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能和大家探讨这个话题，我这帖子抛砖引玉的目的已经初露端倪。
先答熔匠：
美国迈阿密大学一个海洋地质研究小组，对墨西哥湾的海底钻探泥芯进行研究后，发现
1.16万年前的墨西哥湾海水含盐量一度下降了10%，表明在短时间内，有大量淡水注入海洋中。研究小组将此现象与同时期的北美冰盖崩塌的痕迹相比较，认为当时覆盖大部分北美大陆的冰盖崩塌融化汇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淡水量非常巨大，引起海洋水平面短时间内20米左右的上升。海啸的高度也不外如此吧。
至于舆地问题，远古人群迁徙无常，即使到了商周，盘庚五迁，周自邰迁豳、迁漆沮、迁梁山、迁岐。有文字教化的时代，地名不随人群迁徙而变动。但在远古不立文字，结绳记数之时，部族地望又往往与部族人群紧密联结，以口头诵述，就不可避免会地名跟着部族迁徙而迁徙。更何况，远古时代的部族繁衍到后代，也不可能万世一系，必然有分流错合的复杂现象出现。
因此，地名方位，从远古流传至今，更多的是记忆中的概念，大体可用，细节则难辨。那么，无论昆仑、羽山地望，实在难以确认，本文中只是猜测一说，若与三海平原假说能互为引证，不妨备为一说。
至于茅城、黎国，就有可能仅是三苗、九黎败亡之后，留在中原的分支。地名跟着分流的各支转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即使是西晋灭亡之后，豪族南迁，也出现了不少如南徐州、南雍州这样的地名。
禹掘地疏导之说，马新书中也有论及：“禹之时，十有九潦，而水弗为加益”“表明海水的大规模上涨已经基本停止，河水的泛滥也略有减轻。先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遍地的积水与沼泽。积水与沼泽在高温作用下腥臭污秽，农业生产无法展开。”“面对这种情况，大禹治水主要采取了疏的方法。”
答游糊，
用“中国人”纯粹是噱头，故意引人注意。不够严谨，我该自责。
答摸象瞽，
发帖前，请版内一位朋友淮一看过，他只说了句“小心层累的陷阱”。摸象瞽果然高人，一眼识穿。不过，我还是要讨教一番。
夏代的存在与否，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夏代的时间跨度也一直争议很大。虽然，二里头文化被推测为夏代，但有一点须注意到，二里头三、四期呈现出明显的早商特征。换言之，就是二里头一、二极有可能是晚夏。史书里讲夏代世系，从禹三传到仲康失国，相子少康复国，九传到桀，被商汤革命了，共十三传。
夏代究竟持续多久，本无定论，传说中的世系不足以全信，往往是后世的记忆使然，也是层累的产物。不妨做个假设，尧舜禹时代就是仰韶时期，有穷氏的羿入主时代就是龙山时代。二里头一、二期是少康复国之后的时代。从文化类型的演变来看，似乎也有可自圆之处。龙山文化向西发展，逐渐与仰韶各分支融合，形成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可与仲康失国，东夷的羿入主中原，以上层的龙山文化奴役下层的仰韶文化，进一步融合的现象相对应。二里头一、二期和河南龙山文化的继承关系，可与少康复国但继承了羿、寒浞的统治相对应。
这个时间跨度本来很长，但考虑到层累之后的错乱，是不是有可能将漫长的时光里发生的变迁，概念化地移栽到看上去过于明确，以至于不可全信的十四代世系上呢。毕竟是在没有文字的年代里流传下来的，错谬可能是正向的，也不能排除是反向的。
从历史气候学上看，全球气温的变化，并不是大理冰期到现代，只是从冷变热这一个周期的线性变化，实际上，即使是在大理冰期十万年的过程中，气温也不是保持静止稳定的，也存在较大幅度的多周期变化，而且变化曲线呈现非线性，无规律。现今全球暖化效应，很多人归罪于人类，但不可不考虑到地球气候的影响。因此，8千年前到3千年前的高温天气，只能更说明冰期结束后的气温回升态势。之后的气温回落，也只是地球气候非线性周期变化的一个细部而已，不能因此否定冰期结束时的海平面上涨。
至于西南民族的源头，可以看成江淮一带，不过江淮一带距离三海平原的距离嘛，实在是太近。我在文中也提到，东海平原南部自长江口以南，是栎树、松树为主的针阔叶混合林，而黄海北部则以荒漠地貌为主，相比之下，长江口以南的东海平原南部，更适合中石器时代的先民生存。两相对照，并无不妥。
大汶口遗址中的凿齿现象，可视为北向的分支。《山海经．海外南经》：“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如果按照上面的假设，羿为龙山文化早期，相对应于大汶口文化的发展脉络，5千年前，大汶口文化向西挤压仰韶文化的态势明显，在河南西部形成尉迟寺类型（河南龙山文化的早期形态），也有凿齿的头骨出土。我们是不是可以假定与羿同时代的凿齿人的一部分被羿所代表的大汶口人所吸收，跟随大汶口人威胁仲康所代表的仰韶人呢。至于江淮一带的凿齿文化，则有可能是凿齿人的另一部分，也就是现代西南少数民族的先民呢。凿齿文化的痕迹，从山东下江淮，到西南的，形成时间上和地理上的带状分布，也是合乎情理的。
另外，良渚文化在山东龙山文化之前，其下限在4千年前，其部分因素在大汶口中晚期有共存现象。但到了山东龙山时代，良渚文化的痕迹就基本消失。目前黄河、长江一带比较清楚的新石器中晚期考古文化序列是以下几种：中原地区自仰韶以降，先后有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相继承，再经过二里头与商周文化衔接；黄河下游是青莲岗文化至大汶口文化，再发展成为山东龙山文化，然后是岳石文化；长江中游是大溪文化至屈家岭文化再至湖北龙山文化（又称青龙泉三期文化），下游的序列是马家浜文化（浙江还有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将夏的时期从仰韶文化拉到二里头，确实够长也够大胆。
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也有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又称客省庄二期）之别，近年的山西陶寺发掘很热火，有人主张把它从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类型独立出来，主流意见是与尧都挂钩。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则是近年发展的观点，过去把五帝都放在龙山时代。这样的配对至少在考虑到不同考古文化类型上是相对合理的，如果用一个夏统括不同类型和时序的考古文化，问题会很多，仅用仲康失国来说明过于轻率。以陶器而言，从仰韶文化的磨光红陶和彩陶一变而为庙底沟二期、河南龙山文化的灰陶，这一革命显得过于彻底，不象是复国，更象是朝代更替。而且山东龙山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大致同期并略晚，不能说是代表东夷后羿的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夺夏政，与仰韶分支融合，形成河南龙山文化。
7000年前起，从山东到浙江的文化序列连贯不辍，而且良渚与河南龙山已发展到新的高峰，并长期影响中原的文化类型。而7000年至6500年前也正是全新世时期的最大海侵事件发生年代，上海东部成为水深20米的浅海，但地势较高的常州、无锡、昆山、嘉兴、海宁等地未受影响，并发展了马家滨文化。以后海平面的多次波动，对崧泽、良渚的盛衰造成很大影响，许多遗址不存在发展的连续性。而苏北的青莲岗文化则出现于距今7000年的海侵之后，至二次海侵达到最高潮后消失，为大汶口文化侵入，大约距今4700年后为又一次海侵袭击，以后进入龙山文化期。可见海侵对苏北古人的残酷打击。而青莲岗文化在苏北消失后，在宁镇地区、安徽中部却出现了几个血亲后裔如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类型等，在淮北则深刻影响当地的大汶口文化，属于姻亲后裔。西南民族的洪水记忆可能就有这时期的海侵影响。海水与降水造成的天灾虽然反复折磨生活于苏浙的古人，但却不能阻止他们不断创造文化奇迹。
文化灿烂的苏、浙在距今7000年前却似乎一片空白，新石器早期人类遗址几乎没有，这说明青莲岗、马家滨文化的开创者都来自东海吗？浙江与马家滨同期的是河姆渡文化，而在河姆渡之前的是长期被忽略的跨湖桥文化，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比河姆渡还先进的文化，时代却早了一千年，在7000年前的海侵后消失，二者没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这如何解释？旧石器晚期，山东、江苏的遗存比新石器早期丰富得多，有多处晚期智人遗骨，苏北还有两处典型的细石器遗址。相对而言，早期新石器却出现了几千年文化空白，要么是遗存尚未出土，这从新中国考古发展的历史来看是有可能的。要么就应该关注文化中心的变迁，三海平原是一个可能的假设。但在地质史上，三海平原大部分应在9000年以前，那时的海平面已比最低时的－150米上升了120米，古人不可能在海底发展文化，他们如果西迁只能在万年前冰期结束之时。如此，华南到是一个更可能的现实。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从总体上看，黄河中、上游包括内蒙南部、辽宁西南部属于另一系列。仰韶往上的早新石器文化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再上溯还有大名鼎鼎的山顶洞以及山西、河南、陕西的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黄河中上游的这些文化与北方草原交往密切，彩陶东来、粟作西去可以明证。黄淮下游、长江中下游与华南的文化面貌更相近，交流史源远流长，长江流域就是他们的交通孔道。中国最早的稻谷、陶器都可以在华南（湘赣）找到。旧石器时代遗存在云贵高原远比江淮密集。上述跨湖桥文化就有与湘赣相联系的痕迹。
三海平原与日本的联系到是更重要，远古人类一般都是向着未知的远方迁徙，而很少向来路返回的。一般认为日本有人类活动是在三万年前，这正处于大理冰期后期，气温一度回升导致沧西海侵之后。大约1万2千年前，日本列岛进入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绳文文化时代，这一进展与世界其他地方大致同步，孤岛文化怎么能进化这么迅速，有可能与刚刚消失的大陆桥有关，这时的日本人称阿伊努人，与现代日本人不同。中国绳纹陶器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地点在江西，当地陶器发展始于15000年前，并经历了植物茎叶纹、素面无纹、绳纹三个阶段。这样看来东海、黄海一带仍象是文化中介。绳文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0年左右，吴、越国的失败，导致大批吴越人东渡日本，开创了横扫日本的弥生文化，又称古坟时代（吴越人是中国最早采用坟葬的人，在江南称土墩墓），日本一下子跃进到稻作发达和使用金属器的时期，弥生人正是现代日本人的祖先。日本的远古文化表明，大陆桥的关闭不大可能在七八千年前，而是更早。台湾也在30000年前有了人类活动，在17000年前至7000年前又有旧石器晚期的长滨文化，面貌与华南基本一致，延续时代相对滞后，如果文化中心在东海平原，这就是一个疑问。以后台湾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由于古人渡海能力的发展，所以台湾文化虽然相对落后但仍能追踪大陆的步伐。
当然靠近现在大陆海岸的西部古人仍有可能在大海的进逼下后撤，海平面上涨150米固然是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古人也不会一步到位，但文化挤压的连锁反应必然会有，这在八九千年前的考古文化中尚未有证据。而且冰后期海面的回升在最初一千年是最快的，每年上涨4公分，越往后越慢，从9000年前至海平面最高的6000年前是每年1公分，总的平均速率则不过每年两公分。如果说有突然的水灾那也是在初期更加可能，如北美冰帽的崩裂。
三海平原的文化面貌有待于未来的海洋考古，目前只能是猜测，其最大的文化价值可能还是属于传播性质，而不是新文化的孕育。从山东到浙江新石器文化的辉煌，正是有赖于长期稳定的陆地环境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大难之下顶多是海侵而非完全淹没，为文化的延续带来保障。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大范围的降水频繁，灾害频仍，造成部族的穿梭迁徙和剧烈争战，黄河、长江各先进文化因此广泛交流，面貌有渐趋一致的倾向，幅度之大为过去所未有，预示了新纪元的来临，“天下”概念的基础大约在此时初步形成，为日后的统一埋了伏笔。许多文化因素的突变与古代传说相耦合，从五帝到夏启的纷纷扰扰也更象是这一时期的写照。
大陆中石器时代和早新石器时代的缺环也存在众多的可能性，考古的偶然性和研究的滞后性因素都不能排除。例如，西方的中石器概念也是在自提出起的60年以后才被普遍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北方的细石器也曾长期被归类为新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属于渔猎经济，人类能力又较前大增，冰期气候的变化，都导致古人频繁迁徙，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较薄，难以发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