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燃起的一盏灯
2021-08-23 09:02阅读：
——斯图亚特·考夫曼的经济观
文/姚斌
因为经济学与生态学有着本质上的相同，所以圣塔菲的科学家一直将经济学纳入他们的研究范畴。在从事这项研究的科学家中就有斯图亚特·考夫曼。他在2000年出版的《科学新领域的探索》中以整整一个章节来讨论“持续创新的经济圈”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像布莱恩·阿瑟那样出版一本有关经济学的论著。布莱恩·阿瑟创立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经济学的体系，并呈现在《复杂经济学》和《技术的本质》中。
《科学新领域的探索》的主题是自主主体以及它们对生物圈和经济圈的共同构建，而这两者的位形空间都是不可有限预言的。这个思考肈始于1994年。那时，考夫曼从葡萄糖梯度中看到向上流动的细菌正在环境中为了自己利益而行动。他把这种能够在环境中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的系统称之为“自主主体”。这样就引发了一个问题：物质系统怎样才能构成自主主体？沿着这个问题思考，考夫曼终于开启了一扇通往“广义生物学”的门，一种不受地球生物学所限制的生物学。
于是，考夫曼从广义生物学和生命多样化的途径，探索大千世界的整体图景，展示超越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复杂性更具普遍的自然观。考夫曼深刻认识到，生物圈在它的持续演化中，经历着难以预测的、不可估量的过程。这些过程不能单纯地归因于量子不确定性或决定性混沌，而是有不同的或更深刻的原因：物质世界中的突现和持续创造是真实的。
生物圈总是在尽可能地扩大它们自身的维数。自主主体的共同构建行为同样适用于经济学领域，适用于经济学基础、经济增长、适应性公司的发展等，它们在公司的生态系统中共同演化，其动力学所呈现的规律几乎与生物的生态系统所呈现的规律完全一样，有着大大小小的约瑟夫·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风暴”，淘汰了古老的物种和技术，引入了新的物种和技术，这些新的物种和技术不可预言的特征正好是宇宙无限创造力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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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远比查尔斯·达尔文所假想的要丰富得多。以达尔文的遗传变异为基础的现代进化理论，即通过自然选择来保持适应性变化，往往把选择看作是生物有机体的唯一秩序之源。但是，雪花精致的对称结构告诉我们，没有自然选择的帮助，秩序也能产生。有机体中绝大多数的秩序并不仅仅只是反映了选择，不论是生命自身的起源，还是从一个受精卵发育为一个新生命的完美秩序，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事实上，有机体中绝大多数的秩序是自组织和自发的
。
生物圈是通过自主主体的突现和持续共同演化而自我构建的。对于一个在热力学上开放的但能自我构建的系统，生物圈同样存在普适定律，其候选法则只有热力学第四定律符合这样一个自我构建系统。热力学第四定律可表述为：现有的热力学基本理论框架体系是不完备的，四个基本定律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则热力学悖论不可避免。
生物圈包括经济系统，存在着共同演化的累积机制。这种共同演化的累积又包含了共同演化的组织，而这种组织既能灵活地适应改变，又能坚定的抵制改变。普·巴克的沙堆模型有一个很有特征的分布，即幂律分布。共同演化的模型会产生一个带有一定幂律分布的自组织临界的生物圈，其中有着大大小小的物种形成与灭绝的“雪崩”。目前最新的数据表明，物种形成与灭绝事件的幂律分布大约在6.5亿年前的显生宙时期便出现了：大多数物种形成之后不久就灭绝了，只有少数物种才能存活较长时间。
类似的现象在经济圈中也可以发生。在技术上就会出现各种事件形成与灭绝的大大小小的雪崩。考夫曼的同事布莱恩·阿瑟最喜欢举的例子是，汽车的出现，使得马车、马鞭、马鞍、铁匠，还有驿马邮递都随之销声匿迹了，而石油化工业、交通建设、汽车旅馆，快餐店以及城郊则应运而生。
约瑟夫·熊彼特谈及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混乱现象，称之为“创造性破坏风暴”。这种创造性破坏风暴也似乎是以大大小小的雪崩形式出现的，说不定这种雪崩还是幂律的。就像物种一样，大多数公司开张不久便倒闭了，只有某些公司能经营较长时间。公司寿命的分布也是幂律的。由此得知，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有普适规律支配的事物的共同演化和共同构建。也许这样的一个规律支配着宇宙中任何一个地方的生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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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主体在共同演化之时，每一个自主主体都做出了最多样化的可靠区别，然后当它们游泳、攀爬、捣乱、跳跃时，它们又可以采取可靠的行动。这个简单的观点又引出如下的假设：自主主体群落将会演化到“混沌边缘”。而且，自主主体不断地走向新奇，如新的分子、新的形态、新的行为和新的组织等等。考夫曼把这种不断的趋向新奇看做是数学概念中的“相邻可能”。
事实上，阳光普照大地，万物竞相生长，这一切都使得生物圈的分子多样性在不断趋向相邻可能。分子的多样性在增加，生物圈中的物种数也在增加。与2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所获得的商品多样性相比，当今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过去的40亿年里生物圈一直在不断地趋向相邻可能。科学、技术和艺术，在今天也几乎同步地趋向相邻可能。
在经济圈的种类和谋生方式的层次上，实际一直在持续向相邻可能膨胀。构成组织的核心因素同样适用于经济学，经济学不过是生物圈中人类的延伸而已，这个因素便是“贸易互利”——将我的苹果与你的梨子进行交换。贸易互利是推动经济中进行交易的最根本因素。让贸易互利映射成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你我两个自主主体帮助彼此更快复制的相互作用。
假定生物圈一直有可能进入相邻可能膨胀，但它又努力试图避免这种膨胀，那就得要求自然选择必须有力而且快速地补偿新事物的涌现速度。经济中也出现这样的现象。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指出，不断加速的变革将对人类产生震撼性影响。他还分析了我们为什么会对未来感到茫然害怕、不知所措，以及应该如何应对未来。他的大意是，我们唯恐技术变革会超过我们。
思考这样的问题，不如思考为什么一项变革能被引进？因为有人认为引进创新可以赚钱。但是，如果发明了这项创新的人或公司将其投入到一个乡村市场，而乡村市场的产品的生命周期又非常短，他们根本不可能吸收这项技术并赚钱，那么这家公司一定会倒闭。因此，我们所提出的技术相邻可能必须是我们能通过它赚到钱。我们控制着我们进入技术未来。
在此可以看出，生物圈和经济圈有着相同的内因机制，这种机制控制着我们进入相邻可能的探索，而这种探索确实成功地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新的自然游戏和商业游戏，它们可以被自然选择而选择，或者是经济上所说的成功或失败，而这种探索已经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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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着相同的希腊字根“oikos”(居所)，这绝非偶然。能人和直立人的经济、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的发明和传播、古希腊的集市、今天的全球经济，从深层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在发展越来越多的贸易形式。贸易互利在人类经济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说贸易互利是伴随着这个星球上生命的出现而出现。
仅仅将经济学看作是配置稀有资源的一门科学，其实是缩小了它原本所包含的范围。经济圈最可怕的特征其实和生物圈最可怕的特征一样，都是由自主主体群落在它们玩耍、谋生等一系列活动中构建的。这个可怕的特征是分子和有机体不断发展的多样性，是持续进入相邻可能膨胀的新的谋生方式的多样性。智人发明了火种和早期工具。能人在160万年前就开始懂得交换石斧。法国南部的克罗马农的商品和服务在1.4万年前就已有了上万种，或许上千种。到如今，商品和服务以及谋生方式已经数以百万计了。
生物圈和经济圈都不仅仅只是有限资源的配置，它们是宇宙无限创造力的表达，是我们这些在分子上、形态上、技术上以不可说明、不可预言的方式持续进入相邻可能的自主主体的无限创造力的表达。工人与工人在日趋复杂的经济圈中共同演化并存在。然而，传统经济学却无法解释商品和服务以及谋生方式长期以来一直在多样化的原因。现代经济的基石——肯尼斯·阿罗的“一般竞争均衡理论”尽管触及了以上一些奇怪的现象，但也没有而且也不能解释这种迅猛增长的多样性。
一般竞争均衡基于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形成价格市场才可以“结清”。比如，单个商品供需曲线相交于某个价格处，在这个价格，市场彻底就结清了，即所有生产的小玩意儿全被买断了。市场结清处的价格称为“均衡价格”。在阿罗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假想有一个拍卖商。假定经过一个小时的疯狂讨价还价后，拍卖会结束了。所有的参与者都对买或卖这些商品签了合同，每一种商品都有了一个固定的价格。接下来，非常奇怪的是，不管内布拉斯加的未来天气情况如何，是否有雨或者天晴或者下雪，合同是定下来了，而且每一份合同都按照预先设定好的价格履行了，于是整个市场也就结清了。
很显然，阿罗的一般竞争均衡理论依赖于数学家们所说的“不动点定理”。在一个空间中，所有可能的注有日期的视条件而定的商品都可被预言，那么所有可能的用于交换的这些商品的市场便存在，那么也一定存在一个不动点，在相应于某个价格处，所有的市场都可以结清，也不管未来如何发展。阿罗因为他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对于这个理论依赖于“完全的市场”，即市场要交换掉所有的注有日期的视条件而定的商品，一些卓越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质疑：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这个理论怎样才能有效工作。而事实上市场就是不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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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考夫曼提出了他的看法。在过去的上百万年里，经济的一个总的特征就是它长期在增加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从十几种增加到了300万，甚至更多。这是一般竞争均衡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而且这个理论根本就没有谈到商品和服务在多样性上的增长，因为一开始它就假定我们能有效地预言所有可能的注有日期的视条件而定的商品。
考夫曼一刻也未曾相信我们能有限地预言所有可能的商品和服务。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在直觉上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们区别了一般不确定性和“奈特不确定性”。一般不确定性是我们熟知的概率理论中的随机扔硬币的不确定性，比如不能确定扔100次硬币后是否一定有47次面朝上53次面朝下。奈特不确定性关注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可能的结果的时候，它依赖于经济学和其他领域中认识论上的不舒适空间。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不能有限预言生物圈和经济圈的位形空间，而相比之下，经典物理学或多或少地预先假定我们能有限预言有待进行科学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的位形空间。
一般竞争均衡理论一直被看作是经济理论的巅峰之作，不过它也存在局限。到目前为止，仅就经济所关注的市场结清处价格的建立而言，一般的竞争均衡理论是一个杰作。但就经济所关注而且应该关注的经济是怎样增长了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以及它为什么能增长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而言，这个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就不能称其为一个成功的理论。并且，由于过去上百万年里人均财富的增长与技术、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因此现代经济很显然是不充分的。所以，阿罗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存在瑕疵的。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新的商品和服务的存在与旧的商品和服务的消失，就像生态系统中新的物种的突现与旧的物种的灭绝一样。在自组织临界中，会出现许多小的和少数大的物种的形成与灭绝的雪崩。经济圈类似于物种的形成和灭绝事件。比如，汽车的出现取代了马的地位，马作为一种交通工具从此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随着马的消失的那些事物大势已去，而伴随汽车的出现的那些事物也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这就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风暴”，其中旧的商品消亡了，新的商品诞生了。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风暴”一定会呈现幂律分布，其中有许多小的雪崩和少数大的雪崩。而公司也必定会呈现一个寿命的幂律分布，大多数的公司开张不久后便倒闭，只有少数公司才能维持较长时间。与此同时，技术也会呈现类似于物种形成和灭绝性雪崩一样的一个寿命的幂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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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中圈中的有机体与经济圈中的公司和个体，都忙于谋求生路和探索新的谋生方式。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日益增加多样性，其演化的共同创造和共同组合都存在令人迷惑不解的条件。生物圈和经济圈在持续地变化、持续地发明、持续地灭亡、持续地进展。总的来说，生物圈和经济圈在持续地多样化。
我们必须将一般竞争均衡的核心视点融入到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商品和服务的框架中，一般均竞争均衡作为一个近似的短时间标度机制，它在经济发展每一阶段都获得了市场的一个将就的近似结清。生物圈中的共生生物百万年来不断地破坏价格均衡，它们一直这样做着，尽管没有什么远虑，尽管并不知道阿罗的不动点定理。事实上，就在万物门破坏价格均衡的同时，有意识的演化和新的谋生方式出现了，旧的谋生方式则消亡了。
经济网就是经济中的一种商品和服务。在过去的上百万年，甚至只是上百年里，经济网的多样性一直在增加。因为经济中存在的商品越多，那么商品间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也越多，而且进入相邻可能的新商品也会越多。如果有N种物体，那么潜在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至少得用N的平方表示，因为每一种物体都有可能是任何其他物体的互补和替代。这样，随着经济网中物体多样性的增加，新商品和服务的生态位的多样性就会增加得更快。也许经济网的多样性根本就是自动催化的。
果真如此，那么商品和服务多样性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考夫曼相信，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一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但又没有被认识到的因素。简·雅各布斯在她的一本很有创见的书中也谈到了相同的观点，即经济增长与城市和郊区的经济多样性的关系。
想一想怀特兄弟的飞机，它只是机翼、轻型汽油引擎、车轮以及螺旋桨的重新组合而已。经济中存在的物体越多，就会有越多的新物体被创造。今天，商品和服务的相应可能是如此之庞大，以至于磕磕碰碰进入相邻可能的经济只能构建很小一部分技术上的可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是偶然的，生物圈是偶然的，或许宇宙也是偶然的。经济就像生物圈一样，要探讨的是谋生方式的不断创造。考夫曼将他的经济观看成是“在黑暗中燃起一盏灯”，希望照亮我们以前从未触及过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