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读顾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一书
2018-08-20 17:55阅读：
文/凝尘
【内容摘要】在文学与绘画中注重对大自然的描绘，不只限于欧洲，中国亦然。本书作者则力图从宏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展开对中国文学的自然观的描绘，当然也不乏细部特写。在书中，作者一反日本汉学家在论述中国文学自然观时出现的弊端，对所引例证加以细致分析，有些分析可谓是相当精彩和独到，比如对张继《枫桥夜泊》一诗的分析等等。作者并未脱离社会的发展孤立地探讨自然观的发展，而是将中国文学自然观的三个发展阶段（周与汉、六朝和唐）有机地串联起来加以理解和考察，从而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六朝的自然观到唐代才告完成，唐代是其发展的终点。”
【关键词】 顾彬
中国文人 自然观
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这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写得比较早，大概是1976年至1980年间完成的。自此后的岁月，作者还对本书作了一番修改，不过那是1984年春天的事了。在本书小序中，顾彬认为这本书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当然，这之后他在国际汉学界也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
/文章，如《中国诗歌史》、《现代中国小说(1949—1979)》、《中国现代文学汉文艺批评文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的妇女与文学》、《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在小序里，顾彬还谈及了本书的源起。他说，选这个标题作教授论文，似应归因于其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写于1973年，出版于1976年），为其对中国文学中自然观发展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此外，写作本书期间，一直有三个想法萦绕在作者的脑际：一是破除以往西方人心目中固有的关于中国文学的观念，正是这一观念导致了绝大部分西方人把中国唐代诗歌等同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二是“中国文学中的自然观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特别与豪族中贵族的生成密切相关”（见第2页），这也是作者为什么把本书标题取作“中国文人的自然观”的重要原因；三是黑格尔所言的“精神（向自身的）复归”，这在唐代文学的发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在文学与绘画中注重对大自然的描绘，不只限于欧洲，中国亦然。本书作者则力图从宏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展开对中国文学的自然观的描绘，当然也不乏细部特写。在书中，作者一反日本汉学家在论述中国文学自然观时出现的弊端，对所引例证加以细致分析，有些分析可谓是相当精彩和独到，比如对张继《枫桥夜泊》一诗的分析等等。除此以外，作者并未脱离社会的发展孤立地探讨自然观的发展，而是将中国文学自然观的三个发展阶段（周与汉、六朝和唐）有机地串联起来加以理解和考察，从而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六朝的自然观到唐代才告完成，唐代是其发展的终点。”（见第4页）作者为什么说唐代是中国文学的自然观发展的终点呢？在本书结尾处，作者谈到唐以后的年代里自然观基本上没有新的发展，直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为止。至于出自何种原因，作者认为是一种新的自我理解和世界观的产生所导致的结果，即“士大夫文人为世界主人的意识对自然观产生了极大影响。因为哀伤已不再是生活的主调，更因为精神上在接受理想与现实分离的存在中，寻找到了一种欢快的宁静，所以自然也就不再是精神的投影之地，而是突然间成了纯人和纯社会的世界的一部分”（见第227页）。顾彬认为唐以后的文人只是赋予旧有自然观以新的功能，并未有什么创新之处，但他没有深入探讨造成这种转变的其他深刻原因，转而去论述宋代（960~1279）文学及其以后的自然观了（见本书“余论”部分）。
（一）
在探讨中国文学的自然观以前，作者着重论述了中西方文学中“自然”概念的差异。拉丁语的natura（被生育者、被创造者）来自natus/nasci（to
be born）一词。对其意义，《美国传统词典》（第4版）做了如下解释：（1）the
material world and its
phenomena（物质世界及其纷繁复杂的现象）；（2）the forces and processes
that produce and control all the phenomena of the material
world（生产与控制所有物质世界现象的力量和进程）；（3）the world of living things
and the outdoors（生物世界与其生存场所）；（4）a primitive state of
existence,untouched and uninfluenced by civilization or
artificiality（一种未被文明或人造物所触及和影响的原始存在状态）。笔者觉得本书作者列举的两种解释大概可对应以上第（2）和第（4）种的词典释义。作者认为，一种解释是“与生物（有机）和非生物（无机）现象有关的、非人为地存在或发展着的一切，即各种形式的物质”，另一种解释是“地球表面或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居住、没有被人或极少被人改造过的一定区域内的植物、动物、水流和山岩的总和”。作者将前一种解释叫作natura
naturans，后一种解释叫作natura naturata。而“‘自然’在现代汉语中有自然界（即外在世界）和自然物（即这个外在世界中的事物）的意思，就是说它包含的内容比德语的Natur要多，它是一个除自身之外的物质世界。”（见第5页）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更广泛的），“自然”这个概念才会与风景有关联。顾彬认为中国古代的“自然”最初是一种强大的原始力量（natura
naturans）和（自身）独立的存在，这个观点最早出现在《老子》一书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很明显，这里的“道”即是指“自然”，并对立于人类社会（“人间”）。即便在道教处于全盛的魏晋时代，人们也只是把“自然”看成“自然界”和“自然物”，“虽有自然的物质，却没有自然的意义”。到南朝（420~581）时，人们才渐渐把“自然”当作人类住居的环境，这之前文人们一直将“景物”当作“自然”并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然而，就算是描绘眼前的“自然”，文人雅士们也不直接使用它，而是运用替代补偿的概念，比如“山水（landschaft）、风景（landscape）、山川、江山”等。本书中的“自然”概念不同于我们目前所理解的自然（当然，同西方的自然概念也大相径庭），它随着历史语境的变换而得到更替补偿，这在本书后面的论述中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另外，本书引言还对“风景”、“山水”、“山川”和“江山”等词的概念做了简要介绍，这里只就“风景”一词略作描述。“风景”一词首次出现在《晋书·羊祜传》和《晋书·王导传》之中。这时的“风景”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其本意即“美的景致”或“气候状况”；二是指其引申义，同观察者的心态有着莫大关系。此外，“南朝时期尚无风景的确切概念，风景多用‘山’和‘水’来表现。直到中唐才有了‘风景’的概念。”（见第10页）当然，这并非是说六朝之前的中国文学就不存在“风景”的观念，毕竟“风景”概念的得名只是来自于六朝时期的风景绘画当中。最后，在引言结尾，作者总结了中国文学中“风景”一词的三个发展阶段：（1）当作个体和象征的自然领悟（周和汉）；（2）当作现实的客观部分的自然领悟、对其特点和美得理解（六朝）；（3）自然的深化（唐）。
（二）
接下来，开始论述本书中关于中国文学自然观的三个发展阶段：周和汉——六朝——唐代。作者结合具体的文本案例，按照线性历史发展的观点一路探讨下来，期间不乏对自然观生发的历史背景作了精当描述。作者认为，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自然观自然而然地会对下一个历史阶段的自然观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正是作者将这三个自然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最重要原因。于是，他的研究路径大概就是这样：中国传统的自然观“是如何出现于古代和中世纪文学中的，是怎样分为三步发展的，又如何在唐代找到了表达方式、并为中国由宋到清几个世纪提供了范例，也为西人对中国自然观的介绍提供了范例的。”（见第4页）以下，笔者将依次予以详细介绍。
一、自然当作标志
顾彬把第一个发展阶段的自然观说成是“自然当作标志”。之所以说周至汉代的文学中的自然是一种标志，是因为它“或为突出作者的主观世界服务（《诗经》），或作为象征（《楚辞》），或囿于统治者意识的范围之内（赋）。”（第63页）在分析这一阶段中国文学的自然观时，作者以《诗经》、《楚辞》和汉赋中的作品作为具体案例，分别予以了细致的分析。
顾彬认为，拉开中国文学序幕的不是史诗，而是抒情诗（即《诗经》）。随后，作者对以往解读《诗经》的“三分法”理论（赋、比、兴）作了具体分析，并提出《诗经》中的自然观的五个特征：（1）“早期的自然观与农业及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宗教祭礼有密切的关联”，这是因为在《诗经》中，诗人们把自然当作劳动领域的单一现象，而“乐”（原始巫术）又与人们当时的劳动生产活动紧密相关，毕竟“诗乐舞”这三样活动仪式在起初常常是一体的；（2）被描绘的自然开始是农民的自然，它并未让贵族当作“自然引子”的自然环境所占据，这里的“自然引子”暗指贵族头脑中想当然的“自然物”，并非他们亲身所处的自然环境，因为在古代贵族是不亲自下田耕作的；（3）“进入诗人意识的只是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各种自然现象”，如植物、动物等等，还不是后来所言的“风景”概念（有时也出现在诗中），且只是作为“兴”安排在诗歌的开头；（4）“这些自然描写并不是诗的主题，而是表现个人的客观世界的手段”，如此一来，真正客观的自然描写也就所剩无几了；（5）指诗人（作者）的“意图”决定着诗歌中自然现象的选取和描绘，亦即自然的主观化倾向；当自然作为表示时间的手段，我们知道这在《诗经》里时有表露，“它就在客观形态中包含有主观化的实质”，这既与个人经验相关，有时也存在着纯粹幻想式的描绘（见《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等）。
应该说，《诗经》中的世界基本上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周礼虽早已崩坏，人们还是愿意把自身的命运交给老天爷裁决。尽管老天爷也有专横和残暴的时候，但在《诗经》的世界还未形成主流意识。到了《楚辞》的世界，我们发现一切早已面目全非。“现实向一个外在世界和一个内在世界平分，是一种具有道家哲学基本特征的平分。”（第33页）基于这样恶劣的社会现实，文人们不再将希望寄托于现世，而是转向呼求虚幻的非理性世界。这从屈原、宋玉等的作品中可窥见一斑。为此，顾彬认为应从五个方面对《楚辞》的自然观加以考察：（1）把现实当作象征，这在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中经常得到刻画，他对“香草美人”的追求可理解为对一去不复返的“旧制度”的怀念，在此，“自然”早就成为了纯粹的象征体系；（2）哀伤的投影，包括“内心世界对外界的投影”和“哀伤向自然（现象）的投影”；（3）幻想与神游。既然现实中没有士大夫们施展抱负的余地，那么，他们就转向虚境去寻求心灵的慰藉，在那个虚幻的世界，“自然之物成了精神/幻想之物”；（4）从幻想到现实，从现实到风景整体，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非现实却又是现实的自然现象，‚充满激情却完全取消了理智规范的空间（见第48页）；（5）咏物诗的客观性和现实性：在宋玉的《风赋》中“有自然向客观性的突变”，在《橘颂》里我们则体会到有一种对自然现象（柑橘）的细腻描写，并将其美突显出来。与《诗经》的世界相比，《楚辞》所展现的“现实作为一个四分五裂世界的象征，作为衰败与瞬时表露，造成了忧伤、孤独、以及理想不可实现的新的生活感受，这一切都伴随着神灵的显现，而神灵又象预言家一样激励着新的追求，但神游却终止于天与地之间，‘我’是孤单的，得不到满足，也到不了天堂。”（第37页）这里，“天堂”翻译为“天庭”更妙矣。因此，《楚辞》所描绘的“自然（现象）”始终带有神秘色彩，又充满哀伤色调和梦幻感，但这一切都与当时楚地的宗教（巫术）有着很大关系。
秦帝国灭亡后，华夏大地迎来了第一个盛世时代（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1年）。这四百多年间，中央集权不断得到加强、儒家思想成为正典、同时豪门富族逐渐成型。这些逐渐导致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的生成：自然的一切都可以驾驭和阐释，包括日月星辰、人事兴衰、生老病死，等等。而体现这种新自我意识的载体便是汉赋。大卫·霍克斯在《女神的追求》中将汉赋界定为“优美的、有韵律的散文诗。多有同样数量的音节，同样的段落结构、相应的思想内容……”（转引自第53页）汉赋的主题多为一般宗教、游猎、宫殿、国都礼仪、河流、山脉、美女和乐器、鸟兽花木、云游以及对过去的思索。可以这么说，汉赋的自然观变得更加狭隘化，并处在统治权力的掌控范围内。即便里面有对自然现象的客观描绘，却无法令读者察觉到真实的自然之美，就算是存在着风景整体的描绘，那也只是将单一现象随意串联起来的。在汉赋所描绘的自然/世界里，体现着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权力、欲望和野心。于是，汉赋作者们不得不将汉赋的内容限制在苑囿之内，又必须对未被征服/被征服的世界各地进行想象性的描述，因为唯有如此才符合统治者的意志。在顾彬看来，汉赋“缺少个性，显得冷漠无情”。但是我们“从形式上还是看见了新倾向的开端”，即指一种对未来文学的预示——脱离尘世和逃避现实的倾向。在东汉文学家张衡的《归田赋》中，我们体会到了赋作者对农村生活与归隐之地的热情赞颂。因此，“自然”不再是充满哀伤的世界，而是处处显示出生机和喜悦的地带。
二、自然当作外在世界
中国文学自然观发展的第二个大阶段可划分为三个方面来讨论：建安、魏晋文学；向南朝文学的过渡；南朝文学。这个大阶段的自然观是把“自然当作外在世界”来描述，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文人们才特别发掘了真实的自然之美。
首先是建安、魏晋文学。建安时期，文学领域产生了一种“自我意识”和“自然意识”，这可以在曹氏父子（曹操、曹丕和曹植三人）诗歌和“古诗十九首”当中窥见一二，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随后的魏晋时期堪称中古文学创作的自觉时代，除了具体的文学作品外还包括形势可观的文学批评理论。这一时期，儒学独尊地位丧失，玄学思想成为主流，佛教传入中国并迅速兴盛起来，文学则变成了主体表现的一种手段和方式。顾彬在此章中总结了建安、魏晋文学的四个特点：对时令的感受；情与景的交融；视秋为哀伤；自然与社会分离（体现在山水诗和游览诗中）。在对时令及昼夜时间的揭示方面，此一时期的诗比以往更具有力度和深度，自然现象的兴衰荣枯触发了诗人们内心交集的情愁。在交代时令的同时，也间接告诉读者诸如人生的短暂和自然的永恒等重大难题，这些在当时的五言诗和民歌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此外，便是个人情绪在秋景中的“映像”，即“悲秋”。早在《诗经》时代，秋天是喜悦的征象，与收获、嫁娶和祭祀先祖有关。到了屈原时代，“秋天”才和“忧伤”结下了不解之缘，主要体现在“秋与人之变老”、“情感和风景的关联”、“哀伤的移入与秋天的自然”、“悲秋”（宋玉《九辨》）等几个方面。汉代文学中的“秋”则与“愁”如影随形、密不可分。真正到魏晋时期，“秋”与“悲”的关系才达到了更深的层次：秋天既是“死亡与衰败”的象征（见张载《七哀诗》、石崇《思归叹》等），又是“离别、客游、思乡和孤独”的体现（见曹丕乐府诗《燕歌行》、王粲《从军行》、潘岳《秋兴赋》等）。至于自然与社会的分离可在另一种哀伤的补偿形式即山水诗和游览诗中得到深切的体会，“自然在这里的功能，只是排忧解愁或作为欢乐之所的‘世外桃源’。”（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