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如何利用邪教夺取政权？
赵丹阳2016-03-07 09:27
一，在古代，“邪教”是朝廷对民间秘密宗教的称呼，是政治“打假”，没有令人信服的评判标准。
朱元璋在登位伊始，就采纳谋士李善长的建议，迫不及待的宣布摩尼教、白莲教为“邪教”组织，先是严加监控，而后施以铁腕。《大明律》明文规定“为首者绞，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杀伐之速之狠，既让我们看到了这位草根皇帝对“邪恶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也让我们隐约感觉到了他对民间宗教组织的几分畏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代帝王对宗教的忌惮，完全是以古为鉴，不是没有原因的。史载公元184年(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张修二人，各以宗教名义，发展会众。数年之间，便带甲百万，铁骑千群，一则独霸东方，一则统摄汉中，与大汉王朝分庭抗礼。(据《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概述张角、张修的学说时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雒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
由此可见，“宗教”实在可以作为一个政权的前身和胚胎!自古及今，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专制君王又怎么可能容忍一个潜在的、隐形的、将来有可能把自己端掉的组织存在呢?!何况朱元璋本人，即是明教(摩尼教中土支教)中薄有威名的小头目，深知宗教笼络人心之手法的厉害，出于政治目的，他必须过河拆桥，不能养虎遗患。
二．“邪教”的真正实质及其现代化评判标准
史蒂夫·哈桑 (Steve Hassan) 在2000年出版的《释放束缚：使人们能够为自己着想》(Releasing the Bonds: Empowering Peopl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一书中，分别从行为、资讯、思维和情绪四个方面对邪教作出描绘：
行为控制
居住环境，家庭，同居者，往来者受到规范
衣着打扮等受到规范
食物受到规范
睡眠受到规范
无自由消闲的空间
教义的授课及组织活动(如念经文等)占去人最大部份的时间
主要决定不能自作，必先取得批准
须要汇报思想，将自己感受与行动报告给上层成员
有责罚制度
集体思维高于个人
强硬的规条
须要依赖和服从
资讯控制
使用谎言，包括控制消息，歪曲资讯
减低教外信息的散布或不鼓励接触这些，包括对教批评的说话，和使成员过度忙碌以至无暇接触外界
形成成教内和教外对垒的局面，由教主决定谁人可知甚么
鼓励教徒互相举报，成立相互监督制度
大量并广泛使用教义和由教派传播的信息，并大肆宣传
思维控制
将教义定为真理，宣扬非黑即白的两元思维论
使用特殊语言代替常规的思想表达
压制思考，只容许“好”及“正确”的想法，否定批判、理性想法以及建设性的批评
使用冥想，咏唱咒语和祷告
不能批评教主或教义
不容纳别的信仰
情绪控制
使人的感受受到控制
相信所有问题都是自己的错而高层成员是不会错的
过度夸大罪恶感
过度夸大恐惧，包括怕自我拿主意，怕外界，怕敌人，怕失去救赎，怕离开教派，怕遭否定
使用过大的情绪波动来控制人
公开悔罪
出现非理性的恐惧，比如害怕领导人，害怕离开，不会反驳领导，如离开即对前途无信心
教外没有快乐可言，故不能离去
离开即有祸
对离去者杯葛
离去即属堕落
“明教”有这些特征吗?我们可以来看看《明教教义》：“修行乃四法，启智，体情，炼体，徒行。缺一不足名，缺二无以立，缺三终浑噩，无四亦无始。启智通日，以理为事，以常为道。习以日月伦常，天道循环。晓以万物之规，世间之律。以数入道，以理推之。寻未知之事，探不明之理，终以创世;体情通月，以心处世，以情动人。会三情通六窍，体疾苦凉黑白，不以贫贱叹不平，不以困苦而自弃。守明月，待圆缺，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是我国古代先贤圣达所追求的至高境界，邪在哪里?!朱元璋身在教中，早已知道明教以自我修行为主，拜祭上苍为辅，意在为教众建立积极的信仰。并欲以此为基，建立明历之后的新秩序。
反倒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政权，颇有“邪教”的特征，自太祖、成祖之后，大都昏庸无道，荒淫好色，不理政事。更兼设东西二厂，纵容宦官秉政，对朝野之间进行无孔不入的行为控制、情绪控制。时值明末，更有东林党糟改儒学，垄断传统文化的解释权，推崇“两末之议”，对士族阶级、莘莘学子进行思维控制、资讯控制。
(党人经常把儒学中有利于平民百姓自我维权的内容进行篡改，而把其中利于巩固统治的加以保留，以此给百姓洗脑。孔子基于他所生活的封建的制度现实，提出过一个基本原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事实上，孔子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个足以令后世俗儒震骇的潜台词：“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不以忠”。孟子则十分清楚地说了出来。首先，《孟子·万章下》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意思是如果上级领导有了大的过错，就先劝谏。反复劝谏还是不听，就杀了他。
经党人一改，就变成了这般模样：“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意思是如果君主一直不纳忠言，臣子只好辞职不干)
就连《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三．“邪教”滋生的土壤是什么？如何防止“邪教”扇惑人心？
汉代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北朝出现的弥勒教(后来发展为白莲教)，唐代传入的摩尼教(又称明教)，先后被官府称为“妖道”或者“妖术”。明教被称为邪教(又称魔教)之后，民间秘密宗教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邪教。
正如环球网作家月映长河所述：“说到底，历代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只认可有利于控制平民的宗教，比如麻痹苦难群众反抗意志的精神麻醉剂——佛教。
官府最认同的是数千年正统——儒教(儒家思想)，其他与之背道而驰的民间秘密宗教，均称之为邪教。”
清政府视儒家理学为正教，将拜上帝教视为与白莲教类同的邪教，一点也不奇怪。作为反政府的理论武器，拜上帝教被视为异类，受到打压、诬蔑和封杀，自在情理之中。
邪教一词，其实并不是中华特产。国外也有类似称呼，为之兴起的血雨腥风，也是史不绝书。天主教统治天下之时，对于异己学说，特别设立宗教裁判所，进行严打严惩。伽利略被关起来吃牢饭，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都是生动而血腥的案例。
那么，老百姓为什么还会信教?除了他们的无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心中的苦难。
因为社会不公导致广大下层民众常常在温饱线或者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他们脆弱的心灵已经承受不了任何灾难。宗教，是苦难者的叹息。缺乏安全感的人们，正是宗教预言的猎杀目标。
所以，归根到底，宗教恐吓的威力，往往与社会的黑暗成正比。君不见，民间秘密宗教流行之时，往往是一个朝代最腐败、最不可救药的垂死前夜?
只有加强地区善治，使国家回归到“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的轨道上，平复宗教之患，才有可能!
丹阳寄语：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往往用宗教开路。其目的在于为大众灌输一种异于常人的价值观，以便其更好的为“义军”首领服务。说穿了就是为了夺取江山而向百姓洗脑。但这在“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中国，也是无可厚非。对于并不注重程序正义，只看重结果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一个有志于统御天下的组织在建立政权之前是否被前代蔑为“邪教”，殊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在建立政权以后，将自己的“教义”加以改良，使之真正成为利国利民的范本蓝图。朱元璋以宗教为名暗蓄实力，在元顺帝时便被当局指为“邪教徒”。后除陈灭张，登位九五，传承数代，及至天启年间，其领导班子仍视黄宗羲“必使天下才具皆出于学校”的变革理论如同大敌，坐失发展与转型的良机，终使自身没能褪掉“邪教”的外衣。
来自学术杂志《商》2014年 第11期
作者 赵丹阳 九零后 半知名作家 QQ：794487361 微信号：wuleihuaji
朱元璋在登位伊始，就采纳谋士李善长的建议，迫不及待的宣布摩尼教、白莲教为“邪教”组织，先是严加监控，而后施以铁腕。《大明律》明文规定“为首者绞，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杀伐之速之狠，既让我们看到了这位草根皇帝对“邪恶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也让我们隐约感觉到了他对民间宗教组织的几分畏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代帝王对宗教的忌惮，完全是以古为鉴，不是没有原因的。史载公元184年(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张修二人，各以宗教名义，发展会众。数年之间，便带甲百万，铁骑千群，一则独霸东方，一则统摄汉中，与大汉王朝分庭抗礼。(据《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概述张角、张修的学说时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雒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
由此可见，“宗教”实在可以作为一个政权的前身和胚胎!自古及今，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专制君王又怎么可能容忍一个潜在的、隐形的、将来有可能把自己端掉的组织存在呢?!何况朱元璋本人，即是明教(摩尼教中土支教)中薄有威名的小头目，深知宗教笼络人心之手法的厉害，出于政治目的，他必须过河拆桥，不能养虎遗患。
二．“邪教”的真正实质及其现代化评判标准
史蒂夫·哈桑 (Steve Hassan) 在2000年出版的《释放束缚：使人们能够为自己着想》(Releasing the Bonds: Empowering Peopl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一书中，分别从行为、资讯、思维和情绪四个方面对邪教作出描绘：
行为控制
居住环境，家庭，同居者，往来者受到规范
衣着打扮等受到规范
食物受到规范
睡眠受到规范
无自由消闲的空间
教义的授课及组织活动(如念经文等)占去人最大部份的时间
主要决定不能自作，必先取得批准
须要汇报思想，将自己感受与行动报告给上层成员
有责罚制度
集体思维高于个人
强硬的规条
须要依赖和服从
资讯控制
使用谎言，包括控制消息，歪曲资讯
减低教外信息的散布或不鼓励接触这些，包括对教批评的说话，和使成员过度忙碌以至无暇接触外界
形成成教内和教外对垒的局面，由教主决定谁人可知甚么
鼓励教徒互相举报，成立相互监督制度
大量并广泛使用教义和由教派传播的信息，并大肆宣传
思维控制
将教义定为真理，宣扬非黑即白的两元思维论
使用特殊语言代替常规的思想表达
压制思考，只容许“好”及“正确”的想法，否定批判、理性想法以及建设性的批评
使用冥想，咏唱咒语和祷告
不能批评教主或教义
不容纳别的信仰
情绪控制
使人的感受受到控制
相信所有问题都是自己的错而高层成员是不会错的
过度夸大罪恶感
过度夸大恐惧，包括怕自我拿主意，怕外界，怕敌人，怕失去救赎，怕离开教派，怕遭否定
使用过大的情绪波动来控制人
公开悔罪
出现非理性的恐惧，比如害怕领导人，害怕离开，不会反驳领导，如离开即对前途无信心
教外没有快乐可言，故不能离去
离开即有祸
对离去者杯葛
离去即属堕落
“明教”有这些特征吗?我们可以来看看《明教教义》：“修行乃四法，启智，体情，炼体，徒行。缺一不足名，缺二无以立，缺三终浑噩，无四亦无始。启智通日，以理为事，以常为道。习以日月伦常，天道循环。晓以万物之规，世间之律。以数入道，以理推之。寻未知之事，探不明之理，终以创世;体情通月，以心处世，以情动人。会三情通六窍，体疾苦凉黑白，不以贫贱叹不平，不以困苦而自弃。守明月，待圆缺，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是我国古代先贤圣达所追求的至高境界，邪在哪里?!朱元璋身在教中，早已知道明教以自我修行为主，拜祭上苍为辅，意在为教众建立积极的信仰。并欲以此为基，建立明历之后的新秩序。
反倒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政权，颇有“邪教”的特征，自太祖、成祖之后，大都昏庸无道，荒淫好色，不理政事。更兼设东西二厂，纵容宦官秉政，对朝野之间进行无孔不入的行为控制、情绪控制。时值明末，更有东林党糟改儒学，垄断传统文化的解释权，推崇“两末之议”，对士族阶级、莘莘学子进行思维控制、资讯控制。
(党人经常把儒学中有利于平民百姓自我维权的内容进行篡改，而把其中利于巩固统治的加以保留，以此给百姓洗脑。孔子基于他所生活的封建的制度现实，提出过一个基本原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事实上，孔子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个足以令后世俗儒震骇的潜台词：“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不以忠”。孟子则十分清楚地说了出来。首先，《孟子·万章下》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意思是如果上级领导有了大的过错，就先劝谏。反复劝谏还是不听，就杀了他。
经党人一改，就变成了这般模样：“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意思是如果君主一直不纳忠言，臣子只好辞职不干)
就连《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三．“邪教”滋生的土壤是什么？如何防止“邪教”扇惑人心？
汉代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北朝出现的弥勒教(后来发展为白莲教)，唐代传入的摩尼教(又称明教)，先后被官府称为“妖道”或者“妖术”。明教被称为邪教(又称魔教)之后，民间秘密宗教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邪教。
正如环球网作家月映长河所述：“说到底，历代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只认可有利于控制平民的宗教，比如麻痹苦难群众反抗意志的精神麻醉剂——佛教。
官府最认同的是数千年正统——儒教(儒家思想)，其他与之背道而驰的民间秘密宗教，均称之为邪教。”
清政府视儒家理学为正教，将拜上帝教视为与白莲教类同的邪教，一点也不奇怪。作为反政府的理论武器，拜上帝教被视为异类，受到打压、诬蔑和封杀，自在情理之中。
邪教一词，其实并不是中华特产。国外也有类似称呼，为之兴起的血雨腥风，也是史不绝书。天主教统治天下之时，对于异己学说，特别设立宗教裁判所，进行严打严惩。伽利略被关起来吃牢饭，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都是生动而血腥的案例。
那么，老百姓为什么还会信教?除了他们的无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心中的苦难。
因为社会不公导致广大下层民众常常在温饱线或者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他们脆弱的心灵已经承受不了任何灾难。宗教，是苦难者的叹息。缺乏安全感的人们，正是宗教预言的猎杀目标。
所以，归根到底，宗教恐吓的威力，往往与社会的黑暗成正比。君不见，民间秘密宗教流行之时，往往是一个朝代最腐败、最不可救药的垂死前夜?
只有加强地区善治，使国家回归到“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的轨道上，平复宗教之患，才有可能!
丹阳寄语：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往往用宗教开路。其目的在于为大众灌输一种异于常人的价值观，以便其更好的为“义军”首领服务。说穿了就是为了夺取江山而向百姓洗脑。但这在“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中国，也是无可厚非。对于并不注重程序正义，只看重结果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一个有志于统御天下的组织在建立政权之前是否被前代蔑为“邪教”，殊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在建立政权以后，将自己的“教义”加以改良，使之真正成为利国利民的范本蓝图。朱元璋以宗教为名暗蓄实力，在元顺帝时便被当局指为“邪教徒”。后除陈灭张，登位九五，传承数代，及至天启年间，其领导班子仍视黄宗羲“必使天下才具皆出于学校”的变革理论如同大敌，坐失发展与转型的良机，终使自身没能褪掉“邪教”的外衣。
来自学术杂志《商》2014年 第11期
作者 赵丹阳 九零后 半知名作家 QQ：794487361 微信号：wuleihua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