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杜诗的人道主义精神(下)
2018-05-11 10:15阅读:
略论杜诗的人道主义精神(下)
三、愤怒谴责为害人民的祸根
善恶分明,爱憎分明,是杜甫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他对待事物并非“一视同仁”,他的“人道”有着非常严格的对象。一方面,对疾苦中的人民给予深切的人道主义同情和关心;另一方面,对一切反人道的危害人民的社会现象则“嫉恶怀刚肠”(《壮游》),进行愤怒的谴责。他主张“芟夷不可缺,疾恶信如仇”(《除草》),借翦除毒草作比喻,表达自己疾恶除奸的强烈愿望。因为诗人明白,只有除掉那些祸害,劳苦大众才能得到温饱,有一条生路。因此,对祸害百姓的盘剥压榨、贪污挥霍、非正义战争、奸淫掳掠以及神怪迷信等等,他都坚决反对,并进而抨击那些罪魁祸首,包括皇帝、宰相、军阀、官吏和外族侵略者。他讽
刺至尊皇帝的假仁假义:“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他痛恨贪官污吏,提出“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他指斥当权者利用迷信愚弄人民:“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石笋行》)。即使是危害人民的自然现象,他也不肯放过。霪雨连天,毁坏庄稼,他仰天长啸:“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蜀地剑阁栈道势险,利于军阀割据,他便问罪苍天,要把险关铲平:“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剑门》)……“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杆”(《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这两句咏物托志的诗,是杜甫扬善抑恶人道主义精神的最好概括。
杜甫一生艰难困苦的生活,使他深入社会现实,不仅清楚地看到了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而且清醒地看到了给人民造成灾难的原因。他认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开边战争、军阀混战,是危害人民的两条祸根。他用诗歌对这两条祸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先看他对统治者横征暴敛所持的态度。杜甫在由岳阳往潭州的路上,目睹耳闻了繁重的赋役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他把人民遭受割剥的惨景写进《遣遇》中:
“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
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
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
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
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
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
真是一幅目不忍睹的暴敛情景!被劳役害死丈夫的妇女,为了交纳苛税,只得去打野草卖。晚上回来,对着空无一人的村子痛哭。原来,村里的百姓被沉重的赋税剥夺得一无所有,已经逃离了村子。诗人明白地指出,当时所见所闻都是如此。他禁不住满腔悲愤,大声地斥责那些视人民为草芥的“贵人”,控诉那些剥夺成性的贪官污吏的暴虐罪行。在杜甫笔下,一方面是“庶官尽割剥”(《送韦讽》),“一物官尽取”(《桔棕》);另一方面,人民却是“征求贫到骨”,“杼柚茅茨空”,“出入无完裙”(《石壕吏》),“黎民糠籺窄”,甚至“处处鬻男女”。在《赴奉先县咏怀》中,诗人把这种聚敛和穷困作了最强烈的对比,这就是那两句千古传诵的名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诗人在这里已不单单是义愤,他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上,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剥削阶级的寄生性和残忍性,形象而尖锐地揭露了剥削阶级吃人的本质。这是当时的诗人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峰。
再看杜甫对非正义战争的态度。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发动一系列开边战争,征伐吐蕃、南诏等地,兵连祸结,给人民带来了十分深重的灾难。对统治者不顾农业生产、不顾人民死活而发动的掠夺性战争,杜甫是坚决反对的。他在《兵车行》中借汉朝之事讽喻道: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在《前出塞》中说: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其一)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其六)
这些诗不仅揭露了开边战争杀人盈野、破坏生产的罪恶,并且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发动战争的罪魁,向唐玄宗提出了严厉的谴责。杜甫主张民族和睦,而开边战争却造成了民族之间的互相仇视。天宝八年,哥舒翰西屠石堡城,使本来友好和睦的土蕃一再侵入,杜甫对此非常痛心:
“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
朝庭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
(《喜闻盗贼总退口号》)
安史之乱发生后,军阀为争权夺利混战不已,黎民百姓如冰上加霜,倍受蹂躏。杜甫多次痛斥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羌村二首》),“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垂老别》)“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石壕吏》),连妇孺老朽也都被赶上了战场。官军所到之处,屠杀奸淫,无恶不作,“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这些就是军阀战争的真实写照。
应当指出的是,杜甫并非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战争。他反对的只是非正义战争,对镇压安史之乱和抵御外来侵略,杜甫是赞成的。在《三吏》、《三别》中,杜甫一方面愤怒地指责了战争的罪恶,对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鼓励人民出征参战。他这样做,正是希望能消灭乱军,尽早结束战争。
四、剖心洒血以济苍生
杜甫并不是一个庸俗的人道主义者。他不仅有爱有恨,更为可贵是,他的诗中包含着一种自我牺牲的利人主义精神。他一生坎坷,生活困苦,但他在困苦中“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孟軻语),想到处境还不如他的穷苦百姓,甚至为了人们的幸福,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在他不少的诗歌中。他的推己及人精神在《赴奉先县咏怀》中最突出: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拂迹犹心酸,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诗人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探望,万没想到迎接他的竟是一片号啕大哭,他的小儿子已经饿死了。这沉重打击使诗人悲痛不已。但他并没有停止在抒发个人的悲痛上,而是把笔锋伸向广阔的现实生活中去,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秋收刚过,怎会发生饿死小儿的事情?自己是官宦人家,享有免租免税的特权,处境尚且这样悲惨,一般穷人就更不待言了。再想一想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那些在边疆服役的士兵和他们的亲属,又怎么能够活得下去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杜甫不但随时注视和同情人民的痛苦,而且是把人民的痛苦放在第一位,放在自己切身的痛苦之上的。
杜甫不但推己及人,而且更进一步,“济时肯杀身”,为了拯救不幸的人民,他甘愿剖心洒血,自我牺牲。请看《凤凰台》:
“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
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
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
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
“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
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
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
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
诗人通过浪漫主义的想象,表达了自己无私的献身精神。传说中的凤凰“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因此诗人愿把自己的心当竹实,血作醴泉,喂养那些失去母亲正在受饥寒之苦的凤雏。诗人渴望用自己心血养成的凤凰,能把一幅“瑞图”从天上衔来,献给皇帝,使国家中兴富强,人民解除苦难,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再看为人们熟知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为了“各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使天下贫寒之人不再忍饥受冻,诗人宁愿自己屋子毁坏,受冻而死,也感到心满意足。这是多么崇高的舍己为人精神!直至今天,这首诗对人们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
如果说,在《凤凰台》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歌中,舍己为人精神还只是反映在诗人的意念上,那么这种精神也同样反映在诗人的实际行动中。前面所说的对黎民百姓的关心帮助,就是舍己为人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除了日常生活,杜甫在政治生活中也实践着这种精神。在他困守长安的第十个年头,即天宝十四载十月,朝廷任命他为河西县尉。就在前一年,由于京城米贵,杜甫将家小迁往奉先,家中艰难竭蹶,正等着他的接济。这一任命对他来说,是一个取得俸禄、养家糊口的难得机会。但是,等待任用足足熬了九年的杜甫却坚决地拒绝了。诗人清楚,县尉虽是管理地方治安的小官,但却是直接骑在人民头上的,多数县尉利用职权“鞭挞黎庶”(高适《封丘作》),进行敲诈勒索。他宁愿全家挨饿,也不肯做这种践踏百姓的官。由于他的拒绝,统治者改授他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个掌管兵甲器杖和门禁锁钥的小官。因为不能实现为国为民的政治抱负和生活上的极其困顿,诗人心情十分苦涩,“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官定后戏作》)。但由于不去做河西尉,他又感到安慰:“率府且逍遥”(同上)。杜甫这种饿死不扰民的举动,不正是充满着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吗?
五、热烈追求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
在杜甫诗中,尤其是后期的诗中,常常在抒发个人悲苦际遇时,在描写劳动人民的深重灾难时,在鞭挞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战争的血腥罪恶时,流露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渴望,这就形成了他的人道主义社会理想。诗人追求和呼号了大半生,在寻找人间的“乐土”和“桃园”:战乱中,他问“何乡为乐土”(《垂老别》);他迁徙、流浪,是为“有求彼乐土”(《别董頲》),“无食问乐土”(《发秦州》);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仍然“桃园费独寻”(《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这些执着追求的诗句,表现了诗人天真而炽热的情怀。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是杜甫的最高理想。其具体内容主要有:用贤、爱民、节俭、薄敛、轻刑、息兵等,也就是儒家的“德政”和“仁政”。毋庸置疑,这些主张在封建社会中有着进步的、可取的一面。诗人对向往中的理想乐土作了这样的描述:
“桃园人家易制度,桔洲田土仍膏腴。
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诗人说那里的法制已经改变。“喧呼”意味着威严、统制和暴虐,“不喧呼”也就是不欺压人民。
“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
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
(《往在》)
“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
(《送路使君》)
“吾闻聪明主,治国用轻刑。”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
“狱讼永衰息,岂唯偃甲兵。”
(《同元使君舂陵行》)
在那块乐土上,官吏少而精干,从政公道廉洁,君臣上下厉行节约,没有严刑峻法,没有犯罪、诉讼和监狱。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
(《宿花石戍》)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昼梦》)
“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
(《同元使君舂陵行》)
皇上下令减轻百姓税役负担,官吏们不再横征暴敛。诗人还特别以道州刺史元结宁可违抗诏令得罪朝廷,也不肯压榨百姓的事例,来作为政治清明美好的典范。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洗兵马》)
“销兵铸农器,今古岁方宁。”
(《奉酬薛十二判官见赠》)
“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
牛尽耕,蚕亦成。
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
(《蚕谷行》)
诗人甚至想引来天河之水,将人间战争冲刷得干干净净,使其永不复发。兵器都化作农具,既消灭了战争,又使每一寸田地都得到耕种。诗人还曾这样提出他的社会理想:
“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
(《写怀二首》)
显然,这是杜甫站在“贱者”、“贫者”一边幻想出来的美好社会,它冲破了一般儒家的等级观念,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人民深刻而真诚的感情。
杜甫用诗句描绘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君明臣贤,没有压迫,没有重赋,没有监狱,没有诉讼,没有战争和武器,没有贱贵贫富之别,男耕女织,人人过着和睦和平的生活。杜甫所构想的理想社会是一幅完整的图画,包括政治、经济、道德的各个方面。这种构想,是和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统治者的憎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不仅为他同时代的诗人所望尘莫及,即使他之后漫长的封建时代的众多诗人也没有能够做到。
杜甫是一个真诚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把满腔的人道主义激情灌注到他的诗歌中,使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一起成为杜诗的基本特征。杜甫继承了儒家思想中积极的、进步的部分,在长期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深刻了解了人民的苦难,逐渐看清了残酷的社会现实,终于形成了人道主义思想。正是这种思想,使杜甫对劳动人民关怀备至,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发出了炽热而崇高的人道主义同情,并为他们呼喊、不平;使他尖锐地揭示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鞭笞了统治阶级的暴虐,并在某些方面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使他向往和勾画出理想社会的蓝图,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强烈要求。他的社会理想,从社会发展的总方向上说,并没有错。杜甫的人道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进步性和它的历史作用,是应该和必须肯定的。
如我国古代其他进步诗人的思想有局限性一样,由于历史条件、阶级出身的限制和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杜甫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有缺陷。他把一切善良的愿望都寄托于皇帝和朝廷,认为要使人民安居乐业,只有通过皇帝。他的善恶观和爱憎观,还不可能完全正确地建立在人民的立场上,仍带着封建意识的印记。他解决社会矛盾的政治主张,是采取由上而下施行人道政策的办法来缓和阶级矛盾,如轻刑、薄赋、均役、禁止贪污勒索等,而不同意实行由下而上的阶级革命。杜甫的理想主义的社会构想,只是一个远离现实的幻影,他自己也提不出实现这个理想的可行办法。这些局限性是时代造成的,它们并无损于杜甫思想的光辉。正如苏联革命家加里宁所指出的:“旧的文学和艺术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它们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而且更因为它们不断地在寻找美好的道路,人们美好的社会制度。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说,那时人们走错了,走的路不对,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但有一件事到底是事实,那就是:它们曾经寻找过新的道路。”[注二]
1985年5月
[注一]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注二]《加里宁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