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古相博陵第之终极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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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入消灭资本主义的改造中。文物收藏，当时也称作玩古董，玩古董的人大都是前朝遗老。古文物大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又不牵涉到国计民生，所以这些人和其藏品自然就处在重重阴影之中，更不要说运用一个美国人的理论来进行研究了。
此文发表后国内收藏界依然还是沉默，死水一潭。真正在中国收藏界引起大震动的是2005年在伦敦嘉士德拍卖会上，元青花“鬼谷子下山”这个瓷罐拍出了2.3亿人民币的高价。在这个市场经济社会里，在不可想象的高经济利益的诱惑和驱动下，国内收藏界和市场翻了天。于是元青花一夜之间成了收藏界最红的明星，成千上万真的、假的元青花如井喷般涌现出来，这不仅造成了一个收藏元青花的热潮，也开始了研究元青花的高潮。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人波普先生的文章通过裴光辉先生的努力展示在国人眼前了，我在几年前读过这篇文章，最近为了研究元青花又重读了一次。
他说：
“在结束本研究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思考。“十四世纪瓷器类别”的可能的年代范围是怎样的？从年代上看，大维德花瓶（the David vases）正处在十四世纪的中叶，它们在整个这一类瓷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就成为了关键。这个问题尽管很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我们确定其相对的确切年份，将其排列于我们探讨的八十余件的瓷器中，这种想法也不成熟。就技术而言，中国的制陶匠们的手艺不会像机器生产一般而没有丝毫的差异；抓住绘制性质上或任何细节上的正常的不一致之处，然后将其视作确定内部的年代顺序的手段，结果也是没有益处的。这些瓷器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也许它们确实涵盖了整个十四世纪，或更长，这些都是相当有可能的；但是在进一步的文献将这问题弄清楚之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猜测。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大维德花瓶（the David vases）的装饰，手法老练而自信，技艺精湛，既没有显示出处在实验阶段的忐忑尝试之态，也没有表现出处于颓废时期的衰败气象，而是表现出一种璀璨的鼎盛的艺术风范。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些瓷器，不仅在年代上，处于一个世纪的中叶，而且在风格上，也正处于中期。进一步的研究和新的事实将会很精确地把这一类的其他瓷器归为十五世纪的某个具体时段，这一点也是很有可能的。”
波普先生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他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似乎倾向于元青花是在十五世纪逐渐消亡的。
我在本文开始提到的一大批元代瓷器全部是古相博陵第款的，这批器物如果我撇开这块小牌牌，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认定全部是真品，因为这批器物即使按照波普先生严密的思路去研究的话，也可以说毫无破绽，不管是底釉、胎质、发色、老旧程度、纹饰都完全吻合。这其中尤其是我看到一对宝石蓝分水犀驮宝瓶的供器时，才明白什么叫真品，什么叫宝石蓝，什么叫灯草边。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精品，那种兰色是名副其实的宝石蓝。我还看到了几个如大维德花瓶那样釉下青花写字的白釉瓶，它们纯白的表面模压有凸印精美的纹饰，这种瓶是我前所未见的。我不是一个很冲动的人，经过几年的磨练在对瓷器的识别上也算有了点进步，我觉得这批瓷器从一些不可仿造的角度去看应该是真的，由此我必须深入研究一下古相博陵地款的瓷器。
青花发色非常纯正，局部少量有晕彩现象，显宝石蓝色，苏麻里青铁锈斑下凹，痕迹明显，显示为亮银色泽。底釉颜色适中，比前期元青花的底釉色白，略带青，与明永乐瓷器底釉色开始接近。器形外形端正，主要器形有瓶、罐、大盘、执壶，体型较大。底足部分完全可以套用波普先生的说法：“低矮、宽阔，切割粗糙，显得极其沉重，浅褐色胎土的表面上有无意间溅落的釉料。胎土有黑色铁斑。”偶有火石红，色较浅。胎底少见旋纹和乳钉状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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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釉色上看古相博陵第款瓷器青花、五彩、白釉、蓝釉、釉里红等等皆有。从纹饰上看龙、凤、人物、各种植物及麒麟一类的瑞兽都有出现。从画工上看毫不逊色于已有定论的馆藏元青花。从胎釉、胎土、青花发色等角度看这些瓷器与至正期的元青花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根据这种种情形看，古相博陵第款的瓷器只能出现在元代的中后期。
目前外国收藏者和研究者似乎从未对大维德象鼻瓶的真伪有过质疑，如果这对瓶确实是真的话，那么其上所记述的张文进，完全有可能也是真有其人，或者说最起码不能因为有张文进的字样就否定这些瓷器不是真品。从情理上来看，当初在国外拍得高价的不是古相博陵地款的瓷器，那么作伪者为什么要在制作元青花赝品的时候，画蛇添足的去创造这块莫须有的牌子呢，后来的仿者姑且还有一定的道理，而古相博陵地款的那个始作俑者他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仔细的看了我看到的那批窖藏，其底部全部有古相博陵地款的牌记。这些牌记完全看不出后粘的迹象，而且与整个器底一起生成了非常牢固的铁锈土沁。对这种土锈我用了所有能想出来的办法去处理，水浸，不溶解；刀刮，感觉和铁一样结实，甚至无法从表面刮下铁末。火烧，毫无异味。
这些瓷器表面老化迹象中有一点非常值得重视，就是如某些藏友所提到的那样，瓷器表面有一层黄衣子，并不是全覆盖的，很自然的散布在全身各个部位。这层黄衣子很浅淡，若有若无，侧光观察，你可以看到金光闪闪的一片，十分美观。我仔细观察后觉得这种金色光彩类似于蛤蜊光，但是它是产生在白色釉面上的，不象蛤蜊光大都产生在色料上，如绿色、兰色釉面上多见。
以上三处所藏的器物款制形式特征相一致，都为典型精美的宋元磁州窑器物。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这一年元代年号为至正二十八年。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将这一年定为元代灭亡，明代建国的时代节点。
实际上：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长等率群臣劝进，不允。固请，乃即吴王位。建百官。以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谕之曰：“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
也就是说朱元璋建立国家形式的政权是至正二十四年，当时用的年号还是元代年号，四年以后这个政权才定国号为明，并开始明代的年号。
再看一段史料：
“洪武元年八月己巳，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庚午，徐达入元都，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遣将巡古北口诸隘。”
这里说明明代建都南京时，元代并未立即灭亡，现在的北京，当时的大都还是元朝的首都。洪武元年明军进入大都后还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
但元都的命运并不是那么幸运，请看元史中的另一条记载：
(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癸酉，关先生、破头潘等陷上都，焚宫阙，留七日，转略往辽阳，遂至高丽。
这段史料很重要，说明了在明代正式建立，明军进入大都之前六年，元代首都就被“关先生、破头潘”率领的反元武装攻占过。这支武装在元都停留了七日。而且焚毁了宫阙。在这七日里可以想象元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我说这段史料重要在于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元代的历史和文化的遗存那么稀少，包括元人自己编写的元史也缺失，末代皇帝元顺帝的史志甚至是明代朱元璋下令补写的。上述记载也是补写的一部分，因此并没有详细记述当时元都被毁坏的严重程度。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元代末代统治者的态度实际上是非常开明，甚至于可以说是非常友善的。
徐达率领明军进入大都时，元军并未抵抗，是主动退出的。
史载：
“（至正二十八年）丙寅，帝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同议避兵北行。失列门及知枢密院事黑厮、宦者赵伯颜不花等谏，以为不可行，不听。伯颜不花恸哭谏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卒不听。至夜半，开健德门北奔。八月庚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
“丙戌，元帝崩于应昌，子爱猷识理达腊嗣。是月，慈利土官覃垕作乱。五月己丑，徐达取兴元。
…………甲辰，李文忠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子买的里八剌，降五万余人，穷追至北庆州，不及而还。
…………壬申，李文忠捷奏至，命仕元者勿贺。谥元主曰顺帝。癸酉，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尝行之对。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孙，恐不尔也。”遂不许。又以捷奏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乙亥，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正因为元末代皇帝是自动退出大都的，所以朱元璋还认他为顺从天意，谥元主为顺帝。
我之所以引用这么多的史料是为了说明明代早期，最起码在洪武朝并没有对元代统治者赶尽杀绝，并没有像现在有些人说的对元代文化历史进行全面的清算、铲除。
也就是说如瓷器生产这类政治上并不敏感的行业更不可能因元明政权更迭而一下子发生彻底的变化。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洪武瓷器上留下了太多的元代瓷器的痕迹，以至于民国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对许多墓葬中出土的元代瓷器定位于明代瓷器。包括大维德瓶当时也被定位于明代瓷器。
那么波普先生说的发生在公元1400年的断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公元1400年时值明惠帝朱允文即建文二年。
建文朝是个短命皇朝仅有四年历史，明惠帝朱允文是朱元璋的孙子，甚得朱元璋喜爱，现存明惠帝的资料很少，但从他当政时连杀数位叔辈亲王以至逼反燕王朱棣等一系列事情来看，此人性情比较暴戾。明惠帝当政第二年即陷入与燕王的内战。当此之时民心动乱，很有可能对各种生产性活动带来很大的影响，我认为可能对当时瓷器的生产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公元1403年明代进入永乐朝，永乐帝执政22年，在军事、文化上都有很大建树，这22年中明代朝政稳定。
史载：永乐元年……,贻书鬼力赤可汗，许其遣使通好。
这些记载说明永乐皇帝继承了朱元璋的对元政策，与逃入蒙古的北元尽量和平相处。
自农历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二日（公历1368年9月14日），元惠宗（元顺帝）逃离大都，退出中原回到漠北草原。此后史称“北元”。1402年鬼力赤去元国号，复称蒙古。也就是说作为元朝真正意义以上的覆灭是公元1402年。
此时永乐帝在文治武功方面开始了自己的建树，对外巩固政权，对内安定民心，重视文化发展。永乐元年即开始编纂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成为中国一部最著名的古代文籍，记录了十四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
也正是在永乐年间开始了名震世界的郑和下西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耗时达六年之久。
永乐年间的昌盛在瓷器发展史上也可得到旁证，永乐瓷器已经基本摆脱元代瓷器的风格，形成了新的面貌，创造了青花瓷的第一个高峰，有经验的瓷器收藏家决不会把元代瓷器与永乐瓷器相混。
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明惠帝时期的动乱，由于明代早期对元代的宽容政策，元代瓷器可能会以更加清晰的脉络逐渐向明代瓷器过度。而不会出现明显的断层。
不过由于当时对元政策的宽宏，还不至于在瓷器方面作出严格的禁令，所以一部分窑工继续烧造类似于元代的瓷器，以及瓷器商人还拥有元代瓷器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认为永乐朝和宣德朝还不是元代瓷器的最终终结点。
明宣德后英宗即位，此帝好大喜功，重用宦官。此时元代余孽与明朝矛盾加深，以至在明英宗时扩大了战争规模，最严重的是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在这场战争中明英宗被俘，蒙古军队打倒北京城下。自此以后明代再未出现过英明皇帝，逐步走向没落。
明英宗起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对内采取高压政策，实行锦衣卫特务制度，即使对景德镇瓷器的烧造监督也采取了高压政策。
正统三年（1438）：十二月丙寅“命都查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違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戌口外。（《明英宗实录》）
正统六年（1441）：五月己亥“行在光祿寺奏……其金龍金鳳白瓷罐等件, 令江西饒州府造”。（《明英宗实录》）
正统十二年(1447)：“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座。”
景泰五年(1451)有减饶州岁造瓷器三分之一的记载；
天顺元年 (1457)曾派中官赴景德镇督烧瓷器；
天顺三年(1459)又有将原定烧造13.3万余件的瓷器准减8万的命令。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病死，成化帝入继大统，其即位诏书中有停止在景德镇烧造瓷器命令。）“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官差内官在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家”（《《明史》》卷八十二）
我认为在史称明瓷空白期的这三朝中，由于明朝和蒙古发生严重交恶，朝廷又对景德镇瓷器烧造实行了严厉的监管，致使元代瓷器的影响彻底终止。
这些政策非常严厉，民窑不准烧造各类瓷器，不准货卖，不准馈送，违者主犯处死，全家发配边境。
举个瓷器中的例子，裴光辉先生曾经指出空白期瓷器中有一种纹饰是特有的，后朝再也未曾出现，但这种纹饰在元代瓷器中早已存在，那就是松果体花卉和三眼蝌蚪状云纹。
见图（下面三图系裴光辉先生博古日记2004年第一期中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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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将波普先生的文章转载在此，但因字数限制，只能以后再转。）
此文发表后国内收藏界依然还是沉默，死水一潭。真正在中国收藏界引起大震动的是2005年在伦敦嘉士德拍卖会上，元青花“鬼谷子下山”这个瓷罐拍出了2.3亿人民币的高价。在这个市场经济社会里，在不可想象的高经济利益的诱惑和驱动下，国内收藏界和市场翻了天。于是元青花一夜之间成了收藏界最红的明星，成千上万真的、假的元青花如井喷般涌现出来，这不仅造成了一个收藏元青花的热潮，也开始了研究元青花的高潮。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人波普先生的文章通过裴光辉先生的努力展示在国人眼前了，我在几年前读过这篇文章，最近为了研究元青花又重读了一次。
他说：
“在结束本研究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思考。“十四世纪瓷器类别”的可能的年代范围是怎样的？从年代上看，大维德花瓶（the David vases）正处在十四世纪的中叶，它们在整个这一类瓷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就成为了关键。这个问题尽管很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我们确定其相对的确切年份，将其排列于我们探讨的八十余件的瓷器中，这种想法也不成熟。就技术而言，中国的制陶匠们的手艺不会像机器生产一般而没有丝毫的差异；抓住绘制性质上或任何细节上的正常的不一致之处，然后将其视作确定内部的年代顺序的手段，结果也是没有益处的。这些瓷器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也许它们确实涵盖了整个十四世纪，或更长，这些都是相当有可能的；但是在进一步的文献将这问题弄清楚之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猜测。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大维德花瓶（the David vases）的装饰，手法老练而自信，技艺精湛，既没有显示出处在实验阶段的忐忑尝试之态，也没有表现出处于颓废时期的衰败气象，而是表现出一种璀璨的鼎盛的艺术风范。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些瓷器，不仅在年代上，处于一个世纪的中叶，而且在风格上，也正处于中期。进一步的研究和新的事实将会很精确地把这一类的其他瓷器归为十五世纪的某个具体时段，这一点也是很有可能的。”
波普先生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他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似乎倾向于元青花是在十五世纪逐渐消亡的。
我在本文开始提到的一大批元代瓷器全部是古相博陵第款的，这批器物如果我撇开这块小牌牌，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认定全部是真品，因为这批器物即使按照波普先生严密的思路去研究的话，也可以说毫无破绽，不管是底釉、胎质、发色、老旧程度、纹饰都完全吻合。这其中尤其是我看到一对宝石蓝分水犀驮宝瓶的供器时，才明白什么叫真品，什么叫宝石蓝，什么叫灯草边。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精品，那种兰色是名副其实的宝石蓝。我还看到了几个如大维德花瓶那样釉下青花写字的白釉瓶，它们纯白的表面模压有凸印精美的纹饰，这种瓶是我前所未见的。我不是一个很冲动的人，经过几年的磨练在对瓷器的识别上也算有了点进步，我觉得这批瓷器从一些不可仿造的角度去看应该是真的，由此我必须深入研究一下古相博陵地款的瓷器。
青花发色非常纯正，局部少量有晕彩现象，显宝石蓝色，苏麻里青铁锈斑下凹，痕迹明显，显示为亮银色泽。底釉颜色适中，比前期元青花的底釉色白，略带青，与明永乐瓷器底釉色开始接近。器形外形端正，主要器形有瓶、罐、大盘、执壶，体型较大。底足部分完全可以套用波普先生的说法：“低矮、宽阔，切割粗糙，显得极其沉重，浅褐色胎土的表面上有无意间溅落的釉料。胎土有黑色铁斑。”偶有火石红，色较浅。胎底少见旋纹和乳钉状凸起。
从釉色上看古相博陵第款瓷器青花、五彩、白釉、蓝釉、釉里红等等皆有。从纹饰上看龙、凤、人物、各种植物及麒麟一类的瑞兽都有出现。从画工上看毫不逊色于已有定论的馆藏元青花。从胎釉、胎土、青花发色等角度看这些瓷器与至正期的元青花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根据这种种情形看，古相博陵第款的瓷器只能出现在元代的中后期。
目前外国收藏者和研究者似乎从未对大维德象鼻瓶的真伪有过质疑，如果这对瓶确实是真的话，那么其上所记述的张文进，完全有可能也是真有其人，或者说最起码不能因为有张文进的字样就否定这些瓷器不是真品。从情理上来看，当初在国外拍得高价的不是古相博陵地款的瓷器，那么作伪者为什么要在制作元青花赝品的时候，画蛇添足的去创造这块莫须有的牌子呢，后来的仿者姑且还有一定的道理，而古相博陵地款的那个始作俑者他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仔细的看了我看到的那批窖藏，其底部全部有古相博陵地款的牌记。这些牌记完全看不出后粘的迹象，而且与整个器底一起生成了非常牢固的铁锈土沁。对这种土锈我用了所有能想出来的办法去处理，水浸，不溶解；刀刮，感觉和铁一样结实，甚至无法从表面刮下铁末。火烧，毫无异味。
这些瓷器表面老化迹象中有一点非常值得重视，就是如某些藏友所提到的那样，瓷器表面有一层黄衣子，并不是全覆盖的，很自然的散布在全身各个部位。这层黄衣子很浅淡，若有若无，侧光观察，你可以看到金光闪闪的一片，十分美观。我仔细观察后觉得这种金色光彩类似于蛤蜊光，但是它是产生在白色釉面上的，不象蛤蜊光大都产生在色料上，如绿色、兰色釉面上多见。
以上三处所藏的器物款制形式特征相一致，都为典型精美的宋元磁州窑器物。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这一年元代年号为至正二十八年。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将这一年定为元代灭亡，明代建国的时代节点。
实际上：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长等率群臣劝进，不允。固请，乃即吴王位。建百官。以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谕之曰：“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
也就是说朱元璋建立国家形式的政权是至正二十四年，当时用的年号还是元代年号，四年以后这个政权才定国号为明，并开始明代的年号。
再看一段史料：
“洪武元年八月己巳，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庚午，徐达入元都，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遣将巡古北口诸隘。”
这里说明明代建都南京时，元代并未立即灭亡，现在的北京，当时的大都还是元朝的首都。洪武元年明军进入大都后还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
但元都的命运并不是那么幸运，请看元史中的另一条记载：
(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癸酉，关先生、破头潘等陷上都，焚宫阙，留七日，转略往辽阳，遂至高丽。
这段史料很重要，说明了在明代正式建立，明军进入大都之前六年，元代首都就被“关先生、破头潘”率领的反元武装攻占过。这支武装在元都停留了七日。而且焚毁了宫阙。在这七日里可以想象元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我说这段史料重要在于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元代的历史和文化的遗存那么稀少，包括元人自己编写的元史也缺失，末代皇帝元顺帝的史志甚至是明代朱元璋下令补写的。上述记载也是补写的一部分，因此并没有详细记述当时元都被毁坏的严重程度。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元代末代统治者的态度实际上是非常开明，甚至于可以说是非常友善的。
徐达率领明军进入大都时，元军并未抵抗，是主动退出的。
史载：
“（至正二十八年）丙寅，帝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同议避兵北行。失列门及知枢密院事黑厮、宦者赵伯颜不花等谏，以为不可行，不听。伯颜不花恸哭谏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卒不听。至夜半，开健德门北奔。八月庚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
“丙戌，元帝崩于应昌，子爱猷识理达腊嗣。是月，慈利土官覃垕作乱。五月己丑，徐达取兴元。
…………甲辰，李文忠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子买的里八剌，降五万余人，穷追至北庆州，不及而还。
…………壬申，李文忠捷奏至，命仕元者勿贺。谥元主曰顺帝。癸酉，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尝行之对。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孙，恐不尔也。”遂不许。又以捷奏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乙亥，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正因为元末代皇帝是自动退出大都的，所以朱元璋还认他为顺从天意，谥元主为顺帝。
我之所以引用这么多的史料是为了说明明代早期，最起码在洪武朝并没有对元代统治者赶尽杀绝，并没有像现在有些人说的对元代文化历史进行全面的清算、铲除。
也就是说如瓷器生产这类政治上并不敏感的行业更不可能因元明政权更迭而一下子发生彻底的变化。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洪武瓷器上留下了太多的元代瓷器的痕迹，以至于民国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对许多墓葬中出土的元代瓷器定位于明代瓷器。包括大维德瓶当时也被定位于明代瓷器。
那么波普先生说的发生在公元1400年的断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公元1400年时值明惠帝朱允文即建文二年。
建文朝是个短命皇朝仅有四年历史，明惠帝朱允文是朱元璋的孙子，甚得朱元璋喜爱，现存明惠帝的资料很少，但从他当政时连杀数位叔辈亲王以至逼反燕王朱棣等一系列事情来看，此人性情比较暴戾。明惠帝当政第二年即陷入与燕王的内战。当此之时民心动乱，很有可能对各种生产性活动带来很大的影响，我认为可能对当时瓷器的生产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公元1403年明代进入永乐朝，永乐帝执政22年，在军事、文化上都有很大建树，这22年中明代朝政稳定。
史载：永乐元年……,贻书鬼力赤可汗，许其遣使通好。
这些记载说明永乐皇帝继承了朱元璋的对元政策，与逃入蒙古的北元尽量和平相处。
自农历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二日（公历1368年9月14日），元惠宗（元顺帝）逃离大都，退出中原回到漠北草原。此后史称“北元”。1402年鬼力赤去元国号，复称蒙古。也就是说作为元朝真正意义以上的覆灭是公元1402年。
此时永乐帝在文治武功方面开始了自己的建树，对外巩固政权，对内安定民心，重视文化发展。永乐元年即开始编纂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成为中国一部最著名的古代文籍，记录了十四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
也正是在永乐年间开始了名震世界的郑和下西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耗时达六年之久。
永乐年间的昌盛在瓷器发展史上也可得到旁证，永乐瓷器已经基本摆脱元代瓷器的风格，形成了新的面貌，创造了青花瓷的第一个高峰，有经验的瓷器收藏家决不会把元代瓷器与永乐瓷器相混。
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明惠帝时期的动乱，由于明代早期对元代的宽容政策，元代瓷器可能会以更加清晰的脉络逐渐向明代瓷器过度。而不会出现明显的断层。
不过由于当时对元政策的宽宏，还不至于在瓷器方面作出严格的禁令，所以一部分窑工继续烧造类似于元代的瓷器，以及瓷器商人还拥有元代瓷器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认为永乐朝和宣德朝还不是元代瓷器的最终终结点。
明宣德后英宗即位，此帝好大喜功，重用宦官。此时元代余孽与明朝矛盾加深，以至在明英宗时扩大了战争规模，最严重的是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在这场战争中明英宗被俘，蒙古军队打倒北京城下。自此以后明代再未出现过英明皇帝，逐步走向没落。
明英宗起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对内采取高压政策，实行锦衣卫特务制度，即使对景德镇瓷器的烧造监督也采取了高压政策。
正统三年（1438）：十二月丙寅“命都查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違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戌口外。（《明英宗实录》）
正统六年（1441）：五月己亥“行在光祿寺奏……其金龍金鳳白瓷罐等件, 令江西饒州府造”。（《明英宗实录》）
正统十二年(1447)：“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座。”
景泰五年(1451)有减饶州岁造瓷器三分之一的记载；
天顺元年 (1457)曾派中官赴景德镇督烧瓷器；
天顺三年(1459)又有将原定烧造13.3万余件的瓷器准减8万的命令。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病死，成化帝入继大统，其即位诏书中有停止在景德镇烧造瓷器命令。）“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官差内官在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家”（《《明史》》卷八十二）
我认为在史称明瓷空白期的这三朝中，由于明朝和蒙古发生严重交恶，朝廷又对景德镇瓷器烧造实行了严厉的监管，致使元代瓷器的影响彻底终止。
这些政策非常严厉，民窑不准烧造各类瓷器，不准货卖，不准馈送，违者主犯处死，全家发配边境。
举个瓷器中的例子，裴光辉先生曾经指出空白期瓷器中有一种纹饰是特有的，后朝再也未曾出现，但这种纹饰在元代瓷器中早已存在，那就是松果体花卉和三眼蝌蚪状云纹。
见图（下面三图系裴光辉先生博古日记2004年第一期中的插图）
（本来想将波普先生的文章转载在此，但因字数限制，只能以后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