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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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
恩格斯首先指出了，黑格尔的这一命题，其目的就是要从哲学上论证：现存的普鲁士王国的存在是必然的、现实的和合理的。所以恩格斯说：“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制度、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因而这一命题迷惑了不少人：凡是拥护普鲁士王国现存制度的人们，也就拥护黑格尔的这一命题；凡是反对普鲁士王国现存制度的人们也就反对这一命题。然而，无论是近视的政府的感激，还是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都没有从这个命题中看到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革命的辩证法思想。
黑格尔的哲学是为当时普鲁士王国作辩护的，但是这个命题的意思并不是说德国当时现存的一切都是无条件现实的、合理的。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是无条件现实的。”这句话是说，在黑格尔看来，现实和现存不是一回事，现存的不一定都是现实的。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必须认识和区别什么是真正现实的，在庸人的生活中，一切都是现实的，但在现实世界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区别……”。（引自《哲学笔记》9287）如，黑格尔曾把普鲁士政府当时所实行的“某种税制”就看作是不现实的、不合理的。这样，恩格斯的分析告诉我们，黑格尔这一命题原意不是说，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是无条件是现实的，合理的。
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合理的呢？按照黑格尔看来，只有那些带有必然性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合理的。黑格尔在解释什么是现实的时候指出：“存在还不是现实的”，“现实在自己的发展中表明自己是必然性。”（引自《哲学笔记》139~140）这句话是说，世界上各种现存的事物，并不是都是现实的，只有那些在今天说来，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的产物，才具有现实的意义，因而才是合理的。所以恩格斯说，“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是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正因为现实的指合乎规律的具有必然性，所以才能说，“凡是现实的就一定是合理的”，因而它也就能够一天天地发展壮大起来；而任何不合理的事物（丧失了必然性）即因其不合理，便不得认作现实，因而也就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最终会被消灭掉。所以，对黑格尔的这一命题不能作简单的理解，不能把黑格尔的这一命题，简单地理解为：凡是现存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不存在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凡是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在存在着的，凡是不合理的东西现在都是不存在的。根据黑格尔的这一观点，黑格尔对待普鲁士王国的态度也就持有保留的态度，“所以他决不承认政府的任何措施……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于是恩格斯引导我们怎样去看待当时的普鲁士王国。当普鲁士王国还没有失去必然性之前，当然是现实的合理的，即“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但当它失去了必然性之后，那就成为不现实的不合理的了。当时的普鲁士王国就是已经丧失了必然性的，尽管它还存在着，但它迟早是要被消灭掉的。那么为什么它“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呢？这只能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因为当时的德国的被统治阶级，尤其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还非常软弱，非常不中用的缘故，他们不能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去推翻那已失去必然性的普鲁士王国，。但是必须指出来的，这种对普鲁士王国的解释，并不是黑格尔自己作出的解释，而是恩格斯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必然推论出来的。
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的辩证法的因素。按照黑格尔的原理，既然不是任何存在着的东西都是现实的，而只有那具有必然性的合乎规律的东西才是现实的，那么当一件事物、一种政治制度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必然性时，它也就不再是现实的，因而也就不再是合理的了。这样看来，黑格尔的这一原理本身就具有革命的辩证法的因素。所以恩格斯说：“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相反，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事物的现实性、必然性也是在变化着的。于是恩格斯举了罗马共和国和法国君主政体的两个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恩格斯指出：“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有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合理的，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恩格斯在分析了黑格尔的命题后，深刻指出，“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把恩格斯的这段话和这之前的话联系起来考察，就说明了新社会代替旧社会是合理的，事物是向前发展的，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
基于以上分析，恩格斯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一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为什么呢？因为黑格尔原来的论题告诉我们；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因而也是应当继续存在下去的；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却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发展的，没有什么永远是必然的、永远是现实的东西，因此，凡是现实的东西都不能永恒不变化地存在下去，它们迟早总是要灭亡的；“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凡是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事物为什么会转化呢？就在于“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这就说明了现实性之所以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于凡是现实的东西由于其内在的矛盾性，一开始就在肯定中包含了它的否定因素（现实性之潜在），随着否定因素的增长，条件的逐渐具备成熟，那潜在的现实性或肯定中的否定因素最终将代替非现实性，变为现实性。用这个辩证法思想去看待普鲁士王国必然得出它也是要灭亡的结论。
以上可见，黑格尔哲学的革命因素，正是在于他的辩证法思想，可是黑格尔本人从未这样正确地作出这个革命结论，但只是在恩格斯的发掘下，我们才对隐藏在黑格尔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的辩证法思想看得更清楚，于是恩格斯得出结论：“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从以上恩格斯对黑格尔这一命题的分析中，恩格斯实际上论述了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世界上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都处于生存和灭亡的不断变化发展中，这种辩证的发展观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是暂时的、变动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辩证法认为，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恩格斯对黑格尔这一哲学命题的分析，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不能把任何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的现实性（即合理性）绝对化、凝固化，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要把这种现实性看成是相对的变化的，它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将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而变化，原来是现实的会逐步失去它的必然性，而成为不现实的。同样，尽管资本主义今天还存在于世界上，但是它们都是不合理的，不具有现实性，终究要灭亡的；而社会主义才是代表必然性的正在发展中的新事物，才是合理的现实的。尽管今天在许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甚至有的地方出现暂时的倒退现象，但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规律是不会改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将在全面改革开放中不断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
黑格尔的哲学是为当时普鲁士王国作辩护的，但是这个命题的意思并不是说德国当时现存的一切都是无条件现实的、合理的。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是无条件现实的。”这句话是说，在黑格尔看来，现实和现存不是一回事，现存的不一定都是现实的。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必须认识和区别什么是真正现实的，在庸人的生活中，一切都是现实的，但在现实世界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区别……”。（引自《哲学笔记》9287）如，黑格尔曾把普鲁士政府当时所实行的“某种税制”就看作是不现实的、不合理的。这样，恩格斯的分析告诉我们，黑格尔这一命题原意不是说，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是无条件是现实的，合理的。
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合理的呢？按照黑格尔看来，只有那些带有必然性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合理的。黑格尔在解释什么是现实的时候指出：“存在还不是现实的”，“现实在自己的发展中表明自己是必然性。”（引自《哲学笔记》139~140）这句话是说，世界上各种现存的事物，并不是都是现实的，只有那些在今天说来，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的产物，才具有现实的意义，因而才是合理的。所以恩格斯说，“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是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正因为现实的指合乎规律的具有必然性，所以才能说，“凡是现实的就一定是合理的”，因而它也就能够一天天地发展壮大起来；而任何不合理的事物（丧失了必然性）即因其不合理，便不得认作现实，因而也就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最终会被消灭掉。所以，对黑格尔的这一命题不能作简单的理解，不能把黑格尔的这一命题，简单地理解为：凡是现存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不存在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凡是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在存在着的，凡是不合理的东西现在都是不存在的。根据黑格尔的这一观点，黑格尔对待普鲁士王国的态度也就持有保留的态度，“所以他决不承认政府的任何措施……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于是恩格斯引导我们怎样去看待当时的普鲁士王国。当普鲁士王国还没有失去必然性之前，当然是现实的合理的，即“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但当它失去了必然性之后，那就成为不现实的不合理的了。当时的普鲁士王国就是已经丧失了必然性的，尽管它还存在着，但它迟早是要被消灭掉的。那么为什么它“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呢？这只能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因为当时的德国的被统治阶级，尤其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还非常软弱，非常不中用的缘故，他们不能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去推翻那已失去必然性的普鲁士王国，。但是必须指出来的，这种对普鲁士王国的解释，并不是黑格尔自己作出的解释，而是恩格斯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必然推论出来的。
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的辩证法的因素。按照黑格尔的原理，既然不是任何存在着的东西都是现实的，而只有那具有必然性的合乎规律的东西才是现实的，那么当一件事物、一种政治制度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必然性时，它也就不再是现实的，因而也就不再是合理的了。这样看来，黑格尔的这一原理本身就具有革命的辩证法的因素。所以恩格斯说：“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相反，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事物的现实性、必然性也是在变化着的。于是恩格斯举了罗马共和国和法国君主政体的两个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恩格斯指出：“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有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合理的，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恩格斯在分析了黑格尔的命题后，深刻指出，“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把恩格斯的这段话和这之前的话联系起来考察，就说明了新社会代替旧社会是合理的，事物是向前发展的，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
基于以上分析，恩格斯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一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为什么呢？因为黑格尔原来的论题告诉我们；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因而也是应当继续存在下去的；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却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发展的，没有什么永远是必然的、永远是现实的东西，因此，凡是现实的东西都不能永恒不变化地存在下去，它们迟早总是要灭亡的；“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凡是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事物为什么会转化呢？就在于“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这就说明了现实性之所以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于凡是现实的东西由于其内在的矛盾性，一开始就在肯定中包含了它的否定因素（现实性之潜在），随着否定因素的增长，条件的逐渐具备成熟，那潜在的现实性或肯定中的否定因素最终将代替非现实性，变为现实性。用这个辩证法思想去看待普鲁士王国必然得出它也是要灭亡的结论。
以上可见，黑格尔哲学的革命因素，正是在于他的辩证法思想，可是黑格尔本人从未这样正确地作出这个革命结论，但只是在恩格斯的发掘下，我们才对隐藏在黑格尔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的辩证法思想看得更清楚，于是恩格斯得出结论：“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从以上恩格斯对黑格尔这一命题的分析中，恩格斯实际上论述了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世界上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都处于生存和灭亡的不断变化发展中，这种辩证的发展观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是暂时的、变动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辩证法认为，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恩格斯对黑格尔这一哲学命题的分析，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不能把任何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的现实性（即合理性）绝对化、凝固化，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要把这种现实性看成是相对的变化的，它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将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而变化，原来是现实的会逐步失去它的必然性，而成为不现实的。同样，尽管资本主义今天还存在于世界上，但是它们都是不合理的，不具有现实性，终究要灭亡的；而社会主义才是代表必然性的正在发展中的新事物，才是合理的现实的。尽管今天在许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甚至有的地方出现暂时的倒退现象，但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规律是不会改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将在全面改革开放中不断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