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石刻:王羲之——《振衣濯足》摩崖石刻
一、前言
按照惯例,年终该写点回顾总结及展望。
笔者在回顾2014年全年的游历时,赫然发现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寻访,当属别开生面的一处——王羲之款《振衣濯足》摩崖石刻。
众所周知,王羲之被奉为“书圣”,遗憾的是,其亲笔手书,因纸寿千年的客观限制,今已全部失传。
现在所见传世的王羲之书法,均为唐以后摹本,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形似甚至神似的程度,但毕竟不属于其亲笔。
虽不乏其书法字帖传世,但其所书摩崖石刻,笔者所知,仅此一例而已,喜爱书法的自当前往瞻仰膜拜。
之前,笔者去过兰亭,那里为历代称颂,现在也是一处热门旅游景点,游人如织,商业气息浓重。
反观西梁山摩崖,由于地处偏僻,尚未被旅游开发,游人稀少,保留了原生态的环境。
本文记叙了笔者怀着无比景仰之情,经过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之后,成功寻访位于长江天门绝壁处的王羲之款“振衣濯足”摩崖石刻,并对该石刻的书者及年代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西梁山简介
该处摩崖石刻,今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白桥镇西梁山社区,天门山景区西梁山大陀山南麓游艇码头西侧,临江滩涂崖壁处。
2014年2月2日(大年初三),笔者一行寻访至此。
是日天公不作美,一路过来并不好走,一方面大雾横路,;另一方面,过年回家探亲访友多自驾出行,路上车满为患,且多挣道抢行,加塞插队,一辆不让一辆,遇到道路狭窄或修路的地方,堵得严严实实,谁也别想动,这便是现阶段国人普遍素质的真实写照。
早上看过和县周边的几座古塔后,就这么走走停停,中午时分,方才来到西梁山脚下,仍是雾锁长江,毫无消散迹象,能见度很低。

据《江南通志》记载:“两山石状晓岩,东西相向,横夹大江,对峙如门。俗呼梁山曰西梁山,呼博望山曰东梁山,总谓之天门山。”
东梁山、西梁山,分立长江东西两岸,合称天门山,因地处古都南京上游江面狭窄处,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大家耳熟能详的李白名篇《望天门山》即指此地而言。
据《中国县情大全·华东卷·和县·西梁山》记载:“位于西梁山镇长江边,海拔88.1米,与当涂县东梁山隔江对峙,合称‘天门山’,又名‘二虎山’。山水相连,风景秀丽,‘天门夜月’,‘博望朝霞’、‘陈桥唤渡’、‘石庵观澜’、‘龙宫熏雪’、‘云阁疏钟’,‘荻州暮雨’、‘柳岸春莺歌’构成‘天门八景’,历代文入墨客诗人李白等,多游览题咏赋诗。临江峭壁刻有书圣王羲之摩崖‘振衣濯足’题字;明清时期所书‘洪水至此’石刻7处,是珍贵的水文资料。”
本想直接够奔摩崖石刻所在地,可是行至西梁山旁的长江大堤时,却迷失了方向,遂返回先前路过的和县西梁山烈士陵园。
陵园内有几处看点,其中唯一一处文保——西梁山纪念地,原为巢湖市保(现应调整为马鞍山市保),另有普光寺、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烈士陵园等。
可能是到了午休时间,纪念馆大门紧闭,未得参观。
资料中宣传的石仁祥墓未能找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像这种针砭时弊、妄议当局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
但是意外得见俞建章墓,算是弥补遗憾。
景区的地图上,虽标注了江边的摩崖石刻的大概位置,仍不是很清楚。
由于没找到景区工作人员,询问了不少当地游客,说起王羲之石刻,都表示早有耳闻,但从来没见过,均不清楚具体位置。
登上西梁山,站在山顶的览江亭中,四下望去只见白茫茫一片,连脚下的长江都看不见,更别提天门东岸的东梁山了,太白笔下传颂千年出神入化的天门奇色无法尽收眼底,十分遗憾。

三、西梁山摩崖石刻
无心再在山上游览,快步下山出得景区,重新来到先前迷失方向的大堤上。
这回采取地毯式询问的办法,决心不见长江不回头。
幸好来前功课做得还算充分,知道摩崖石刻位于一处废弃的军营内,继而问路时不再询问摩崖石刻,而是改问军营位置。
果然,附近居民指点了军营位置,先到军营再说。
通往军营的路很窄,刚够一辆车同行,来到军营门口,两侧的八字墙上刷着军事化标语。
可能是过年的缘故,军营门口居然挺了不少车辆,将大门都堵住了。
在门旁的一排平房中,笔者遇见一位老先生,浓眉大眼,仪表不凡,尤其是那两撇浓眉,颇有几分副统帅的风采。
就在问路之时,脚边钻来一只中华田园犬,在笔者裤脚边蹭起来。
一开始笔者集中精力问路,还以为是主人家的狗狗撒欢,并未在意。
而后定睛一看,却是哪里来的一只落汤狗,似乎刚掉进臭水沟中,狗毛粘黏成黑色一绺一绺的,好一个惨字聊得。
若是主人家的狗狗也就忍了,一看是只丧家之犬,难免打心眼里的嫌弃起来。

交谈中得知,老先生正是当地的文保专员,太巧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历次文物普查时,都是老先生走访登记,摩崖石刻的位置了然于胸,如数家珍。
但因家中有客人,还要带小孙女,又值饭点,老先生不便陪同前往,只是向我们指明了准确方位。
既然方向明确了,便重拾信心,坚定地朝江边山麓南侧绝壁处走去。
哪知刚走出去没多远,前方又遇突发情况,一头牛牛挡道。
这是笔者在寻访中第三次遭遇牛牛拦路,第一次是在俞大猷墓前,第二次是在刘大櫆墓前。
牛牛啊牛牛,你便老老实实地埋头吃草就好,不用转着圈地盯着我们看。
终于来到岸边,近距离看见了江水,原来这里是和县白桥镇长江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生态环境应属一流。
岸边的游艇码头虽小,但非常显眼,这时候一艘游艇都没有,空空荡荡。
大雾天江面也不见行船,四周显得格外寂静,唯闻江水时不时拍打着岸边的声音。
转过码头,江滩边怪石嶙峋,接下来就得小心翼翼地攀踩着往前行进。
这个季节,应该是相对的枯水期,江水离岸边有段距离。

据《西梁山英魂·摩崖石刻》记载:
“在西梁山,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宝贵遗迹中,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摩崖石刻最为珍贵。
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大书法家王羲之游西梁山后,兴趣盎然,挥笔书写并留下摩崖石刻‘振衣濯足’四个大字。石刻2米见方,现存西梁山主峰脚下长江岸边石壁上,虽经1600多年风雨,仍清晰可辨,艺术价值极高,是长江中下游少见的珍贵文物。
西梁山主峰下峭壁上,保留有明代天启年间和州州守池显京书写的摩崖石刻‘天门’二字,笔法刚劲,甚具功力。此乃摩崖石刻中的珍品。
在王羲之石刻不远处西梁山的码头边,存有明(原文漏年号‘万历’,笔者按)36年(1608年)和清道光年间,直至1954年所刻‘洪水至此’的时间线,高水位石刻七处。当地老人把这些石刻作为观测水位的历史资料,引起水利部门的重视,成为至今仍具有实用价值的珍贵水文资料。”
一路上看见岸边的石壁上不少摩崖石刻,资料中记载为七处,现场看到的应该不止这些。
笔者所见,年代最早的,有明代万历年间的题刻2处,其他的还有道光年间题刻2处,民国年间的题刻1处,1954年题刻1处,字体多不佳,记录内容多为某年某月洪水至此或到此一游等语,不似名人墨客所为。

开始,笔者心急火燎,只顾找寻《振衣濯足》石刻,盲目地一往无前,虽看见了不少石刻,却没有这一处。
走出去有挺长的一段距离,前路越来越难走,石刻也渐渐不可见,感觉冲过头了。
这才调头回来,稳稳心神,静下心来,逐一看过每一块目所能及的石刻,顺便慢慢找寻《振衣濯足》。
果然,当回到靠近游艇码头的江岸边,终于看见了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王羲之款“振衣濯足”摩崖石刻。
石刻位置有些隐蔽,之前朝着石刻前行时,石刻是侧向的,不易发现;折回头来时,石刻是正向的,方才一览无余。
资料中未给出这几个字的具体数据,笔者当时亦未带测量工具,目测四个大字每字约在50cm见方左右。
此前所见同好拍摄的照片亦无参照物,这里笔者就当一回参照物。
想来,当时山上、山下、山前、山后找了个遍,三九天里热得浑身大汗,只穿衬衫便是极好的证明。
可谓仁至义尽,心诚则灵,不过这大冷天的,振衣是必须的,濯足就免了吧,保护水源地要紧。

现场所见“振衣濯足”石刻,四个大字自右向左横向依次排列,整体呈东低西高形态。
“振”字位置最低,后面几字逐个抬升,“足”字位置最高。
石刻上下两端保存较好,左右两侧保存不佳。
“振”,右部的“辰”已完全不可见,仅存左部“扌”旁,“扌”刻写也很奇特,呈“丰”字型;
“衣”,保存完整;
“濯”,保存完整,下部被喷涂黄漆字母所覆盖;
“足”,保存完整;

最左侧还有落款“羲之”二字,上下排列。
上面的“羲”字,上部残缺,仅存下部的“戈”;
下面的“之”字,保存完整。
西梁山摩崖石刻中,除了最著名的“振衣濯足”石刻之外,仅次于它的当属“天门”石刻。
资料中记载,明代天启年间和州州守池显京书写的摩崖石刻“天门”二字,笔法刚劲,甚具功力。
想来,这二字也应该是大字榜书,并且带有明确的年款、名款,很遗憾,此行未能一睹庐山真面。
之前,笔者与老先生交谈时得知,池显京款“天门”石刻,位于靠近山顶的悬崖处,现在被植物完全遮挡,已不可见。
笔者在周边倒是看见几处刻着“天门”的石刻,字体均不佳,当为普通游人戏作,拍下来,聊胜于无。
终于亲眼目睹王羲之款“振衣濯足”摩崖石刻,当时真是万分激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石刻前驻足停留了半个多小时,仔细释读临摹良久,并拍照留念,当场还发了条微博存证:“吾至长江天门绝壁处,顶礼膜拜书圣现存唯一摩崖"振衣濯足",顿首顿首!(2014-2-2
12:37 )”(
http://weibo.com/1072229290/AuQg5qBwb?type=comment)

四、浅析王羲之款“振衣濯足”摩崖石刻
以上絮絮叨叨,把寻访该摩崖的经过记叙了一遍。
先前寻访时的激动渐渐平复,当回归冷静之后,不免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一下,这处王羲之款摩崖的可信程度究竟有多高?
笔者检索后发现,以下资料中对该石刻均有记载:
《中国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天门山》、《安徽游·天门山》、《安徽旅行Let's
Go·天门山》、《安徽省志·旅游志·西梁山》、《和县志(1995年版)·名胜古迹·西梁山》、《中国自然资源丛书·安徽卷》、《西梁山英魂·西梁山揽胜·摩崖石刻》、《中国碑文化·碑文化发展史略》、《中国政区大典·安徽篇·巢湖地区·西梁山镇》、《锦绣安徽·马鞍山卷·花园钢城》、《锦绣安徽·巢湖卷·美在巢湖》、《沿皖赣铁路去旅游》、《安徽名胜古迹·西梁山》、《古代石刻通论·安徽省·水文石刻》、《当涂县志(1996年版)·李白与当涂·天门山》、《中国宗教名胜·普光庵》、《管领风骚三百年·近三百年学人翰墨·吴盛藻》、《徽州文化·天门山》、《中国名胜索引·和县·西梁山》、《华夏纵横——中国旅游文化集成·西梁山》、《中国名山事典·天门山》、《中国名胜词典·安徽省·和县·西梁山》、《安徽大辞典·旅游·名胜古迹·西梁山》,等等。
罗列之后不难发现,这些所谓资料,均为现当代书籍,且多为旅游类,可做参考引用的文献少之又少,所记载内容大抵相同,传抄转载而已。
·据《光绪直隶和州志·卷四·舆地志·山川·天门山》记载:“晋王羲之磨厓书‘振衣濯足’四字、明池显京书‘天门’二字,石刻均存。”

·又据《光绪直隶和州志·卷三十六·艺文志·金石》(见下图):“振衣濯足摩崖:晋王羲之书,在天门山”。
就这么数十字,可解读内容真是不多。

2009年第6期《江淮文史》发表黄潮平撰《王羲之梁山摩崖轶闻》,文中详细描写了东晋永和三年,王羲之到天门山游览并题写“振衣濯足”石刻的故事。
此后,网络上似乎均已此文所载故事,作为认定该石刻的主要依据。
笔者查阅史料后发现,正史中并无该故事的半点记载,甚至地方志中亦十分简略,该说法不知从何而来,只能作为一则故事听听就好,万不可当真。
·据八幡关太郎撰《王羲之年谱考》(张嘉霖译),永和三年,羲之四十一岁,是年的记载如下:
“桓温克成都,以周抚为督梁州诸军事,成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黄伯思把右军的十七帖统统给益州刺史周抚。”
·据《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记载:“公元347年
丁未 永和三年
羲之四十五岁……王羲之时为护军将军。有《答殷浩书》,劝浩与温和,浩不听。《严君平帖》、《谯周有孙帖》等当书于此年。”
王羲之年谱的相关记载中,也无其书此石刻记载。
《安徽摩崖石刻精粹》一书中,也未收录西梁山摩崖石刻,这可能表明西梁山的水文石刻还不能列为摩崖石刻中的精品。
只是在书前李修松署名的《序》中提了一句:“但和县西梁山之大陀山峭崖上刻有书圣王羲之于东晋永和三年(347年)题写的‘振衣濯足’四字,并有‘羲之’署名,可予进一步考证。”
这大概说明,学界对此石刻并不认可。
以前的巢湖市以及现在的马鞍山市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均无西梁山摩崖石刻,不知当地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可曾收录。
“振衣濯足”一词,语出西晋左思《咏史诗八首·之五》: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
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最后两句正是千古名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汉语成语大词典》中的解释为:“振衣,抖动衣服,去掉灰尘;濯足,洗脚。本指在高山上抖衣,在长河里洗脚,以去除世俗污浊。后形容摒弃荣华富贵,志在高蹈隐居。”
左思和王羲之生活的年代,刚好前后相交,左思的名句到王羲之生活的时代广为流传,是正常的。
王羲之系出身名门望族,在“王与马共天下”的那个时代,现实不允许他消极避世,写字抒发一下情感是有可能的。
我们知道,被誉为“大字之祖”的《瘗鹤铭》,自宋代重新发现以来,也不乏历代名家考证其为王羲之书。
现在一般认为《瘗鹤铭》的大致年代为南朝,亦非王羲之书。
从比较的角度看,《振衣濯足》石刻的字,比《瘗鹤铭》的字要大多了,如果其年代早于或与《瘗鹤铭》年代相差无几,又有王羲之落款,则“大字之祖”的名头非《振衣濯足》莫属。
然而,自宋代重新发现《瘗鹤铭》至今,书法界、考古界从无谈及《振衣濯足》之语。
由此可见,《振衣濯足》石刻的年代不可能早于《瘗鹤铭》。
如果说这是后代摹刻的话,那么将其成石年代定在什么时期合适呢?
《振衣濯足》石刻旁,并无东晋、南朝以来的其他石刻,仅存其一篇六朝石刻,这也太幸运了吧!
再者,据说当地原有李白《天门山铭》石刻,今亦无存。
且不论该石刻是否是唐代本朝的,就说唐代的李白、明代的于谦等大家,都有写此地天门山的诗篇,但流传至今的历代文章中,却都对这里刻有王羲之的摩崖石刻只字不提,这也太奇怪了吧!
那么,该石刻的年代,不仅晚于唐,更可能晚于明代早期。
笔者找到一篇同时提及“王羲之”和“振衣濯足”的诗词,即明代杨慎在流寓安宁时所作《温泉梦作》:
“铿瑟舞雩歌点也,流觞修禊记羲之。何如碧玉温泉水,绝胜华清礜石池。
兰叶光中浮沆瀣,芙蓉香里漾涟漪。振衣濯足情堪尝,蠲掉螳川晚更移。”
杨慎于嘉靖三十八年去世,其诗作到其后的万历年间广为流传,也在情理之中。
这是巧合吗?该石刻的始作俑者,是否是看到了杨慎的这篇以后,才想到了刻上《振衣濯足》,并落上王羲之的款?
纵观西梁山摩崖石刻群现存石刻,笔者之前已述,主要内容并非文人墨客题记,而是多为记载“洪水至此”的水文资料。
这些题记,最早的年代是万历,其他石刻年代均晚于万历。
因此,笔者认为,西梁山摩崖石刻群的形成年代,始于明代万历年间,这也包括《振衣濯足》石刻,万历时期就是该石刻的年代上限。
另外,传世的王羲之字帖中,多为小字,不见大字,该石刻究竟是集王羲之字,还是伪托其款?
由于崩塌损坏,该石刻的全貌已不可知,“振”字的“扌”旁为什么会被改刻为“丰”?
落款仅存“戈之”,“戈”的上部不存,该字原来的完整面貌是否就是“羲”字,还是被后人误读?
落款部分,肯定没有空间去书刻“永和三年”等字样,《江淮文史》里的说法不可信。
该处摩崖石刻现存年代最早的拓片是什么时期的?
以上问题还需进一步考。
总之,笔者初步认为,该石刻绝非成于东晋时期,其年代上限只能定到明代万历年间,因属明清时代产物。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未随大流将该石刻称为“王羲之书《振衣濯足》摩崖石刻”,而是暂称为“王羲之款《振衣濯足》摩崖石刻”为妥。

(上图摘自现代《和县志》配图,王羲之款《振衣濯足》摩崖石刻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