或蛋白质,到找到适合与靶子相互作用的命中分子,是药物构建的基块。从可以对抗疾病到临床试验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可能失败。为了理解所涉及的工作风险,一旦确定了靶子,必须筛选20万到100多万种化合物,以确定命中次数。然而,只有9.6%的药物最终进入临床实验的第一阶段。这意味着药物开发方面失败多于成功,但公开的大部分信息却都是关于成功的。
他汀类药物是20世纪伟大的医学突破之一。这种药物可以减少人们心脏病发作率和罹患中风率,延长存活期。但是,药物的发明者远藤章在遭遇“失败”后,直接出局。默克迅速承接了他汀类药物。默克在1984年开始大规模临床试验和独立性研究,洛伐他汀终于在1987年获得批准,很快取得成功。之后,洛伐他汀及其继任者辛伐他汀也成为默克历史上最成功的药物。所有的他汀类药物给默克带来了的销售额累计超过3000亿美元。经济学家估计,仅在美国,他汀类药物在改善健康方面的价值就超过1万亿美元。仅在2008年,使用他汀类药物就防止了4万例死亡,防止了6万人心脏病发作和22000人中风住院。
药物进入市场时垄断期可能相当短,而证明其价值所需的临床实验可能需要很多年。例如,使用可能挽救生命的抗癌药物时,药物将面临着“商业化滞后”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专利申请后20年到期,到药物上市时,已经没有多少专利保护的剩余时间。药物开发越让商业化滞后,承担这些药物的研究就越少。这是关乎公众健康的重要问题。如果企业没有面临如此长时间的商业化滞后,就能迅速开发拯救生命的药物,就会赢得近100万年的寿命(把挽救的生命年数加总起来)。而把挽救生命折合成美元计量的话,从长远来看,这些商业化滞后使得美国损失了2.2万亿美元的生命价值。辉瑞最近终止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研发也是这一问题的生动例证。障碍不在于缺乏资金,而在于此类研究的有效专利期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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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药行业中,其近20%的利润率是世界主要工业部门中最高的。2006-2015年,2/3制药公司的利润都有所增加。在最大的25家公司中,年平均利润率在15%~20%波动。相比之下,全球最大的50家非制药公司的年平均利润率在4%~9%波动。研究表明,以回报率或每美元投资产生的收益来衡量,研发投资的经济效益很大。从长期来看,公司研发投资的回报率为20%~30%,远高于其他形式的投资。
然而,尽管有高回报,私营企业却没有充分投资于更具创造性的研究。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细胞和基因疗法的制造,这也许是近年来生物制药领域最重要的突破。细胞和基因疗法是新技术,有潜力治愈以前被认为是无法治疗的疾病。细胞疗法包括将活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以恢复失去的功能,而基因治疗则涉及向患者提供遗传物质以修改有缺陷的基因功能。细胞和基因治疗通常是一次性治疗,但它的制造比其他药物要复杂得多。单一制造工艺或平台可以生产多种治疗不同疾病的传统药物,而细胞和基因治疗的制造则高度专业化。并非所有制造设施都能支持所使用的全部制造工艺。一般来说,传统药物的制药厂不能轻易转化为生产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的工厂。
要将这些基因的突破性研究转化为新产品,就需要制造能力。问题之一是巨大的启动成本。建立大型细胞或基因治疗制造设施的成本可能超过2亿美元,而类似规模的小分子制造设施的成本却不到3000万美元。细胞和基因治疗是非常不稳定的,具有极短的保存时限。例如,疫苗有18个小时的活体线下保存时限,所以在多个较小的、地理上独立的节点分散制造,而不是单一的集中于轴心的制造方式。
大约80%的基因和细胞治疗公司把制造业务外包给合同承包商,这些工厂将其空间出租给制药公司进行测试和开发。然而,现有的合同承包商正在紧张艰难的应付需求。目前,等待合同承包商的平均时间超过16个月。在全球细胞/基因治疗的制造方面,产能严重不足,其需求可能大过产能5倍左右。
支持基因和细胞疗法的新金融模式需要整合创新者和投资方,这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模式……涉及开发、生产、分销、管理和患者监测等诸多问题,可能让许多公司望而却步。这就是私营企业失败的痛点:规模太大,无法由风投融资。在这其中,重要的不是私营回报率,即公司从投资中赚到什么。重要的是社会回报率:某家公司投资的经济回报,不仅包括对该公司的影响,而且包括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就细胞和基因研发而言,这将包括公司对生产能力投资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们的药物上,而且体现在所有利用该生产能力生产的药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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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年中,人类基因组计划是最重要的公共研究努力之一,没有比该模式更好的途径。DNA测序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弗雷德里克·桑格和沃尔特·吉尔伯特分别研发的,他们因此而获得198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但那时DNA测序非常耗时,以至整个人类基因组的测序需要100多年时间。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自动测序仪的引进,使得重复测序实现了机械化,让这项事业的成本得以降低。
1987年,沃尔特·吉尔伯特宣布创建一家新的生物技术企业,即基因组公司。但由于不能得到任何资金的支持,该公司尚未正式起步,便于第二年关闭了。此后10年,研究进展断断续续。到1999年2月,只有不到5%的基因组测序。之后,随着联邦政府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投入,到2004年,基因组范畴的股票市场总值为280亿美元,其中75%的公司是公开上市的公司,未上市的私营公司中有62%设在美国。
私营企业创新研究催化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因美纳。因美纳成立于1998年,目标是进入新生的DNA测序市场。作为一家初创公司,它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用于帮助其开发基因分型、并行阵列和基因表达分析技术。所有这些都在因美纳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使得因美纳迅速发展。截止2018年6月,公司拥有6200名员工,其中近4000名在美国,销售额为29.4亿美元。
公共研发是一项巨大的投资,为人类健康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回报,但这也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即使是最有成效、最典型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立项研究也不会百分之百产生专利。这就再次提醒我们,研发是一个过程,一个需要经过无数次尝试的过程,研发不代表一旦开始即可取得成功。但是,当你支持一个赢家时就非常有价值了。事实上,在对私营企业创新研究项目成功度的评估中发现,这是成功度排名前1/3公司驱动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许多公司获得了资助,但取得巨大效益的只是相对少数的公司。
成功的科学项目应该包括失败。如果我们希望公共部门促进创新,我们就不能要求它的投资成功率比私营机构高得多。如果不接受失败,则不会愿意承担风险。如果不承担风险,将不可能有大胆的成功。虽然《美国创新简史》这本书完整地讲述了美国创新的历史,但大量的篇幅却是讨论失败,并且涉及药物经济学、风险投资经济学等重要概念。创新肯定不可避免失败,与之同时,风险投资也肯定同样不可避免失败。但只有避免了失败,才有可能走向成功。正如作者所说的,投资要浮起所有的船,而不是快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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