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的“羊”与“羌”
2013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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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的“羊”与“羌” - 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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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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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虎三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古文字，今天作为一个民族族称的“羌”字，最早就见于甲骨文。史学界大多公认“羌因羊起”。从全球动物驯化史的角度，结合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综合分析，判断甲骨文的“羊”与“羌”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概括出“羌”的符号特征与族群特质。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古文字，是中国商代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商王朝统治者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故甲骨文又称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现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这里曾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目前发现甲骨大约有15万片，4500多个单字。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与词义上有着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今天作为一个民族族称的“羌”字，其名称最早就见于甲骨文。虽然甲骨文中的“羌”字其内涵和外延都比今天的“羌”字面含义广大得多，但毫无疑问，甲骨文中作为地域与部落(民族)泛称的“羌”字，完全包括了现在 “羌”的字面含义。(学术界对“羌”是专指羌族地区的一个方国或族群，还是商以西各部族的泛称存在较大争议，笔者以为在没有更多考古文物及史料举证以前，将甲骨文中的“羌”视为地域与部落二者皆有的泛称较为妥切。)
本文将结合历史、考古与民俗学等知识，对甲骨文中与羌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字体进行初步的判读与分析，以期概括出远古时期，古羌先人族群的来源以及其殷商时期在今黄河上游地区生活的面貌。
一、羊的演化史与甲骨文中的“羊”
从考古发现的原始汉字资料来看，汉字产生的途径可能有两个：一是来自于记号；一是源自图画。甲骨文虽然已是较成熟的文字体系，但其很大一部分直接源于图画(以象形、会意为代表)，这意味着，今天我们不光需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去进行解读，也需要从影像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事实上，今天对以象形、会意为主的甲骨文的破译，很大程度上仍遵循了影像(图形)解读的原则。
今天，我们公认甲骨文中的羌字由“羊”与“人”字组合而成。在学术界，对大量“羌”异体字的判读与归类，也几乎遵循这一原则。“羌因羊起”，故笔者认为，解读甲骨文中“羌”字的关键，首先在于甲骨文中的“羊”字。
1. 判读甲骨文中的“羊”
笔者据《新甲骨文编》与《甲骨文字典》两书对比统计，现公认的甲骨文中的“羊”字共有39个，均为独体象形字，字体形象显示出羊的角、耳与面部。甲骨文的字均由羊头的局部概全体，代表整个的羊。在甲骨文诸多的羊字中，羊角有所区别，笔者疑为是用以表示羊品种的不同。其中，字形最多的“羊”字羊角均显直角，是为山羊(如：一期甲2325 合21145，四期 甲644 合32623等)；羊角卷曲的或为绵羊(如：三期 河387 合27871)(也疑为有公、母羊之分，其中，公羊角较直，母羊角大多微卷曲)。事实上，正如美国动物学家罗杰•卡拉斯[1]所言，人类至今无法从羊的骨骼中发现到底是最早家养了绵羊还是山羊，很大一个因素就在于，在缺少头骨和羊角的情况下，光凭羊身体的骨骼很难让人区别其究竟是属于山羊还是绵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证出，头骨和羊角是区分山羊与绵羊最为直观与现实的手段。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甲骨文中的“羊”字，字形只取羊头(面)与羊角，而甲骨文中，“羊”字形头角的区别，也绝不是毫无具体的指代或是随意的泛指行为。
在甲骨文对动物的形象造字法中，其他动物字形(除了甲骨文中的“牛”字外)，大全取其外形全貌，“羊”的局部代表总体的造字法是较为罕见的。而用羊角的不同，来表示羊的不同种属，也并非甲骨文所独有。史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立克时期(距今约6000年)，当地人就有31种不同的表意文字来描述羊，用以表述羊的雌雄与年龄差别。
当从甲骨文中的“羊”字深入判读时，一个历史学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羌因羊起，那么，甲骨文中的“羊”又因何而起？从动物演义的角度而言，无疑，先有“羌”(部落或族群)的存在，后才有羊的驯化与家养；而从殷商的角度而言，“羊初为文，羌为后起”，故破解甲骨文中的“羌”，必先说明甲骨文中的“羊”；而说明甲骨文中的“羊”，又必先从羊真实的动物演化史角度入手加以推演。
2．人类最早驯化羊的历史
美国动物学家罗杰•卡拉斯在《人类的动物伴侣》[1]一书，将山羊直接称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动物。”虽然学术界至今对人类到底是最早家养了山羊还是绵羊有所争议(罗杰•卡拉斯在书中按动物被人类驯化先后的时间次序排列章节，虽然他坚持并认可这种争议，但仍颇耐人寻味的将山羊列在了第一章)，但毫无疑义，在距今约10000年前，人类开始进入了文明史上据有划时代意义的畜牧时期，标志便是对羊的驯化与饲养。在绵羊的动物演化史中，绵羊属共包括约八种绵羊(也有认为绵羊可能起源于4种不同的野生种，即：栖息于地中海沿岸的摩弗仑羊、分布于亚洲中部和西南部的东方羊、盘羊和蛮羊)。其中广布于今中亚与南亚的东方盘羊与分布于中国西部的颓(蛮)羊(又称“野绵羊”)，都有可能是人类较早培育的家畜之一，后者被认为可能是现今家绵羊的祖先。人们一般认为野生绵羊驯化为家畜始于约8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发源地在中亚细亚，以后逐渐向世界各地扩展；而在山羊的动物演化史中，今巴基斯坦与中亚地区被认为是史前野山羊分布的最东部边界，其活动范围由此向北方和西方延伸，形成了其分布的西部边界。
通过大量现当代的考古发现，在西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远古的山羊与绵羊骨骼。如在距今约15000年至10000年的早期纳吐夫文化遗址中，即发现有大量羚羊与山羊等野生动物的骨骼。虽然考古学家认为，在距今约15000年前后，家畜尚未起源，这些羊的骨骼可能只是猎物，但早期遗存中，如凯巴拉洞穴遗址中，出土的骨制镰柄上即刻有一羊头，而羚羊的雕像与爱神的雕像也一并出土。这说明，在早期纳吐夫文化中，羊已经成为人们崇拜的神物［2］。通过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考古发掘，至上世纪中叶，考古学者，如D.A.格罗多、H.E.莱特和R.S.索莱其等人，一致认为约在公元前8000年至前7000年，在纳吐夫文化随后的前陶新石器文化A阶段中，西亚已经出现可以确定的家畜山羊［2］。
以后更大范围的考古，也揭示出远古西亚地区与人类最早的驯化动物羊有关，如：1960年，Solocki夫妇，在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山脉北端发现了距今约10000年的萨威•克米野营地遗址，以后在附近又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沙尼达，“此洞的BI层与萨威•克米B层年代相一致，文化面貌也基本相同，可见是同一个文化的两处遗址。沙尼达洞穴是猎人冬天的住所，夏天他们到萨威•克米野营地居住并从事采集”。［3］
在沙尼达遗址中，考古学家帕金斯发现了绵羊和山羊的骨骼，并鉴定为最早的驯养动物，C14断定为公元前8935±300年。在这一区域，以后又多次发现类似的洞穴遗址与出土的动物骨骼(主要是羊的骨骼)，如在此山脉南端霍来兰山谷发现的洞穴遗址与羊骨骼，C14年代判为公元前6460±200。国外考古学界认为，这一区域及其附近地区，极有可能是山羊和绵羊最早的人工驯化地。
通过对西亚地区大量考古文物的研究，确证西亚大约在10000年前已经放养山羊的历史。在西亚的这一系列发掘，不仅证明羊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而且更进一步证明，在羊的驯化史中，山羊是人类最早家养的羊种(目前考古发现约为距今10000年，也有学者，如罗杰•卡拉斯哥等在论著中推测应在距今1.5至1.4万年之间)，绵羊家养历史稍晚于山羊(图1)。
附文言版《説文解字》：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聲。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種也。西南僰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唯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
附白话版《说文解字》：羌，西戎部落的牧羊人。字形采用“人、羊”会义。南方蛮闽的“闽”，字形采用“虫”作边旁，北方边狄的“狄”，字形采用“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