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受到褒奖的“贰臣”
大家-腾讯新闻2017-02-12 15:04
降辽
亲爱的女儿，你应该听说过北宋“杨家将”的故事。我们知道，“杨家将”故事里，有一位杨四郞，是杨令公第四子。在宋辽“金沙滩之战”中，杨门八子战死的战死，失踪的失踪，只有杨六郞一人全身而归，杨四郞则被辽人俘获。萧太后见他长得一表人材，又有一身好武艺，爱才心切，便将琼娥公主（又有铁镜公主、桃花公主、明姬公主等说法）许配给他，招为驸马。十五年后，杨四郞过关探母，助宋破辽，与家团圆。这个故事，被京剧及众多地方戏编为《四郎探母》。
“杨家将”传奇其实是后世底层文人虚构出来的故事，始见元代杂剧与明代评书小说。传为南宋人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也收录有“杨家将”的传说，但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烬余录》是清朝人托名的伪书，不足为信。按《宋史》的记载，杨业的七个儿子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环、杨延贵、杨延彬、杨延玉，除了小儿子杨延玉随父战死沙场之外，其余六子皆得善终，既未战死，亦未被俘。
不过，杨四郎有历史原型，这个历史原型便是景德元年为促成宋辽“澶渊之盟”作出很大贡献的王继忠。
王继忠为宋真宗藩邸旧人，自幼与赵恒相识，“事真宗储邸历年最久，群萃中为之冠首，众皆惮其严整。宫中事，有所未便，常尽规谏，上每为之敛容听纳，特加礼遇”。相传宋真宗为开封府尹时，曾经“呼通衢中铁盘市卜一瞽者”，给他的几名亲信摸骨算命，当算到王继忠的命理时，“瞽者骇之曰：‘此人可讶。半生食官禄，半生食胡禄。’真宗笑而遣去”。对算命先生的话，真宗一笑置之，并不相信。
谁知算命先生一言成谶。真宗即位后，王继忠迅速得到升迁，“累迁至殿前都虞候，领云州观察使，出为深州副都部署；改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都转运使；迁高阳关副都部署，俄徙定州”。咸平六年（1003）四月，辽军进犯宋境，围攻王继忠驻防的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路驻泊兵马行营都部署王超命王继忠率一千五百名步兵侦察敌情，结果被辽军发觉，围困在定州望都，而王超却拒绝支援，致使王继忠部全军覆灭，王继忠本人被俘。
随后，王超向朝廷报告了军情：“契丹南寇，发步兵千五百赴定州望都县南，遇贼逆战，杀戮其众。贼并攻南偏，出阵后，焚绝粮道。人马渴乏，将士被重创，贼围不解，众寡非敌。二十诘旦，副总管王继忠陷没，臣等即引兵还州。”
当时宋真宗与朝中大臣，都以为王继忠已经阵亡。真宗非常伤心，下诏追封王继忠为大同军节度使，又恩荫王继忠四个儿子王怀节、王怀敏、王怀德、王怀正为官。
次年，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大举兴兵南侵，宋真宗决定御驾北上亲征。正当这个时候，真宗收到一封从辽营中辗转送来的密信，写信人正是王继忠。王继忠在信上说：“臣先奉诏充定州路副都部署，望都之战，自辰达酉，营帐未备，资粮未至，军不解甲、马不刍秣二日矣。加以士卒乏饮，冒刃争汲，翌日，臣整众而前，邀其偏将，虽胜负且半，而策援不至，为北朝所擒。非唯王超等轻敌寡谋，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宫庭，尝荷边寄，被以殊宠，列于诸臣。”简略说明了一年前他战败被俘的经过。
宋真宗这才知道原来王继忠并未战死，而是被辽人所俘虏。
王继忠被俘后，萧太后得知他是宋真宗藩邸旧人，没有杀他，而招为己用，授予户部使的官职，又“以康默记族女女之”，将一名契丹贵族女子许配给他为妻；“继忠亦自激昂，事必尽力”，表示将尽心效忠辽国。
——王继忠这个经历，跟杂剧、小说中的杨四郞非常相似。想来杨四郞的故事便是根据王继忠降辽的史实演绎出来的。
通信
这次王继忠给宋真宗写信，是为了说服真宗跟辽国和谈。原来，王继忠降辽后，颇受信任，“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时敌人颇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然亦纳继忠说，于是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信箭，以继忠书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宋将石普与王继忠为旧交，都是真宗藩邸旧人。接到继忠密信，石普立即急递京师。
宋辽两国由于存在历史宿怨与领土纷争，一直互有征战，但在战争中谁都讨不到好处，反而需要为此承受沉重的成本，包括巨额财政的投入、战士的牺牲、边境人民的流离失所。到了宋真宗、辽圣宗那一代，应该说，双方都有了厌战之心，都希望与对方订立永久的和平。因此，尽管辽圣宗此番大举兴兵南下，但同时又接受了王继忠的提议，通过私人管道向宋朝表达了和谈之意。
宋朝这边，真宗皇帝尽管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决定御驾亲征，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更加渴望和平。真宗毕竟不比身经百战的太祖、太宗，战争对于他来说，既是陌生的，也是可怕的。只不过，双方虽有求和之心，却由于两国既未建立正式的沟通机制，也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和平谈判便无从开始。这个时候，归顺辽国的真宗藩邸旧人王继忠，由于其身份的特别，既是宋真宗的亲信，又得到辽主的信任，便成了最合适的连接宋辽高层通信的中介。
在接到王继忠的密信之后，宋真宗虽然没有如王继忠所请，马上派遣使者赴辽营议和，但还是马上复信，交待王继忠：可向辽主转达宋朝亦有“偃革”之意，欢迎共议和谈之事宜，若辽方“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这里的“边臣”，指与王继忠私交不错的莫州将领石普。
于是，在景德元年宋辽大战的过程中，两国一边在前线厮杀，一边又通过王继忠—石普这一私人管道，保持着最高层的间接通信。通信是秘密进行的，知情的人，除了辽圣宗、萧太后、宋真宗及其执政团队、王继忠、石普之外，恐怕许多前线将领都不知道宋辽高层建造了一条秘密通信的管道。
王继忠身在辽营，但给予宋真宗的密信都使用“密奏”的格式，在文字形式上一直以“真宗臣下”的身份说话。今天有些论者据此认为，王继忠很可能就是宋朝留在辽国的间谍。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王继忠给宋真宗写信，是出于辽主的授意，没有辽主首肯，王继忠不可能在战场上私通“敌国”；他的每一封密信，也应该经辽主过目，由其批准之后才送给了石普、转达给宋真宗。
在宋朝正式遣使抵达辽营谈判之前，宋辽双方有意停战议和的愿望，以及怎么和谈的细节，都是靠王继忠—石普这个私人管道来沟通。可以说，如果没有王继忠从中牵针引线，未必就有后来的“澶渊之盟”；即使“澶渊之盟”最后可能会签订，但进展肯定也不会那么顺利。因此，史书评价说，“契丹请和，……朝廷从之，自是南北戢兵，继忠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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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传奇其实是后世底层文人虚构出来的故事，始见元代杂剧与明代评书小说。传为南宋人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也收录有“杨家将”的传说，但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烬余录》是清朝人托名的伪书，不足为信。按《宋史》的记载，杨业的七个儿子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环、杨延贵、杨延彬、杨延玉，除了小儿子杨延玉随父战死沙场之外，其余六子皆得善终，既未战死，亦未被俘。
不过，杨四郎有历史原型，这个历史原型便是景德元年为促成宋辽“澶渊之盟”作出很大贡献的王继忠。
王继忠为宋真宗藩邸旧人，自幼与赵恒相识，“事真宗储邸历年最久，群萃中为之冠首，众皆惮其严整。宫中事，有所未便，常尽规谏，上每为之敛容听纳，特加礼遇”。相传宋真宗为开封府尹时，曾经“呼通衢中铁盘市卜一瞽者”，给他的几名亲信摸骨算命，当算到王继忠的命理时，“瞽者骇之曰：‘此人可讶。半生食官禄，半生食胡禄。’真宗笑而遣去”。对算命先生的话，真宗一笑置之，并不相信。
谁知算命先生一言成谶。真宗即位后，王继忠迅速得到升迁，“累迁至殿前都虞候，领云州观察使，出为深州副都部署；改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都转运使；迁高阳关副都部署，俄徙定州”。咸平六年（1003）四月，辽军进犯宋境，围攻王继忠驻防的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路驻泊兵马行营都部署王超命王继忠率一千五百名步兵侦察敌情，结果被辽军发觉，围困在定州望都，而王超却拒绝支援，致使王继忠部全军覆灭，王继忠本人被俘。
随后，王超向朝廷报告了军情：“契丹南寇，发步兵千五百赴定州望都县南，遇贼逆战，杀戮其众。贼并攻南偏，出阵后，焚绝粮道。人马渴乏，将士被重创，贼围不解，众寡非敌。二十诘旦，副总管王继忠陷没，臣等即引兵还州。”
当时宋真宗与朝中大臣，都以为王继忠已经阵亡。真宗非常伤心，下诏追封王继忠为大同军节度使，又恩荫王继忠四个儿子王怀节、王怀敏、王怀德、王怀正为官。
次年，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大举兴兵南侵，宋真宗决定御驾北上亲征。正当这个时候，真宗收到一封从辽营中辗转送来的密信，写信人正是王继忠。王继忠在信上说：“臣先奉诏充定州路副都部署，望都之战，自辰达酉，营帐未备，资粮未至，军不解甲、马不刍秣二日矣。加以士卒乏饮，冒刃争汲，翌日，臣整众而前，邀其偏将，虽胜负且半，而策援不至，为北朝所擒。非唯王超等轻敌寡谋，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宫庭，尝荷边寄，被以殊宠，列于诸臣。”简略说明了一年前他战败被俘的经过。
宋真宗这才知道原来王继忠并未战死，而是被辽人所俘虏。
王继忠被俘后，萧太后得知他是宋真宗藩邸旧人，没有杀他，而招为己用，授予户部使的官职，又“以康默记族女女之”，将一名契丹贵族女子许配给他为妻；“继忠亦自激昂，事必尽力”，表示将尽心效忠辽国。
——王继忠这个经历，跟杂剧、小说中的杨四郞非常相似。想来杨四郞的故事便是根据王继忠降辽的史实演绎出来的。
通信
这次王继忠给宋真宗写信，是为了说服真宗跟辽国和谈。原来，王继忠降辽后，颇受信任，“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时敌人颇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然亦纳继忠说，于是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信箭，以继忠书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宋将石普与王继忠为旧交，都是真宗藩邸旧人。接到继忠密信，石普立即急递京师。
宋辽两国由于存在历史宿怨与领土纷争，一直互有征战，但在战争中谁都讨不到好处，反而需要为此承受沉重的成本，包括巨额财政的投入、战士的牺牲、边境人民的流离失所。到了宋真宗、辽圣宗那一代，应该说，双方都有了厌战之心，都希望与对方订立永久的和平。因此，尽管辽圣宗此番大举兴兵南下，但同时又接受了王继忠的提议，通过私人管道向宋朝表达了和谈之意。
宋朝这边，真宗皇帝尽管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决定御驾亲征，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更加渴望和平。真宗毕竟不比身经百战的太祖、太宗，战争对于他来说，既是陌生的，也是可怕的。只不过，双方虽有求和之心，却由于两国既未建立正式的沟通机制，也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和平谈判便无从开始。这个时候，归顺辽国的真宗藩邸旧人王继忠，由于其身份的特别，既是宋真宗的亲信，又得到辽主的信任，便成了最合适的连接宋辽高层通信的中介。
在接到王继忠的密信之后，宋真宗虽然没有如王继忠所请，马上派遣使者赴辽营议和，但还是马上复信，交待王继忠：可向辽主转达宋朝亦有“偃革”之意，欢迎共议和谈之事宜，若辽方“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这里的“边臣”，指与王继忠私交不错的莫州将领石普。
于是，在景德元年宋辽大战的过程中，两国一边在前线厮杀，一边又通过王继忠—石普这一私人管道，保持着最高层的间接通信。通信是秘密进行的，知情的人，除了辽圣宗、萧太后、宋真宗及其执政团队、王继忠、石普之外，恐怕许多前线将领都不知道宋辽高层建造了一条秘密通信的管道。
王继忠身在辽营，但给予宋真宗的密信都使用“密奏”的格式，在文字形式上一直以“真宗臣下”的身份说话。今天有些论者据此认为，王继忠很可能就是宋朝留在辽国的间谍。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王继忠给宋真宗写信，是出于辽主的授意，没有辽主首肯，王继忠不可能在战场上私通“敌国”；他的每一封密信，也应该经辽主过目，由其批准之后才送给了石普、转达给宋真宗。
在宋朝正式遣使抵达辽营谈判之前，宋辽双方有意停战议和的愿望，以及怎么和谈的细节，都是靠王继忠—石普这个私人管道来沟通。可以说，如果没有王继忠从中牵针引线，未必就有后来的“澶渊之盟”；即使“澶渊之盟”最后可能会签订，但进展肯定也不会那么顺利。因此，史书评价说，“契丹请和，……朝廷从之，自是南北戢兵，继忠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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