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三圣评
钟张二王非王霸之降
梁武帝观钟繇书十二意评
刘融斋论右军
中州吴地
兰亭小过
谢道蕴
晋字
道释亦成书道心源乃有四变
南朝不可轻视
宋齐梁陈书家评
瘗鹤文殊至可宝
刘钟庾开品学
诗品作书论解
智永
卷三
北魏北齐隋代
魏碑优劣辨
广艺舟双楫碑评评
郑道昭
北齐书法
释道尚变
北齐以南书为利器
南北书不同而同
安道壹
写经
汉魏、钟王、佛、禅四派论
隋主奉佛
隋书之趋
龙藏寺碑
陈思王庙碑
卷四
唐五代
唐书五变
唐为魏晋之继者
卑唐辨
尊唐
唐以书判试选人
李唐五季武将善书者
撰书俱绝四种
太宗温泉铭
欧褚遒劲之笔
虞永兴之道
永兴书迹评
欧体近墨
欧为广大教化主
欧碑评
小欧异致
褚河南雁塔圣教序
伊阙佛龛碑
陆柬之
薛少保信行法师碑
孙虔礼
北海胆大心未小
武则天
唐玄宗
唐代隶书
李阳冰
虚舟子轻颠素辨
草圣之为圣
怀素
徐季海
朱伯原推尊颜鲁公辨
鲁公书迹评
鲁公祭侄稿
张从申茅山玄静碑
刚柔之道
颜柳
柳氏善用严法
怀浚草圣亦书蕉叶
司空表圣诗品
晚唐五代风气
杨少师为古今书运关键
杨少师心疾
杨少师书迹评
卷五
两宋
以政事窥宋之书道
宋人王霸杂用
穷理尽性以至於命
两宋篆书
林和靖
李西台
蔡君谟书名
苏黄米蔡辨
君谟书迹评
蔡君谟自重其书
荆公书法
作述之辨
金人最崇子瞻
发纤穠於简古
山谷禅书俱进
宜州家乘
青原山石刻
苏黄文书合一
米老结习
米元章善写者不鉴
黄长睿论书贬米氏
薛绍彭
徽宗
宣和书学之制
蔡京蔡卞
蔡绦著书
思陵
吴傅朋
放翁
石湖
元晦
樗寮
魏鹤山
南宋渐归澹泊
持重之体
宋元禅师书
卷六
元代
元人以唐矫宋
芝草无根醴泉无源
子昂天机
赵子昂书迹评
赵孟頫失节
吾丘衍
鲜于伯机
邓巴西
康里子山
张伯雨
柯九思
懒瓒
铁崖
元书三大派
溥光作草
吾乡诸儒论书
西湖为天下艺文渊薮
卷七
明代
明书颓怪之势
明人迁怒於宋人
明人尚气
道魔辨
宋仲温急就章
李西涯
陈白沙
王阳明
祝希哲
衡山先生
唐六如
王雅宜
丰道生
陈道复
徐青藤
董香光跻正闲邪之功
邢子愿
理学诸儒书
诗文诸儒书
张瑞图
陈眉公
赵寒山
憨山德清
倪鸿宝
黄石斋
傅青主
王觉斯
八大山人
卷八
清代
清代书法大势
清初隶书三家
清帝胄书
康熙四家
王虚舟
金冬心
翁刘梁王四家评
方姚桐城书学
钱南园
钱十兰
完白未谷汀洲三家分隶评
康南海论邓完白
清代无草书论
清人以朴学为道术
常州诸儒书
陈曼生
阮芸台
何蝯叟
包慎伯
包慎伯书论之疵
包氏执笔法
吴让之
赵撝叔
曾湘乡
左季高
莫郘亭
张廷济
张廉卿
杨见山
杨濠叟
吴清卿
吴昌硕
杨惺吾
翁松禅
罗雪堂
清道人曾农髯
沈寐叟
郑孝胥
康长素
士气为上
语石近史部
卷九
民国
近世书学二欧者
朽道人
姚茫父
弘一大师
马湛翁
谢无量
王蘧常
来楚生
沈尹墨白蕉
潘伯鹰
张宗祥
齐白石
黄宾虹
徐生翁
胡小石
于右任
卷十
东瀛
日本书道
诸代书风变迁
圣德太子
圣武天皇
光明皇后
孝谦女帝
最澄
空海
橘逸势
嵯峨天皇
藤原敏行
圆珍
小野道风
藤原行成
藤原佐理
日本写经
西行俊成二家
后醍醐天皇
尊圆亲王
日莲
俊芿
虎关师炼
梦窓疎石
镰仓诸禅师书
一休宗纯
黄檗山书派
松尾芭蕉
白隐慧鹤
慈云尊者
良宽
幕末三笔
明治世废汉字议
中林梧竹
日下部鸣鹤
明治书坛新异诸家
湖南铁斋二氏
假名书统评
昭和人心淆乱
日比野五凤
卷十一
东国
东国独胜事
三国时代书迹评
新罗一统时代书迹评
书圣金生
高丽时代书学
集唐太宗字碑
杏村李喦
朝鲜时代书学
安平大君李瑢
韩石峯
草圣孤山
秋史金正喜
卷十二
杂论
末法人根器不降
随所宜而不出所位
无用之用
古人喜援禽兽譬书道
今日书道不振之由
书史轩渠之事
书学杂言
觳经堂（抱朴子的博客）
【殷周秦汉三国】
三代书迹略述
古人以夏岣嵝碑为书迹鼻祖。吾尝於会稽禹庙观其翻刻之石，不能古於殷商西周也。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一有云，“夏岣嵝碑，旧著录皆以袖然称首。金石萃编最会众说，疑似传疑，近人久置之不论。观其文字，虽转摹失真，实有所本。周末金文，有为鸟虫书所从出者，即与此相近。奇觚室吉金文述所录熊氏、陆氏两钟，尤为形似，此类宋人名之蛟篆，与此碑幷定为夏时物，盖亦知其时地相同也。唐李绰尚书故实，尚书省有古钟，紫金文鸟篆，记禹功者，与宋人说合。或此碑祖石，时已流传，是以相承说为夏器耳。今以诸器欵识考之，多属南方楚越等国，近年寿州大出楚器，鸟虫书尤多，以时地互证，此碑即楚时之刻石也。”柯氏谓岣嵝碑为东周楚地刻石，实为通恕之说。究其源委，最古亦不过在西周东周之间，古人传为夏器，非是也。今世考古极兴，掘墓穿地，深凿泉壤，皆正名以学术，专崇智数，其所知自有犹怀敬畏之古人所不能及者。最古之文字，世推大汶口之陶纹。然亦在萌蘖耳，何足以论字学。夏时之物亦罕觏。尤古者殷周之吉金铭文及殷墟卜辞也。吉金甚少而甲骨极夥。其时字学差备，象形、会意、形声、假借诸法俱用，可於卜辞观之。书学亦随之而兴。殷商吉金浑古高华，瓌绝朴茂，后世西周鼎文对之，往往失色。而卜辞简约瘦瘠，神清而形薄，自不能如吉金之浑茫。如母戊方鼎铭文等，即其时之杰作。周本蕞尔小邦，为殷属国。彼时殷之文明，冠於天下，风化四裔。周之文教承殷而自具变化，如商重卜占，而周研易数，愈为精密，文字亦然。武王灭商立周之后，文字尚存胜朝矩矱。其字体固有别於殷，而气息甚近，皆瓌奇浑茫。此与尚书武王受箕子鸿范九畴同。（周之字体亦有异於殷契，今人又别为商系、周系者。）西周中期，书体趋於端平庄凝，礼乐气象，自是周代郁郁乎文哉，自然呈露。恭王时之墙盘器铭，威仪温栗中，饶有蕴藉，最能怡情。西周季世，厉王以降，迄於春秋，书体渐变，由庄缜入疏奇，由文质彬彬入於跳踉怪放。此亦与礼崩乐坏之世运相当。如幽王时之周[女员]敦器铭，宣王时之虢季子白盘，厉王时之散氏盘，皆能覩此变异。此风入东周愈炽。各国文字，亦往往作割据之势，自辟蹊径。秦在西周故地，文字守宗周矩矱，尤以石鼓闻名。后又变为小篆，为斯篆之导源。石鼓、斯篆，皆与西周中期之吉金理脉贯通。此秦气象弘正处。其能灭六国，兴一统，非仅恃於霸力权谋者，亦可於此窥之。鲁齐东方诸国，自导源於周公、尚父，然地域濒海，文字亦异。鲁国文字，即汉世之所谓孔壁中古文，如许叔重说文解字中所录之古文，汉季三体石经之古文，大体皆鲁地春秋时之字体也。秦鲁虽异，大体端正，承礼乐气象，惟秦尚浑圆多古致，鲁多廉稜有新意耳。秦鲁之间中原诸国文字，亦游离二国之间。如出於河北平山县之中山壶器铭，为战国时物，字体有近於秦篆，而书风有近於鲁之古文。惟楚国最奇谲，其书体往往有楚地尚巫之风，不可方物。近世出土战国之器尤多，如曾侯乙编钟铭，修长奇异，其他诞放之体殊众。楚简出土亦多，观之尤可知楚地风俗之异。然其简牍书法，独有绝诣，亦非中原所能有。彼时诸子百家，各逞学术，或幽微深邃，或雄直爽利，或中正宽博，或谲奇权变，史所未有。其时书法，必有受此激荡熔铸者。观楚简，尤可想见其时楚国之精魄风气。秦灭战国诸雄，书同文，车同轨，然各国遗风犹在，迄於西汉犹未绝。故论西汉之书者，又不得不索诸战国也。三代书迹大致如是，其幽微处盖非后世人所得尽窥。实则殷商书迹，曷尝无变化，惟器物未繁，无能考辨耳。近人亦有强自立说者，尚未敢信也。
殷契营魄抱一无离
孙仲容古籀余论后序自谓恒耽玩篆艺，寀校奇字，每覃思竟日，辄万虑俱忘，眇思独契，如对古人。愚半年来，闭键撰书史，颇多是感。此心志凝定之境耳，尚不足以窥大朴太素。观殷周之迹，非晋唐可比，使不能刊落纷华，收摄精元，忘来时路，则其於殷周之迹，必不能神契也。而殷商之书，又淳古於姬周，犹黄帝之师，尚有赤松子诸仙人。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此真殷墟甲骨及殷器金文之形容也。观彼时吉金铭文，往往有载营魄抱一无离之感。镌文於甲骨，亦每觉如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道德经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观殷契之清简素朴，实可想见其时淑气，乃为老聃所追慕者。盖闷闷之中，其意醇醇，是以其书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曜。周武革命，吉金之文渐成新式，乃已逊其闷闷醇醇之意，如散氏盘、宗周钟，光而有曜，周公簋，廉而有节，降至东周，秦地之书，如石鼓以下，直而愈肆，楚地之书，如王子午鼎器铭，方而愈割，诘屈奇诡，以就繁缛，殷周之际浑沌之神，至此则大散矣。岂仅礼崩乐坏而已。虽然，西周吉金，不失大雅。小戴礼礼运所谓大积焉而不苑，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动而不相害，此顺之至者，适以为西周金文之形容。世之读老庄者，使其盘桓殷契吉金之间，当能愈会其神意。殷周古文，讵惟有裨於考据而已哉。
书道亦有会意假借二义
性理崇程朱，朴学尊许郑，皆情挚而互有诋讦，曷尝非五十步笑百步之例。乾嘉诸儒治小学，膜拜许叔重说文解字，迄於章太炎，犹如是也。章氏至斥甲骨为赝，而固守说文之故辙。此与末世迂儒口必称程朱不识时义何以异。子曰，毋必，毋意，毋固，毋我。吾固知性理、朴学之风，皆有悖乎圣人之教存焉，乐其教者不可不慎也。盖自殷墟甲骨之学大兴，许氏说文之缪愈显。甲骨形体，为文字源委，审其源委，自可判其字为六法之何种。如说文云，监，临下了，从卧，[血焰去火]省声。然甲骨监字，为象人临盛水之皿俯视之形。上世以水为鉴。纯为会意字。许氏言其从卧，[血焰去火]省声，为形声法，缪矣。如此类极夥。故甲骨功於小学考据极巨，为今世之显学。究其发明六法独深切处，莫若会意、假借。会意者，因形体而知其意旨，假借者，以音同而假借异字，前者由形而求意，后者因音而得其义。此实为字学两大宗，较象形之朴古，形声之后起愈重矣。窃谓书道亦有会意、假借二义，前人罕有道及。此二义为远祖肇文之际心识之遗变，字学既备，而转潜於书法。观其表徵，似无关系，究其心识，实有相连。会意者，会天人之意也。书道特重神意，意在笔先，为根本命髓所在。晋人尚神韵，莫非其意趣所之，为后世尊奉为极则。晋人尚天人之气韵，盛唐渐转尚天地之气象，故唐之意已异於晋，宋人山水画陵迈隋唐而变，故宋之意又异於唐，其书法亦大异矣。究其源委，心识之异，即意之异也。假借者，假借简化异形以表字，非同於六法假借之多以假异字以表音也。然形虽简化，几同肇创，而音不变，亦合乎假借为同声依托之理。书体由籀篆入隶，假借也，由隶入草，草体之渐熟於东晋，尤为假借也。其狂草之体，兴於盛唐，则纯亦为会意，已不复能以假借笼罩矣。张颠睹公主与担夫争道，得悟笔法，岂非为会意耶。此与上古观物理而肇会意之字，其用有殊，而其神理则若一。假借之义，关系书史甚巨。草体简化，大异於本字，不可以其他五法绳之，惟可推之假借耳。日人创假名，其形根於汉字，亦假借，而以表音，亦同於上古之用。书家作简易之体，以假借而合於会意，钟王一脉，遂为书道之正统。今日书道之变，亦於此二端求其极致耳。故窃谓书道亦有会意、假借二义，知此则可语於书法大体之变通矣。或讥余说有傅会之嫌，余初亦有斯感，深思之后，则非是。确有中理者。字学书法，岂真有二哉。
籀文非书体名
世以周宣王太史史籀为籀文之祖，作史籀十五篇。近儒疑之。罗雪堂殷商贞卜文字考云，“史籀一篇，亦犹仓颉、爰历、凡将、急就等篇，取当世用字，编纂章句，以便诵习。”昔人作字书者，其首句盖云太史籀书，以目下文，后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名其篇，而非为史籀所作。王静安观堂集林史籀篇疏证序辨析愈精，乃疑史籀非人名，史籀一书，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而不行於东方诸国，其为周秦间西土之文字，故齐鲁间文字作法体势殊异。其说甚是。齐鲁间文字作法之异於周秦，近世出土古器铭文多有证实之。清儒郑子尹作汗简笺正，以为郭忠恕汗简所录古文，或不合於籀篆，或不合於说文六书，多好奇之辈影附诡托，务为僻怪，郭氏亦往往自我作古，变易形体以就己律，不必其出处有然。然近世战国古器出土甚多，其铭文形体往往与汗简同。子尹之论缪矣。盖前人素以籀文为书体，以籀篆为东周文字之准绳，汗简不合其形体，即目其为赝伪，失之多矣。清儒之疑古，多有是病。观堂集林又有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有云，“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为近。自秦灭六国，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刬灭。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实矣。”真可谓发二千年之覆也。以今世之所获之资料言之，殷有古文，可以殷墟甲骨为典刑。其后有西周古文，中叶愈醇密，可以散氏盘铭为准则，乃大篆之体。东周而后，秦地有籀书，由籀而作篆，东方齐鲁，南方之楚，承西周古文，皆各有变化，后世汉人号孔壁书为古文，然幷不早於籀篆，非殷周之古文也。故今人论书，东周分秦、楚、齐鲁、三晋诸系，覼缕愈细矣。（可参今人丛文俊春秋战国金文书法综论。）犹论学者，如蒙文通氏经学抉原，喜分鲁、齐、晋、楚诸学，而析其奥秘，常有豁蒙祛滞之感。惟籀书之名，由来已久。张怀瓘书断言籀文与古文、大篆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其迹有石鼓文存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则怀瓘以籀文为书体，且以籀、篆为大篆之子孙。王静安史籀篇疏证序业已驳之，有云，“史篇文字，就其见於许书者观之，固有与殷周间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推其体势，实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与篆文极近。”其后又云，“其可得而断定者又有三事。一、籀文非书体之名，世莫不以古、籀、篆为三体，谓籀文变古文，篆文又变籀文。不知自其变者观之，则文字殆无往而不变，故一卷之书而前后异文，一人之作而器盖殊字。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文字之形与势皆以渐变，凡既有文字之国，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者。许君谓史籀、大篆与古文或异，则固有不异者。且所谓异者，亦由后人观之，在作书时亦只用当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无所谓创作及增省也。”所论极有理致，发人深省。怀瓘谓石鼓文为籀书，实则宜称之为大篆之秦化也。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之说，尤能警策。书断之言史籀之造大篆、籀书，李斯之作秦篆，仙人王次仲之作八分，程邈之造隶书，皆未足徴信，怀瓘且已有疑之矣。窃谓自其变者、不变者观之云云，乃学子瞻前赤壁赋。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文字殆无往而不变。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是所谓固有不异者。静安之论籀篆，特为弘达，非治书者所能为。论书者不可不知之矣。（作此篇毕，得览今人丛文俊籀文考一篇，亦尝引王静安之说，维持旧说，以史籀为西周宣王时史官，尝作籀文。盖亦斟酌之说。罗王二氏史籀乃爰历、急就之流之说，固为理推，未为实物证明。然其理甚能服人。如章草者，以急就篇而盛行於世，所谓籀文者，亦能以史籀篇而通行之也。静安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之说，确为不易。使史籀真有其人，籀书亦非其所能创。矧籀书本无定形，不宜视为书体也。使籀书为周宣王时所创，其去散氏盘应未远，然视其形，愈近乎秦篆，不类西周古文。观堂集林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一篇，颇可证秦篆出於籀书。籀书东周秦地之字，大篆之流变，宜为李斯辈所取。观陈直氏读金日札所附秦商鞅量铭、秦右庶长歜封邑陶券，有极类斯篆者，亦有如石鼓文者，盖即籀书之流。故静安之说，吾是之也。）
郭店楚简之密
楞严经卷五憍陈那五比丘自述我于音声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音声为上。优波尼沙陀自述从色相得阿罗汉果。妙音妙色密圆，而颇与密乘同理。密教依身语意三密修行，持密圆神咒，立秘密曼荼罗，神咒近乎音声之道，曼荼罗近乎妙色之相。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云，“谓每一一字，即体是诸佛菩萨身心故。真言中字，法尔诸佛不思议力加持故，法性如是故，徧有神用。如此方言语足一，唯急急如律令等语，咒火不烧，咒水不溺。”妙音妙色，诚天地之奥窔所在。依佛意，一切悉有密意，音色之道，转而能通佛意。先圣礼乐之道，礼近乎妙色，乐近乎音声，音者生於人心，乐者通乎伦理，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者相亲，异者相敬，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乐乃情之不可变者，礼乃理之不可易者，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则礼乐之道，亦皆有密法，而管乎身语意三密瑜珈也。吾习佛时，尝於一日中，忽闻孺童呼其父，其音绝有密意。春游灵峰寺忽听园池蟾蜍之鸣，其音亦绝有密意。书斋中忽览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其相亦绝有密意也。颇能悟佛义圣学之蕴蓄。盖孺童、蟾蜍之声，发之天然，而楚简乃真若有诸圣先贤神力加持者，即体是诸圣先贤身心，观之悚然，感其力也。郭店楚简五行篇，儒家之学，此墓有儒家十四篇，道家二篇，皆战国时物。其书圆密灵转，笔意遒逸，无西周中原金石之浑严庄肃，而有楚地之飘游如神，往往得鸢飞鱼跃之姿，活然触目。春秋战国各国之书，尤以楚书最具玄奥之意，如王子午鼎器铭、王孙遗者钟铭，几为道教符籙之先导矣。道教本发源於南方，蜀楚之地，为其胎息所在。符者屈曲作篆籀及星雷之文，籙者素书记诸天曹官属吏佐之名，其皆道教秘文，而来源隐昧。溯道教之先声，巫术、图谶、黄老、神仙之说也，而多於楚地最盛，其承取楚篆之形，用诸符籙，盖亦自然。彼时修道者，自亦能感其文形之密意，有通乎天人者。巫、符虽无足语与大乘之高明，其理固有相近者也。（近世大儒钱宾四先生，晚年撰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其略论中国科学一篇，至引辰州符，念咒焚符，使死者随其步行。其有云，“此事极神秘，但非人文要道，中国人乃亦置不深究。但论其始，必有人先通此术，乃以传人。其如何得通此术，倘详述经过，亦一绝大科学问题，不得谓之乃神怪。”钱先生信辰州符，儒者所鲜有，自其晚年通达处。吾於乡闻亦睹闻巫法灵验神通事甚多。符籙之学，不可徒以神怪蔑之也。象山先生语录有云，“子不语怪力乱神。只是不语，非谓无也。若力与乱分明是有，神怪岂独无之。”愚意同然。可参钱氏默存管锥篇一五七则，辨析甚精。）是以古人恒言仓颉造字，鬼神哭，天雨粟，而甚信之而祠焉。盖古文之密意，关乎天人鬼神之间，其於楚国竹简，犹能窥其神秘。其后世道更替，隶体盛行，人於此意，所知愈少，是故往往非笑古说，以为神话为诞妄尔。吾覩楚简，犹欲哭也。玄古之际，神魂血气，岂非特壮於今。颉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文字之肇，岂非揭天人之奥藏，一如佛之说法，岂只振动寰宇而已。此吾观郭店楚简甚有悟者。日本池上本门寺藏镰仓时代高僧日莲真笔十界大曼荼罗本尊，亦极类符籙，惟其所书法华经诸佛名耳。且梵藏经藏字母，往往形亦如古篆。孰谓其完无相近处。佛密、符籙、楚简，其之有相通，无待言矣。
秦斯篆评
清王澍虚舟题跋篆书谦卦家人卦有云，“伊川云，作字须用敬。篆律尤严，毫发有忽，全体俱废，知此义者可以语学矣。一准小篆，变化自生，至於参差俯仰，一中矩度，斯亦可为守礼自得者之一方也。圆润和明，仁也。中规合矩，礼也。布分整饬，义也。变动不居，知也。准律有恒，信也。五德具备，举而措之，无施不当矣。不止一身一家之治矣。由此而悟书法，行楷草章，直如驰骤康庄耳。”所述小篆五德，殊为精辟。李斯为法家，然曷尝不具此体要。盖古人精气，往往敬严自律，内养甚充，外施诸用，惟内养外施之道各异耳。其理则一。读墨子，其说异於儒，然曷尝无类此仁礼义知信之理。故虚舟之论，不专为儒家发也。唐张怀瓘书断以易离之六二黄离元吉，得中道也，赞斯篆之造极。盖以儒经之中道，许李斯之书法。李斯倡焚书坑儒之策，为后世儒者所斥。然平情观之，其辅弼秦主所成之政体，开二千余年儒统，所拓之疆域，定华夏恒久之格局，所立同文同轨之制，为后王所袭传，函夏文教学术之昌懋不淆，莫非书同文之制所遗者。故斯篆亦得黄离之中道，於书法中，亦可窥秦朝气象，有类於中道者。世人徒以霸术目之，非入髓之见也。怀瓘论书，确有真知。书断赞斯篆曰，“李君创法，神虑精微。铁为肢体，虬为骖騑。江海淼漫，山岳巍巍，长风万里，鸾凤于飞。”其书精猛遒健处，怀瓘发明之。此虚舟题跋所未备者。圆润和明四字，尚不足以尽其微旨。唐李少温，於精遒处有邃造焉，所以有大成。清儒作篆者甚夥，而多为圆润和明所囿，所以不能入古人室奥。邓顽伯、赵撝叔不欲为圆润和明所囿，而失之率野也。惟书断谓小篆由李斯草创，则谬矣。盖战国时西秦已有此体，观其时之铭刻，可以知之。李斯天才，挟天地壮观，入於毫端，所书峄、泰、琅琊、之罘、会稽诸刻，名垂宇宙，非他人能办。诸刻之文，录于严可均辑全秦文中。观其辞气，亦可与其书之得中道者相融通，俱可明秦朝气象之弘大，岂六国可与比。盖无此气象，中华不复为中华，后儒纯以义理绳之蔑之，自有大义在焉，关系风教，然终未为尽允。使李斯无诸石传世，亦无以想见其人神采矣。书道之有裨於史论，此亦一端也。
云梦睡虎地秦简
夫李斯之篆，得庙堂之气为多。云梦秦简，风俗之气兼胜。云梦秦简，乃秦昭襄王五一年之物，先嬴政一统三十余年。其简所涉文籍，有为吏之道、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编年记、文书等，皆为政书，殊能见秦地方政治之大体。其书体尤可玩味。楚地战国竹简之奇谲，至此已歇，云梦秦简以小篆行文，大体端明，然犹藏楚简奥意，观之乃有与包山、望山楚简一脉相承者。楚地之风俗，不能脱尽也。秦简尤奇者，乃篆笔中隶法已见，有与汉简极相类者。观此而知，隶书萌蘖，在战国晚期，而非秦一统后。竹简狭长，便於书写故，篆体渐成隶法，其一也。秦篆与楚简融合，自成一格。隶意者，实亦战国诸国文化之遗意所在。秦篆与诸国风俗相融，其国遗意犹在，乃使篆体亦变，如云梦秦简，有近乎后世之所谓隶者。其二也。大凡隶书之肇，不脱此二端。篆体尚长，而隶书尚平，诸国之书，如楚简尚平褊宽博，吾是以有斯议。故知隶者肇创，亦天下融和之大势所蕴造，非徒为省略便利而已。观罗雪堂所刊秦金石刻辞，如甲兵虎符、廿六年诏小权等，尚能见秦篆之大体，然已略露瘠俭之相，其神采已不及楚简，韵度大衰，其距西周吉金，不能以道里计。（见丛书集成三编。）故知秦书求高华如斯篆、云梦简者，亦不可多。此衰直至西汉，汉武、王莽之间，始渐茂丰。及至后汉，方一时极盛矣。
西汉书法
西汉书法，战国季世、秦朝之遗响尔。马王堆帛书，楚简、秦简之余脉也。刻画金文，周秦器铭之余脉也。盖周代数百载之积蕴，而有散氏盘。秦自庄公以迄嬴政亦数百载，而有峄山诸碑。其气象之弘雅浑整，由来已久。西汉立朝，一时君臣，多出於草泽，非诸侯世家之后。其初年格局未弘，惟惨淡经营，休养生息，美之曰黄老治道而已。其气象至武、宣始为一振。故观西汉金文，殊少庙堂气，有局促狭伧之态，较之周秦重器，不啻为家鸡野鹜耳。武、宣以降，气度稍宽博。新莽篡汉，事事摹古，观新莽量金文，气脉恢张，绝有神采，已启后汉袁敞诸篆碑及三国天发神谶诸石。故论汉代之书法，高祖以迄武、宣，不过为东周秦朝之遗绪。其甚有变化者，如隶法渐盛，笔含篆隶之风浸多而已。西汉季世以迄新莽，格局方弘，气象始裕，初年寒俭之习略尽。东汉立朝之后，嗣此脉络。至中叶晚期，书学极盛，汉碑大出，风气雅正遒逸，隶草之体亦滋焉，超宕灵运，函夏书道，至此腾越为显学矣。此与汉之儒学，振自武帝，烂熟於东汉之季，汉人之风节清议，振自汲黯、儿宽诸贤，而极茂於汉季党锢时士风同也。此积蕴之所至，非人力所可强致者。西汉书法，尤属开辟风气者，莫若隶书之兴。然其初叶，篆隶之法，往往揉合用之，殊多奇姿。近世篆印尝有取之，独有光曜。隶法纯然，恐还在新莽之后，至后汉中叶始极备也。故西汉书迹，未可与后汉比。推其极诣，帛书如马王堆，简书如神鸟传、诸汉简，金文如新莽量，其他所见甚寡，不能强求之矣。
汉武威仪礼简
当汉经术极昌时，简帛往往有六经，犹佛法隆兴时之写经。其书之气体每与其教义趣相契，书迹应心识而化，如影随形，合当如是。汉武威仪礼简，即其典范。汉碑石刻之体，除礼器、曹全、华山诸神品外，或严重有余，温润不足，或闳廓有之，失之质野，只能见汉人之一端，而无以洞悉其真体。碑刻中下之品，往往恂栗，近於瑟兮僩兮之意，其得礼意为多，得乐意为少。故论汉代之书，不可不兼取汉简。盖简牍帛书，每以温润宽裕胜，含素抱朴中，有从容不迫之境，不似碑刻入石之际，其真气难免为镌者所损，虽毫厘之间，亦已异矣。观仪礼简，气息醇和，形体密栗而舒，令人想见孔子闲居申申夭夭之意。如此者，愈与礼乐之道相契。三礼之学，吾素亲小戴礼、周礼，而疏仪礼，以其繁缛曲密，不若所亲者鸿文邃义，大有美观。自观武威仪礼简，忽悟曩日之偏。仪礼之经，诚有宽和疏朗若此简者，畴昔畏其繁缛，实有不察焉。加以时日，吾亦当亲乎仪礼矣。汉简之锡予者，莫若此也。
东汉三国碑评
三十三种
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巨制，隐於岩藓，千年后而遇南郑令晏袤，刻释文，复为苔侵，又数百年后再遇毕沅，始大露于世，盖亦奇矣。自古知音难遇多类此。此刻体硕字宽，古方濶大，如见西汉人，篆隷浑合，有神龙莫可测之状。杨守敬平碑记言其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之谓神品。窃谓神品则过，而不失逸格。盖其天姿如是，非后世之人力所可强致。此种天姿，自殷周一脉相承，秦汉以降渐漓，乃至东汉，将由天机而归于人意。开通褒斜道刻石，即此关键所在。惟尚多天机，有不可思议者。逮至乙瑛礼器诸碑出，人意醇粹，境界一新矣。石门颂刻于建和二年，晚于乙瑛礼器，然以地气之故，犹存天机。虽然，亦偏于人意，不复能与开通刻石相比类也。（右开通褒斜道刻石。永平六年刻。）
汉袁安、袁敞二碑，纯为小篆，如出一手。通婉畅润，疏密精匀，汉人之清和温柔，藉此以传焉。然已失李斯之高格，且逊王莽时人之英气，东汉篆体，将至於穷矣。二碑乃其徵兆也。（右汉袁安碑。永元四年立。袁敞碑，元初四年立。）
汉祀三公山碑篆体而隶意，吴天发神谶亦其流亚也。观其势融液屈折，渐已定形，圆婉藏遯，方正豁成，格力骏发，活然欲出。学草书者，探本於分隶二篆。刘融斋言，张长史得之古钟铭科斗篆。愚谓得之祀三公山诸碑，已能上乘。唐人北海行书入碑一路，实亦有祖述于祀三公山碑者。盖北海以行写楷，祀三公山以隶写篆，皆多变势，而合于天行，故甚相通也。（右祀三公山碑。元初四年立。）
后汉书儒林传帝问刘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吾观冀州从事冯君碑，甚可想其长者风范。此碑非汉碑杰特，而自有此汉儒质讷之风。（右冯君碑。汉安元年立。）
景君碑篆额如纫兰垂露，铁线舞裾。碑则安泰裕明，若有睿圣，犹陈澧言郑康成一辈汉儒已有程朱义理之湛明。其多存古篆之法，每每泻露，出入其间，若为康衢，颇有逢源之畅。而终以隶则为归，其游艺恣行，复守於庄正之涂。此犹相如子云之赋，驰骋而后，终归於讽谏正义。（右景君碑。汉安二年立。）
石门颂为今世人所盛推，至以为汉碑冠冕。愚未以为然。其声名之隆，非境界极高远之故，乃今世礼教灭裂，人多喜放肆浪宕，旨趣往往与石门颂相合，而不安于汉碑之法度笃纯者。石门颂为隶书之仙，体势瘦劲，绝有高华。褒斜道处中原、巴蜀交通之地，二地之文教风俗，共施润泽。石门颂者，赫然有蜀地之风。盖观其气质，溯之远古，更与三星堆相近，而非镐、洛之格度。其笔法则授于中国也。巴蜀为仙家之渊薮。建和二年，张道陵已百余龄，鹤鸣山气象已大。当彼之时，有飘逸雄放若石门颂出焉，亦曷足怪也。杨淮表记摩崖为石门胞弟，而荡迈胜之，如轼之有辙，子瞻自谓不及其秀杰汪洋。而石门颂导流浚川，维邦经野，体势疏廓，井然有致。时出宕逸，亦犹文王之嗜菖蒲，曾晳之癖羊枣，本为人情常态。贵之蔑之太过者，皆非中道也。（右石门颂。建和二年刻。杨淮表记。熹平二年刻。）
乙瑛碑体遒风舒，骨丰肉和，如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如黄叔度，其器深广，汪汪难量。其和逸之美，必德行之所化。其畅达之姿，必雅量之所施。其风味清玄，时有洒落，亦同汉季郭林宗辈，已启玄学清谈之风。（右乙瑛碑。永兴元年立。）
礼器碑为汉隶瘦劲通神之典刑，兼有整秀、宕逸、雅洁、灵敏之美。其与曹全、史晨、孔宙、韩仁诸碑，风猷相类，而逸骨胜之。尊之者推为第一，实为私意。汉碑弘廓尊严，亦不必斤斤乎月旦之次第。然晋唐以来，尤擅秀逸遒劲之格，则不可不称礼器泽化之深长。盖母以子贵，礼器之见重於后世，亦有以此者。以愚之私好，礼器不若华山乙瑛之全，汉碑弁冕之目，固不以为然也。（右礼器碑。永寿二年立。）
西岳华山碑篆额如五岳真形，有神异之色。碑则严严正体，庙陵衣冠之盛。其厚润处可以泽肺腑，其泰大处可以廓心胸，其严密处可以闲邪虚，其坦夷处可以化肌肤。真周孔圣学之法器，贤哲血脉之所及者也。朱竹垞许为汉隶第一品，兼方整、流丽、奇古之三美，信为不诬。然气体之全，何可析之为三，三美之说，密巧有之，则又不免支离於道体。盖汉碑奇古何尝不有方整流丽，流丽何尝不有方整奇古哉。故竹垞之说，实不若愚说之为无病。（右华山碑。延熹四年立。）
淮源庙碑亦立於桓帝隶书极盛之际，体虽扁平，神意极畅，笔法精密，势度逼人，观之如群星曜野，芒寒正色，不让礼器、华山诸石。惟浑朴之意微少尔。较之顺帝时所刻之冯君碑，最能见之。（右淮源庙碑。延熹六年立。）
封龙山碑果决爽直，一以贯之。真情逼露，觌面如书墨迹。意致高迈，矫捷有游龙之态。微有畸异，适成其趣。其生活灵动之机，汉碑之杰也。（右封龙山碑。延熹七年立。）
孔宙碑篆额如宫卫官仪，俨然可尊。凝定之气，宽裕之形，较他碑额之多纵质野，文矣。碑文初观之，淩波微步，流丽安稳，洵神仙中人，有缑山金华洞府中物态。先贤多以纵逸飞动，赞其天机。愚谓飞动之姿，特作狡狯而已。其本实甚朴茂，其质原来贞藏，以飞动评定者，未免枝末之过崇。想其德风，本是乙瑛庄正芳醇一脉，焉可以纵逸之格目之哉。（右孔宙碑。延熹七年立。）
汉鲜于璜碑篆额如塞隼振翮，胡戎创制，疾利而天势恢阔。碑则纯然苗裔，
醇曜谨厚，以锋铩新切，又生肃色，如寒松蔽日，类皆正物。（右鲜于璜碑。延熹八年立。）
二爨北碑方硬骏发之体，多可溯诸汉碑。张寿碑隐然已蓄其萌孽，元气混茫中，方峻之气，如巉岩挺胄，虽未尽使其锋棱强力，而气足以畏人。若谓石门杨淮，为汉隶霍去病飞将军，张寿则为周亚夫程不识。法度浑正，持汉人矩矱，篆意苞藏，如玉之润石。而其威严隐有细柳之肃，亦如霜剑悬室，此其特立之格也。（右张寿碑。建宁元年立。）
斯篆纳浑圆於瘦劲，礼器曹全史晨诸碑纳中正於瘦劲，二王化雄逸於瘦劲，欧虞褚薛融贞静於瘦劲，瘦劲一格，尤称正脉。然自颜鲁公苏子瞻以降，肥厚一格，渐夺其席，以迄清世刘石庵伊汀洲一派，最为昌炽。此又与函夏艺文古今之异不异。肥厚一脉，必溯之於衡方，为鲁公、汀洲之本。衡方之大体，古拙丰茂，望之神旺。晋唐人文质彬彬，了不为意，五季以降，质底渐漓，文为有余，故人皆望补质调文，援野药俗，故深有资取焉。肥厚一格之为独盛，盖以此也。（右衡方碑。建宁元年立。）
史晨前碑浏亮顿挫，极尺蠖舒伸之致。笔力细劲，欲放先敛，隋唐写手化厚为瘦，以细劲为式，或有取焉。其英华处曜晔有神，灵光炯炯，真过目难忘者也。史晨后碑壮健遒迈，与西岳、张迁血脉相类，而细致委曲处，自具别异之美。厚古中别有媚姿，后碑有之。（右史晨前后碑。建宁元年、二年刻。）
汉碑素以方整典厚、流丽奇古为宗，然主流之外，又有轻举澹秀之格，肥致碑即其典刑。其书体不以方整典厚为势，不以流丽奇古为美，笔意轻灵，而函古拙，结体扁平，而能自然。澹然不经意中，自具警秀。肥致碑述仙道事，其书适与文意合。境有心造，诚然。（右肥致碑。建宁二年立。）
夏承碑性真体博，苍古温然，眉目间皆有道之气，行履处莫非宽裕之风。慈善圆动，妙不可喻。乐广言名教中自有乐地。吾观夏承，可以无疑窦矣。（右夏承碑。建宁三年立。）
西狭颂篆额惠安西表四字如蛰虫枯崖，奇涩颓唐，而神气内藏，如枭之待鼠，虎之窥羊。碑则疏宕雄强，敛意清雅，以深稳为安，而奇气四溢，如山巨源入仕，为名教人物，犹不免竹林之任诞，量其龙性，终不可尽驯也。（右西狭颂。建宁四年立。）
庄子让王言原宪居环堵之室，子贡乘大马，轩车不容巷，往见之。原宪陈义矜贵，子贡逡巡有愧色。观孔彪碑如子贡轩车大马者，则不得入。既得入，非子贡之才，亦不得其愧也。盖孔彪碑洗尽繁华，不尚数度，清约自守，精微是尚，若视礼数荣华为无物，而以一心之贞静为归宿。曾子居卫，緼袍无表，手足胼胝，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孔彪之格，形小而神高，庶几类之。汉魏碑之有孔彪，犹诗之不惟有雅颂，诸国风自不可废。后世钟王隶楷，亦实有祖乎孔彪者。（右孔彪碑。建宁四年立。）
郙阁碑隐然香象之躯，有渡河截流之力。亦如梁楷之罗汉像，有心宽体胖气象。其敦然若石，据然若根，闷然若迷，沌然若失，乃真大人之德，耆宿之相也。用笔方正，结构质实，亦开后世佛经摩崖平正宽博之格。愚西泠寓公，常观清季弥陀寺石壁弥陀经摩崖，每恍然类其神脉。（右郙阁颂。建宁五年刻。）
鲁峻碑隶额如矜士临沂，也效舞雩，欲解衣盘礴，一洗庄束之累。碑则气雄格遒，不让西岳，不拘细行，又转有先进之姿。鲁峻治鲁诗颜氏春秋，世之治汉儒经学者，不可不一睹鲁峻石刻之仪则，汉儒精气神貌，庶几可以会通之。俗儒经生，卑枯无此神致，其所谓汉学，亦犹后世之赝刻也。（右鲁峻碑。熹平三年立。）
韩仁铭篆额端束平舒，有长者之风。碑则清劲秀逸，无尘俗气，诚如杨守敬之说。笔势韵致丰朗，尤所难及，愚尝张诸素壁，以启神智，经年觌面，尚觉生趣有余。壁上榻影，又有王书圣教序，与韩仁比邻，此愚之私好也。二王之逸致神韵，抑有本诸若韩仁者哉。（右韩仁铭。熹平四年立。）
曹全一派醇儒气象，惟事俎豆，何问军旅。体藏乎中，美施乎外，最如韩诗外传中情物气貌。阿谷之隧，有处子佩璜而浣者，礼正辞婉，圣贤嗟叹。或谓曹全如美人，惟以此方足以拟之。曹全体式，不以雄强古奥为尚，湔濯尘习，独露性真，亦马祖平常心一流。惟一无二。亦谭何容易。其所以能超绝千古，盖以此也。（右曹全碑。中平二年立。）
吾生平购碑本自蝯叟临张迁始，时尚龀龆，游东鲁亦尝获张迁原拓，雄伟开张，岂割裱本所能梦见。张迁篆额融液盘曲，天衣深垂，尤有古篆逶迤玄秘之妙。碑风著实深沈，不求秀逸之表，而自出其风神高致。孟子勿忘勿助之言，庶几近之。雄强处有台基之确，微妙处有弦歌之美，真万古长青之道也。（右张迁碑。中平三年立。）
袁博碑著实谨饰，法律整劲，其亦如程不识之治军，张巡之律卒，观之森峭可悚，久之亦蔼然为温，其化人如是。汉碑之化人多如此。以此而论，汉碑化人，钟王神人，魏碑夺人，隋初唐碑悟人，中唐碑律人，宋书乐人，元书悦人，明书娱人，明季大草骇人，清乾嘉间书愚人，碑学金石起人。（右袁博碑。王国维谓其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之后。）
魏受禅碑或出梁鹄，或出钟繇，古无定论。其承汉碑之朴茂深厚，不愧庙堂之制。气体矫然，英风腾立，确合开国之势态。然用笔已不似汉人之矜敛，骨法淩厉，有超陵而上之霸气。魏号为受禅，实为篡夺。其於书法，亦可度之也。（右魏受禅碑。曹魏黄初元年刻。）
魏人雄强之气，尤见孔羡碑，往往如闻斩金截玉之声。其质地犹厚，略遗古人之拙愚，而方整如军阵，已少前贤从容澹逸之意。而其骨力甚可畏。曹孟德赋诗碣石，气象弘大。一特尚刑名乖背中道之人，而具此气象，岂不可畏哉。（右孔羡碑。曹魏黄初元年刻。）
翁覃溪谓范式碑劲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顿挫节制，神采焕发，实高出汉末皇象、梁鹄诸家之上。非是。范式碑神采虽高，风华艳丽，而失之野质，乃后世二爨之鼻祖也。笔有古法，而意殊轻剽，较之受禅孔羡气度弘雅，已落下驷。惟其焕发处确能夺人心魂。覃溪不免为其所钩摄矣。（右范式碑。曹魏青龙三年刻。）
曹真碑道光二十三年出土时，碑中蜀贼之贼字等，即为凿去。后诸葛亮三字，亦凿去。甚可知人心犹在蜀汉。五丈原之泪今犹垂也。此碑结体严整，锋颖劲利，唐隶之祖也。气甚清切，略嫌寒薄，不可与吴国浑奥有古法比。中原书道风气已变，隶书格式，亦趋於清平，颓相已见。魏祚之不永，亦可略窥其消息。吴国石刻之浑奥，亦为东晋中兴於江南之徵兆也。（右曹真碑。曹魏时刻。）
吴谷朗碑隶真之间，平朴无华，而力甚刚劲，盘踞如铁。笔法甚与楼兰残帛书相类。或谓金冬心笔法出天发、禅国二碑，窃谓实更与谷朗相近。盖冬心於篆无深造，惟有取天发之锐笔、禅国之转势尔。（右谷朗碑。吴凤凰元年立。）
吴天发神谶碑蕴蓄古势，体构雄杰，已无汉人浑涵醇和之意，而气甚厚古如初。史谓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权有勾践之奇。观天发神谶碑，适可想其气类。此碑起方收锐，锋棱有威，岂非即孙吴之写照。自此碑出，可以陵迈中夏矣。（右天发神谶碑。吴天玺元年立。）
吴封禅国山碑，与天发神谶碑俱立於天玺元年，笔势圆转，而气甚浑劲，观之如置身雨粟鬼哭时，古意在天发上。天发方折峭逋，禅国圆浑奇朴，迹相反而神相成，映照成趣，吴国书学之深厚奇特，可以知矣。后世书家深厚奇特者，多出吴越之地，如唐之褚、张，宋之米、张，元之赵、杨，明之祝、倪，清之金、赵，诚有源流如此。（右封禅国山碑。吴天玺元年立。）
汉季草书之兴
后汉之季，时势渐变。隶变以至於草书大兴，与时俱进而已。其时势渐变，可立时政、经术、风俗三端阐发之。以时政论，后汉之季，灵帝委体宦孽，党锢忠直。正类抑制，中道摧伤。智者逸民，唯事肥遯，张芝号有道，亦此辈人物。惟遯藏自保则有之，未必真为嘉肥之道。黄巾之乱，社稷震荡，乱世启矣。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其人怀抱忧患不平之气，亦将流于笔端，隶变之至於今草，适於抒怀写意尔。独行立节之士，亦喜此书体，合其高蹈之风也。以经术论，郑康成混合今、古文，破除门户之见，敢于辩驳，兼涉图谶之学，以彼时学者观之，实极胆大心细之人。其师大儒马季长，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以彼时士人观之，亦可谓惊世骇俗之人。马季长遂为魏晋玄谈家之先导。东汉碑石，多典重之体，乃与彼时古文派名儒气象合。张芝之草，乃适与马季长、孔北海辈趣向合也。以风俗论，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於神乎。风俗华靡，亦将不喜典重之体，而事新奇之术。今草之兴，正逢其风，而愈鼓动之，遂有赵壹非草书之论。夫论张伯英书者，不可不知此也。崔瑗子玉卒於顺帝汉安元年，先伯英几五十年，已有今草开辟之功。伯英承之，天才超迈，复以时势炼之，所以卓然为巨擘，开一代风气。后汉之亡，魏晋之兴，书道亦不可转矣。
物相杂而文生
三国自魏武辈出，轧然更法，一改旧观。魏武刑名，建安二十二年令至谓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皆可举用。时风震荡，可以想见。吴天发神谶、禅国山诸碑，乃与钟元常辈同时，皆一变雅式，而求异趣焉。惟天发、国山二碑，近乎复古，元常之体，确乎启新也。盖汉初之分隶亦带篆法，今所谓复古者，非作古人儓隶，往往亦能辟新。启新者非师心自造之谓，往往亦能遒古。近世沈乙庵论书有极精之诀。其研图注篆之居随笔有云，“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完白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术也。”此盖自三国天发神谶诸石、北齐佛经摩崖中悟出，非通睿之人不能道也。观古今书迹，实可悟天地变化正逆反成之理，其为圣人之事，亦可由笔墨之学而臻进也。
【两晋南朝】
两晋善书六门
两晋善书之家，张、卫、钟、王、郗、谢六氏最盛，而以张、卫为先导。弘农张芝、张昶兄弟，索靖为张芝姊之孙，是为一门。庾肩吾书品论言索幼安敛蔓舅氏，即此之谓。张伯英有决河崩岳之气，率意超旷，其虽未应朝廷之徵，肥遯高翔，气类实与党锢诸儒无异。诸儒激扬名声，不畏强御，其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厨相标举，政若伯英草圣，极天纵飞扬之势，陵驾於古人。索幼安承其伟岸，张怀瓘书断谓其书峻险过之，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坚劲则古今不逮。楷法穷兵极势，扬威耀武，观其雄勇欲陵于张，何但于卫。其确为张芝一门之后劲。故张氏一门，雄强纵逸之宗也。此宗得人尤杰出者为张旭、颜真卿、怀素。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卫觊字伯儒，魏尚书仆射，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觊子瓘，字伯玉，为晋太保，采张芝法，觊法参之，更为草藳。草藳是相闻书也。瓘子恒，亦善书，博识古文。”卫氏一门，书不若张之雄强，而流利过之。草体微瘦，则愈有灵韵，犹诗之有岛瘦郊寒，而别有异致。草藳书本非庙堂之文，特其率性尔。书断谓时议卫伯玉放手流便过索幼安，而法则不如之。常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靖得其肉。则筋之说，政合其父之风，放手流便，即其风范所在。其书藳书，乃成后世书家轨躅矣。卫氏一门，乃清瘦流利之宗也。此宗得人尤特异者为薛稷、赵佶。钟元常、士季父子，肩吾书品，父在上之上，子在下之下。其父子材具甚高，书法仅其一艺耳。钟会人品虽乖，才学实高，论学术者，必不可忽此人。元常父迪，党锢不仕，元常亦承汉季士风，有强毅之体，然特擅真隶，所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此刚柔兼济之体，非张、卫所能也。士季书有父风，稍修筋骨，惟逸致飘然，有淩云之志。然其野心，适以祸之。儇薄之品，亦致飘然也。钟氏者，尤能得中和之美，幽深古雅之宗也。此宗得人尤奇行者为黄道周、傅青主。东晋王氏一门极昌。善书者有王导、廙、恬、洽、珉、羲之、献之、淳之、允之、蒙、绥等，其后南朝又有僧繇、智永等。怀瓘谓逸少骨鲠高爽，不顾常流。此强毅之风，承张钟汉季之士气。王门习天师道而学玄，则新风所在。其书体在张钟间，损益灵悟，而为领袖。昆弟子辈承其风范，各有异致，而献之为优。此特明俊遒逸之宗也。此宗得人极盛，其尤有功后世者为欧虞。郗氏善书者有郗鉴、愔、超三代，愔名最高。书断谓其法遒於卫氏，尤长於章草，纤浓得中，意态无穷，筋骨亦胜。阁帖郗愔至庆诸帖气特遒放，而逸致不若右军，此帖章草笔势，果如张评。后世米元章习章草亦合雅，而行草特遒放，少韵度，颇有类於郗愔处。郗氏者，合雅遒放之宗也。此宗得人者於宋元有米芾、宋克。谢氏有谢安、万、道蕴，其后南朝有灵运、朓，其泽甚远，名皆列肩吾书品。谢安石书，王僧繇谓其入能品。庾氏谓灵运直置孤梗，朓创得今韵。谢氏笔力不遒古，而风流过之。怀瓘谓安石尤善行书，犹卫洗马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其后康乐、宣城二公亦此辈人流，尤以诗才，为海内所仰。谢氏之书，为六家之末，然其韵度，何减王郗。故其为风流今韵之宗，尤为后世文人书家所祖尚也。如唐之杜牧、元之揭傒斯、杨载，明之唐寅、王世贞，其书皆风流今韵之流，格力不逮时贤，而韵度有可观者。两晋六门，亦各成六宗。后世经唐五代之变，门阀渐尽，而家学之统犹在，虽无以与之匹敌，亦可豪也。如宋之赵、蔡、苏、米，岂无烂漫。函夏此脉，绝於胜朝。清世民国父子皆善书有深造者已罕觏，不闻金、翁、邓、伊、赵、沈之有人，湛翁为鳏夫，弘一为沙门。而治学之家传其业者甚众，书法远弗逮。此书法尤较学术为隐深细密之证。盖学术犹可以后天之学鼓之铸之，书法无天才则不能。论书史者，岂逐枝末而已。以此观之，论经术学脉者，尚有不及书论之精微者也。
魏晋三圣评
梁庾肩吾书品论举张伯英、钟元常、王逸少三人为上之上。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功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肩吾之论极精。张怀瓘书断亦言逸少剖析张公之草，而穠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此特为肩吾语之注脚也。唐人推逸少冥通合圣，犹能知其弗逮古人处，不似后世纯以圣人尊之矣。法书要录袁昂古今书评谓张芝经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钟繇书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茂密，实亦难过。袁昂推尊钟元常，有过张王。愚今以圣人拟之曰，伯英，伯夷也。元常，孔子也。逸少，柳下惠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观张芝之草者，岂无有类此之效。伯夷气体高峻，不可羁绊，伯英之书，其格相类。孔子，圣之时者。可以速则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钟元常处汉碑之末，变更形体，最得时势之宜。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有云，“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元常可以古隶则古隶，可以隶楷则隶楷，可以行书则行书。其铭石之书，北碑奉为鼻祖。其章程行狎之书，为南书之滥觞。所以以圣之时者拟之。柳下惠，圣之和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王右军书最为和美遒逸，为南书之祢祖，而不能为后世北碑派所信服。其人品尤有类信於柳下惠者，吾以圣之和者拟之，甚合也。（可参斯篇唐代虚舟子轻颠素辨一篇。）且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伯夷首阳之节，岂非工夫之力。盖於天然有逊，不若箕子之为达。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孔子之器，生而知之，岂非天纵。然周游列国而无成，自叹吾衰矣，恐亦工夫有不逮。王在张钟之间，天然工夫俱非第一，亦非三等，岂非即善得和美者。柳下惠之自得，有类於兰亭序之作者。然唐世极崇右军以来，习以王书为第一义。故今人视愚论之拟以展禽，往往骇怪，由然久矣。其说於古法实微有偏颇。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亦有云，“张芝、钟繇，巧辄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可谓如出我心。今特矫之，以为习书者之冰鉴。淳化阁帖隋智果评书帖最末书评钟繇书如云鹤游天诸语，其笔法特为遒逸壮健，卓然出羣，抑智果心声之流露耶。
钟张二王非王霸之降
杨升庵书品有云，“王僧虔云，变古制今，惟右军领军尔，不尔，至今犹法钟张。书断云，王献之变右军行书，号曰破体书。由此观之，世称钟王，不知王之书法已非钟。又称二王，不知献之书法已非右军矣，譬之王降而为霸，圣传而为贤。”所言未免夸大其辞。钟张岂非变古制今者。法钟张者必有如右军者生焉，运势所然尔。僧虔之说非达论也。右军隶、草不逮钟张，而真行超之。后世乐汉晋高古之风者，往往隶溯诸钟，草师于张，不必法右军，而皆有变古制今之效。王大令破体书之神者，张怀瓘书估谓其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家尊才可为其子弟尔。李嗣真书品复亦言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张李二氏之言，可见唐人心声。使其言可信，献之之书，且有胜於乃父者。岂升庵之所谓王降而为霸，圣传而为贤哉。故升庵以王霸圣贤譬钟王书体之异，吾所不取。吾三圣之论，张、钟、右军，皆圣也，而各有异。二王诚有不同，然亦不必以霸术斥子敬，唐突古人。明人论书多有此习气，非惟升庵而已。然李嗣真书品后评子敬书又云，“故谢灵运谓云，公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亦非徒语也。”则嗣真亦隐以子敬逸气为忧，恐其非复为礼法中人。宋世尚晋法，如米元章学子敬，专效其狂逸，而不师其古心，笔法愈飘荡，而书道愈隳，此其之验。灵运之说，果非徒语。然此非大令之罪，宋人学大令者之过也。升庵辈以后世眼目，绳千载之前，所以唐突古人。有晋嵇康、阮籍辈，皆时人所谓有害名教者，而讵以损其令名。大令书之宕逸，亦彼时玄风之所见，其逸气过父，犹玄风超荦，青出於蓝，岂其王降霸道之迹哉。
梁武帝观钟繇书十二意评
平，注曰谓横也。直，谓纵也。钟元常虽变而不失古法以此。至右军则笔法趋於斜侧，不复横平矣。平者自周鼎汉隶流传不绝，洪范日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可为平字注脚。元常之平直，古圣之道。右军之侧，已有玄老之意矣。玄老之道，亦有合古圣之意者，右军是焉，惟不善学者易失於流荡耳。
均，谓闲也。汉碑体无同者，而俱有宽闲之意，究其缘由，实古人气体泰达使然，出笔甚均。元常得其神髓，而施於章程、行狎。右军闲均，即已不逮。
密，谓际也。闲均之不至於疏阔，以密际也。金文石鼓，乃至战国楚简，秦斯之篆，构邃结密，汉隶虽优於疎闲，而其杰者，往往邃密，元常师之，令其书亦能密，故启新之际，而无愧於古人。历来启新开辟而能无愧於古人者鲜矣。子敬、率更、苏、米皆未能也。
锋，谓端也。此元常新体之一。古书无锋，老子所谓善行无辙迹者是也。老子又谓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古书平均而无锋。锋之出盖自汉简帛书始有，而尽显於三国吴天发神谶诸碑刻。元常承其时风，以锋端合魏武之气，遂变古矣。魏武之行道，大变周汉之法，更辟甚钜，其时学术文章岂有不变之理。心识既移，境相之变，显於书法，亦势使然。
力，谓体也。此似古道而为新姿。古书力坚而不见使力之迹，元常书隐然可辨矣。结体愈力，而不能尽泯其辙迹。至子敬辈，其迹愈发露。所以谢康乐谓其诚有害於名教。
轻，谓屈也。曹全之能轻，有坤顺之意。元常之能轻，有撝谦之风。张伯英汉季士气，昂藏俊朗，元常魏臣，慑於峻法，所以必屈婉自全。故其以屈而为轻，不若曹全之以坤道而轻也。
决，谓牵掣也。汉人作书，少牵掣之意，而节制自若。元常之字，已有牵掣之机，而非能无心。卫夫人笔阵之意，即以此决为先导。二王以降，决字横行，高者善用之，能臻古趣，劣者滥用之，惟见其刻画耳。
补，谓不足也。损，谓有余也。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恒患反之。书道亦然，高者愈高，卑者愈卑，高有穷极之患，卑有迷途之忧。元常，书之圣者，而能行损补之功，其书自少此流弊也。
巧，谓布置也。至巧无巧者，道也。万松行秀从容录释绵绵化母理机梭有曰，“化母化工造物之别号。儒道二教，宗於一气。佛家者流，本乎一心。圭峰道，元气亦由心之所造，皆阿赖耶识相分所摄。万松道，此曹洞正宗，祖佛命脉。机纽衔於枢口，转处幽微。棉丝吐於梭肠，用时绵密。何得与邪因、无因同日而语哉。”最能得巧之义。元常之巧，虽非至境，而能造其次等，布置天然，如出古胎。右军亦巧极，而胆力愈大矣。孙思邈有云，胆欲大而心欲小，右军之谓矣。
称，谓大小也。元常平直均密，损补轻决，自得称意，然其称非若后世刻意为之者，乃能发之天然，而一以贯之。子敬逸气有过，自兹以降，往往浇漓。然观南朝书迹，如萧子云辈，甚有此真髓者。
梁武帝识力不浅，所言十二意，俱能洞悉。学古法者，当能体之。沈乙盦海日楼札丛菌阁琐谈论王基碑有云，“王基残碑，刻乎精工，遂令使转笔势，粲然毕露。所谓钟太傅十二种巧妙者，於此揅玩，思过半矣。吾於戎路、季直，剧蓄深疑，后玩此碑，一旦释然。楷法之妙，八分之漓，故知元常老骨，定非朴质。”此乙盦切身之体证，欲研钟氏十二意者，不可不参之也。
刘融斋论右军
融斋书概有云，“羲之之器量，见於郗公求婿时，东床坦腹，独若不闻，宜其书之静而多妙也。经论见於规谢公以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宜其书之实而求是也。”古今之能明右军大体之士，未有若斯言之精切者。俗学只知兰亭稧帖之静而多妙，而多不知其之实而求是，只知右军之飘婉媚姿，而多不知其之深雄古厚，此犹俗学之以魏晋六朝玄谭为虚灵不实，甚者罪以纣桀，而实不知其典重威仪，著实和乐，有不可及者，其於后世至有应化影响，非徒高妙之美而已矣。（日知录集释卷十三正始一则杨绳武释曰，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检，变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曰，尊严家讳也，矜尚门地也，慎重婚姻也，区别流品也，主持清议也。盖当时士大夫虽祖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径行其志。所论极是。）
中州吴地
抱朴子外篇讥惑有云，“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如中州有钟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竝用古体，俱足周事。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葛洪以吴人善书，足以颃颉中州，习书者不可不知之。东晋二王之出，旧论多言其法乳中州钟张诸家，而鲜逮吴人。实则皇象当时已有书圣之名，为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书断言其书世谓沈著痛快，抱朴云书圣者皇象，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王谢中州士族，迁於吴地，自有与吴俗同化者。其传中州之书学，当亦有取乎吴人，所以能转胜於前。沈著痛快，岂非二王之确评哉。（淳化阁帖右军有皇象帖。）故谓二王为中州、吴地二书学之嗣出，可以无偏矣。后览沈寐叟海日楼札丛，有先获我心者。其菌阁琐谈校官碑一条有云，“校官碑结字用笔，沈郁雄宕，北通夏承，南开天发。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土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书家本有土断，金文中楚人书体甚奇逸於中原也。尝谓大令改右军简劲为纵逸，亦应江南风气而为之。所谓一群白项鸦者，王氏之同化於吴久矣。谢公不喜子敬书，殆亦以此。”则又较愚说为精密矣。
兰亭小过
山谷跋兰亭云，“兰亭虽为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之画以为准，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过，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处而学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学兰亭者多此也。”可为习兰亭者诫。然兰亭之小过处为何，鲁直未道明。愚姑且臆度之。诸本摹写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然终有标准，在於吾心。以神龙本之妍媚，用笔轻扬有过，信非晋人气脉，而必有取于定武本之贞定，以调和之。然兰亭真迹，必已微有轻扬妍浮之气，是为小过所在，惟不似神龙本之显露耳。后世习此帖者，所学者其轻扬妍浮耳，所以山谷言其蔽於一曲也。然轻扬妍美，本汉季魏晋人风度，故马融女乐绛帐，不害为大儒，谢安东山携妓，无损其令德，所以山谷言周孔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实为溢美之巧辞，右军奚可比伦於周孔。马、谢亦不能也。兰亭亦尽美而未尽善者。以愚私好，集王圣教序，美虽弗逮，犹能於善胜之。
谢道蕴
唐李嗣真书品后中下品七人有谢道蕴，与宋文帝、谢灵运等同列。卫夫人在上下品，李夫人在下上品，道蕴介其间，而成三人。嗣真谓其是王凝之之妻，雍容和雅，芬馥可玩。愚特钟道蕴其人，非仅以其诗才、书迹也。傅青主霜红龛集卷三十七杂记二有云，“尝读谢道蕴论语赞论，寥落数语，高简玄别，大破经生章句障碍蒙眼，竟似非素所常习之论语，不可不谓孔门一女功臣。”道蕴於经解有独诣，而有契於魏晋之玄风。世说贤媛篇言济尼谓其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纯然为其写照。贤媛篇又有云，“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悦。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迺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羣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彼世谢氏一门亦极盛。观道蕴辞气，实可想见其人，殊有英迈之气，王凝之恐亦不及。孙恩之乱，道蕴独能免祸，其为逆人敬服如此。魏晋之有斯人，犹宋之有易安居士，明之有柳如是。观易安金石录后序，乃真大手笔，宋文中少此气度。柳氏乙酉劝牧斋死节，牧斋殁后家难自磬，实可怀其风骨。河东君作字，亦甚遒古。论书史者，孰能忽之。东晋善书贤媛甚多，卫夫人外，据书断，又有王洽妻荀氏，王珉妻汪氏，其时女教风气可知矣。
晋字
夫道不变也，而气有辟阖升降。一时有一时之气，一世有一世之器，气之托於器者，恒异。盖气之变也，器亦随之而转，无能复也。气之尤显露者为风气，乃时趋所在，尤可见其时气体之大概。明杨升庵丹铅余录有云，“楚骚、汉赋、晋字、唐诗、宋词、元曲。”后人袭之。骚之体，尤能知楚地之风。战国百家齐驱，然无有如楚骚之醇茂古肆者。观楚简，亦实可想其神意。赋之体，汉人气脉之显乎外者。其内有黄老、经学，而与汉赋相表裏。故知汉诸经学博士与司马相如辈实不可相离，而扬子云能兼之。其他如唐诗、宋词、元曲皆然。非唐诗，不能窥唐人真体神气，非宋词元曲，不能窥宋元士类之性情，皆他物无可易者。近人以诗证史，仅其妙用之一种，裨於考证而已。而其妙用之大者，莫若以之窥其时之内蕴，为精神之写照。而诗之至词曲，格愈靡而气愈漓矣。宋元遂有性理之学，欲矫其弊，而废弃艺文，以为玩物丧志，而艺文亦愈衰降。世运如是，岂非天耶。杨升庵以书法名晋，而不以清谈，盖清谈者关乎内，书法关乎外也。晋之字为实物，今犹有存者，观之最能会世说、晋书中人物之风神，非文献所能逮。惟晋之时，书道已极盛，人之痴迷亦最深。士人精神，尽化入书字中，造诣亦往往为后世所难追，故升庵晋字之说，甚是。此亦气器之变，非人意安排。后世伊川先生叹习书者枉费精神，又惜张旭不曾移其心於道，皆不达时变语。盖晋人作字，唐人作诗，皆天然如是，非刻意安排，故其精神流露，超迈通达，岂无近道者。夫晋字之能为后世习书之第一义，即是此天然流露，为后世所能及。一如唐人之作诗，非宋元以后人所能至，非后人才学不逮，乃此天然流露弗如也。
道释亦成书道心源乃有四变
夫周籀秦篆汉隶之心源，先王之道也。六经皆史。周籀必究诸周孔之心，秦汉必究诸儒法众家之心也。东汉之末，张伯英、崔子玉辈，与张道陵、张角道教诸祖幷出，其书体宕逸，无复周汉礼法，则道教之渐成书道之心源，已窥其萌蘖。西晋玄风大畅，清谈炽盛，东晋续之，而有二王诸家，多为天师道之弟子。黄庭写经，小楷极则，前所未有，应缘而出，亦道教助於书道之验。非有此玄风鼓动，不能有二王之绝诣。释教东晋渐盛，其之影响愈深广，渐为书道之心源，略晚於道。盖自东晋始，而有四变。其初也，僧人习书，风气渐开。高僧传卷四言竺法识，亦有义学之功，而以草隶知名。尝遇康昕，昕自谓笔道过识，识共昕各作右军草，傍人窃以为货，莫之能别。又写众经，甚见重之。法识乃法潜高足，法潜乃王敦之弟，则法识与右军时甚近也。高僧传卷七言宋昙瑶，善净名、十住及庄老，又工草隶，为宋建平宣简王宏所重。卷八言梁僧若诵法华，工草隶，若与兄僧璿幷善诸经史及外书。卷七竺道生传又言近代有释慧生者，亦止龙光寺，蔬食，善众经，兼工草隶。唐道宣续高僧传载齐梁间善草隶者又有洪偃、慧超，隋有智炬，唐初有玄续、智周、慧铨。右述十人，乃沙门中善书者，所师者草隶，多为二王之脉。其皆通内外典，开沙门习书风气。唯识无境，其书必已微有从佛法化出者，惟仅为右军儓隶，未足独立耳。此初期之势。智永为其殿军。其次也，北魏以来，伽蓝碑铭极多，释教愈昌，书之体格甚雄健，迄於北齐，佛之书体特出，如经石峪金刚经、水牛洞文殊经，古所未有，诚属创造，较之南僧书之为王书儓隶，守成古法，实高出一筹。盖佛理薰化，愈浃髓沦肌，朝野心识，俱从佛化，施诸碑铭书法，而卓然独成体格气态，非儒道者所能有，灵光独曜，隋代继之，龙藏诸碑出焉，而后有唐人境地。北齐铁山、岗山诸摩崖气魄极大，出於沙门安道壹等，安道壹之功，不在郑道昭之下，而为北书之大家。较之同时而稍后之智永，安道壹高朗过之，乃第一流人物。此第二期之势也。以褚书雁塔圣教序为殿军。初次二期，时有相合，而其势已分。其三也，盛唐之世，怀素学张颠之草，而开沙门狂草之统，甚与彼时渐昌之禅宗气合。次期沙门书家可考者惟安道壹数人耳，尚未得士类高族之推重，几於隐沦。于此则沙门为书家，有高名，成狂草之流派，与士夫抗手矣。怀素之后，而有亚栖、高闲、辩（本字上巩去点下言）光、景云、贯休、梦龟、文楚诸僧，蔚然壮观。此第三期之势，北宋僧人犹有承此统者。晚唐辩光尝云，书法犹释氏心印，发於心源，成於了悟，非口心所传。（见魏了翁鹤山集。）尤可为验证。至南宋又有禅师书派，传於东瀛，余脉未绝，后又有慈云、良宽诸僧，特擅草书。此第四期之势，在吾国以中峯明本为殿军，在东瀛则以良宽为后劲。此派纯以释理禅悟为其心源，书道至此，愈不为世法笼罩。较之三期之犹有师於世法古人，此派纯为天纵，截断众流矣。故释教之为书道心源，乃论魏晋以来书者所必究之奥域。使无此眼目，必不能备审吾国书法之内蕴也。
南朝不可轻视
轻视南朝之风，盖盛於北宋。六一惟推靖节归去来兮辞，东坡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此尤轻南朝之文者。明清人多不满焉，而欲矫其偏颇。一时学选体，法六朝者甚夥，俊隽辈出。王船山古诗评选卷一有云，“谓唐人起六代之衰者，其将谁欺。”其论诗特尚古道，而不以盛唐北宋为纯然。其说虽亦有偏宕处，不失为法眼灼灼。东晋人固佳，南朝亦自有气脉。刘申叔中古文学史讲义概论有云，“著诚去伪，从质舍文，两词颇似，旨弗同科。世儒瞀犹，以质诠诚。不知说而丽明，物睽斯类，明不可息，冥升奚贞。”又云，“孔崇先进，旨主刺时，故有质无文，葛卢垂贬。”又云，“董仲舒有言，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为名。背厥真名，此万民所由丧察也。”申叔自注云，“此一则诠明沈思翰藻，弗背文律，归、茅、方、姚之伦，弗得以华而弗实相訾。”唐宋派为文主质摒文，而诋南朝华靡。实则华丽之明，本天道如是，文辞则之，奚为过哉。文章之道，乃在著诚去伪，守真称名，而非质文之一端耳。南朝之文，自有著诚守真之家，且气体往往弘遒，非宋以后所能有。宋以后人论文之偏颇，实有辜负於前哲之美意。非惟文辞，南朝经学有伏曼容、何佟之、严植之、崔灵恩，释教有惠远、竺道生、达摩、宝志、智顗，书有羊欣、薄绍之、王僧虔、萧子云、智永，画有陆探微、宗炳、张僧繇，较之唐宋最盛之世，曷有逊色。其关系吾夏气格甚巨，乃隋唐之胎息也。自宋人鄙薄南朝，人往往不识其真。故不可不破其偏宕。惜其时书画之迹传世无多，宋刻丛帖所录者或又有伪赝。论南朝之书者，焉能无憾耶。宣和书谱论隋薛道衡有云，“盖文章、字画，同出一道，特源同而派异耳。但要时以古今浇之，不尔则尘生其间，下笔作字处，便同众人。”申叔论南朝文之语，其理亦与书道同。宋人论文每重周汉而薄八代，论书多崇东晋而轻南朝，实则南朝书法，骨气出尘，绝有风范处，又非后世能想见。东坡书唐氏六家书后有云，“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智永在陈隋之间，乃南朝书法之集大成者。东坡慧眼，乃能特识其旨趣。实则非仅智永，南朝诸家自亦奇趣各具，惜传世者稀，不能尽验吾说之弗乖。其迹宋世所存犹多。宣和书谱所述孔琳之、陈叔怀、谢灵运、薄绍之、刘珉、阮研、陆缮、郑[亻口]诸人，或有承袭於书断，或出以己意，甚可为吾说之佐证。宣和书谱眼界识趣，终异撰乎有宋之文儒也。
宋齐梁陈书家评
南朝书家，多法乳小王，为时风所在。陈隋之后，渐栖心右军。自唐文皇贬抑小王，独尊右军以降，子敬之风渐歇。虽然，唐人犹多希慕小王者，非太宗一人所能转移也。法乳小王者自羊欣敬元始。庾子慎书品谓其早随子敬，最得王体。书断谓今大令书中风神怯者，往往是羊也。阁帖所收羊欣暮春帖，宋黄长睿东观余论谓其为伪作，后人多信之。然窃谓黄氏此处论断多任胸臆，未必可尽信。其一梆子打杀十七人，称其皆一体伪作，未免泼辣太甚。（东观余论跋秘阁第三卷法帖后云，“此卷伪帖过半，自庾翼后一帖等十七家皆一手书，而韵俗笔弱，滥测诸名迹间。始予观之，但知其伪而未审其所从来。及备员秘馆，因汇次秘阁图籍，见一书函中尽此一手帖，每卷题云仿书第若干。此卷伪帖及他卷所有伪帖皆在焉。其余法帖中不载者尚多，幷以澄心堂纸写。盖南唐人聊尔取古人词语自书之尔。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者自目为仿书，盖但录其词而已，非临摹也。国初论次法帖，时如王著辈不悟其非，故但采其名，杂载真帖间，可胜叹哉。”可疑处甚多。其一，长睿所见秘阁书函，不见於他人著述。历朝备员秘阁者甚夥，如何未之见。其二，使长睿所言为真，王著乃深通书艺者，如何不能悟其非。盖稍有书学者，皆能知其为一手仿书也。其三，十七家亦各有古意，不可以俗韵笔弱一言抹杀之。使真为南唐人所书，亦非但录其词而已。必有摹古迹者。此非南唐人所能书者也。故吾不以长睿之言为然。窃疑诸帖唐时有摹本，南唐人摹之耳，故有近乎一手之相。其形迹当为有据也。）愚素不喜宋人此种风气，东观余论考据精於米海岳，然独断悍急处，亦有与之相若者。孟子五十步笑百步之譬，殊近之矣。黄氏盖亦宋人疑古风气中人。欧阳文忠疑易传，朱元晦疑毛序，王柏疑国风，黄长睿则疑阁帖多半伪作，岂可尽信哉。古人之言，不可轻疑也。窃谓暮春帖，乃从子敬楷法化出，隐约尚有洛神十三行遗绪，矜持清切，不失为名迹。黄氏又谓阁帖古法帖中移屋、闲旷二帖为羊欣书，与唐薛邕家所蓄笔精帖字势同。笔精帖今不复见。然愚观移屋帖笔势甚张，少古意，类唐人书。闲旷略古，当为南朝遗迹，然观其行笔骏奔爽利，失之险峭，更近乎书断所述薄绍之、孔琳之之风，恐非羊欣笔。以阁帖孔琳之日月帖衡之，此帖非孔氏所能及。故窃疑乃薄绍之一流所作。观书断，知羊欣之笔，不免风神稍怯，亦与此帖不类也。（右论羊欣。）
书断谓王僧虔述小王尤尚古，宜有丰厚淳朴，稍乏妍华，若溪涧含冰，冈峦被雪，虽甚清肃，而寡于风味。子曰，质胜文则野。是之谓乎。黄长睿许阁帖王僧虔两启皆佳，书声信不虚得。窃谓两启体清意切，明爽中犹含古意，质地中亦求遒拔，乃为南朝之新体。其不逮二王者，稍乏妍华之外，亦不能如其之浑成自在。然求南朝书迹中能陵迈其上者亦甚寡。智永法度精熟胜之，而精神内劲弗逮。唐人李太白作诗，其元胎在小谢、鲍照，虞、褚作字，窃谓其私淑，实有在僧虔者。（右论王僧虔。）
东观余论有云，“萧子云有章草史孝山出师颂一章，甚古雅，与此卷正书列子远矣。纸中王蒙，笔下徐偃，信笃论也。”今世出师颂断为隋贤所作。窃谓阁帖萧子云小楷舜问、国氏、列子三帖，古雅反在今世之所谓出师颂之上，乃真得钟王真书之法髓者。不似出师颂一见即可辨其真气，仅是隋唐间物耳。书断谓其真书少师子敬，晚学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备。观列子帖，知怀瓘之说不虚。书断又谓子云创造小篆飞白，意趣飘然，妍妙至极，但少乏古风。明季赵寒山之草篆，岂非导源於此。赵氏之书，原非创造也。（右论萧子云。）
瘗鹤文殊至可宝
龚定庵诗有云，南书无过瘗鹤铭，北书无过文殊经。瘗鹤铭超旷奥博，文殊般若经宽厚真腴，皆可至宝。瘗鹤之文，严可均全梁文入陶弘景集，阙略甚多，亦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相仿佛。其文高简玄旷，类出贞白先生笔，摩崖文字中，鲜有逮其精华。文殊般若经为释氏大乘宝典，言正法无为无相无得无利无生无灭无来无去，破一切分别法执，立义深密。其书法宛若手写，无刀斧痕，摩崖中亦鲜有逮其圆融真实。瘗鹤为玄老遗风，文殊为佛藏之珠，一则笔势超逸，一则韵度浑全，皆麟凤之姿，为南北诸朝淑气之所钟者。瘗鹤在唐则李北海，在宋则黄山谷。文殊在唐则颜鲁公，在宋则苏子瞻。刘融斋书概言前人谓鲁公从瘗鹤铭出，亦为知言。则二碑之于李颜苏黄，实多可参互而言之。究其影响特深，几为主脉。而其玄和深茂之味，又为晋隋精髓之所在，惜非唐以后人所能护守。书家未具乎瘗鹤文殊之质者，鲜能逮其真形。故三教之精气底蕴，其为书家之根柢亦明矣。（古人论陶隐居书，袁昂谓其峭快，张怀瓘谓其劲利，瘗鹤铭不类之。吾素有疑焉。后读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跋陶华阳书后有云，“袁昂论书以隐居若吴兴小儿，形状未成长，而骨体甚峭快。今审其疏，比之钟王为未成就，然神韵闲旷，那可以峭快目之。独窦臮谓其高爽自然，逸轨奋举，颇近实云。”可略纾吾疑也。）
刘钟庾开品学
南朝艺文，至齐梁极盛，梁武精业於儒玄，复邃造於释学，得国久长，虽饿死台城，其器量固甚弘大，而为唐世太宗、明皇之先导。其书法非大家，亦有擅笔，於书论有名篇，载於法书要录，其名不灭矣。然隆昌之相，难掩衰疲之实，雕缛之中，尤显浮薄之性，时之识者，皆欲力矫其势，趋於雅正。于是有刘彦和、钟仲伟、庾肩吾三氏出焉。彦和稍早，文心雕龙成於齐朝中兴年间。文心雕龙序志篇云，“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诗品序有云，“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又云，“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脁今古独步。”又谓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时之书学，虽未至於笑钟、索为古拙，谓右军羲皇上人，羊欣、王僧繇今古独步，实亦有相似者。一时艺文浮诡爱奇，讹滥喧嚣，智者知梁祚之不永，乱世犹未穷极也。庾肩吾晚钟记室约二十载，其作书品，实依记室诗品之格，而愈密矣。彼时文辞、诗歌皆渐呈衰靡之相，书道亦染时风，而不若其显露。盖诗文之学，导源上古而甚早，周秦已极盛，至齐梁其势已疲极，而书法之学，至东汉始盛，真有意会，勤乎临池，汉末蔚然成风，经魏晋，至此其势尚健，故观庾氏书品，无刘、钟书忧患之词也。且其时北朝雄强之势，慑人耳目，元气甚壮也。书学此势至中唐始大衰而穷变，宋贤实无力以继之。唐文虽袭骈俪之习，而气体遒上，而后滋生韩柳一派。以愚私见，韩柳古文，实与唐骈不分家也。后人习以泾渭视之，严辨门户，实非达论。夫善於辨知唐文之气体理脉者，当能会此意也。且唐宋八大家，宋有六贤，永叔之生距韩柳几二百年，如何为一脉。私淑而已。此后世之意见耳。唐诗既兴，六朝颓靡，涤荡廓清，其诗派至晚唐虽有衰，而宋人继之，实未有断。后世亦严唐宋诗格之判，几若鸿沟，则又不细辨唐宋诗之气体理脉也。故曰文韩柳、宋贤非一派，诗唐宋实为一派，书法则唐宋亦非一派也。故书学可分三段。上古以迄东汉，多不经意，乃高古无心之期。汉季以迄五代，极兴之期。两宋以迄清，衰变之期。愚论书品，兼涉刘、钟，不意而微悟诸理，所谓触类旁通，甚有近之。自刘劭人物志品人以降，几三百年，始有刘、钟一流，品文诗书法，开辟风气。一时品学极昌，至唐尤盛。三百年中，由人物而艺文，由内而外，由本而枝，实可窥函夏气运之湛浮变化。经此三、四百年，由汉而入唐，厚积英发，境地全新矣。唐乃书学极兴之期之集大成者，岂为魏晋人之儓隶。康长素卑唐之论，真不识大体之言也。
诗品作书论解
诗品评谢灵运诗云，“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书断言其模宪小王，真草俱美。石韫千年之色，松低百尺之柯，虽不逮师，歙风吐云，簸荡川岳，其亦庶几。宣和书谱有云，“有评其诗者，谓如石色松干，吹翕风云，簸荡川岳，则清雄可见也。然萧散气韵，则恐此不足尽之，徒能状其奔放耳。”则康乐诗风之逸荡，政与其书之奔放相类。既曰模宪小王，则亦必有尚巧之习。宣和书谱载康乐模临乱真，以己所书易其本，乃真有尚巧似之事。李嗣真书品后评其书云，“量其直置孤梗，是灵运之流。”则嗣真亦能察其书雄放之中，有孤梗之癯，颇可与诗品语其以繁芜为累相印证。盖凡繁芜者，往往貌似雄放，而神多寒俭。诗文如明之七子，书如清之板桥、长素，皆然。灵运书不至此，然必有近之者。
诗品评嵇康诗云，“过於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书断言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故知临不测之水，使人神清。登万仞之岩，自然意远。此与钟记室托喻清远之说，甚有相合。叔夜诗书皆非极诣，而未失高流，襟度学养使然也。
诗品评张华诗云，“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治。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书断谓其善章草书，体势尤古，度德比义，嵇叔夜之伦也。诗品近贬，而书断褒扬。观阁帖张华蹔西帖，甚有雄俊之姿，张评弗缪，非无风云气者。此诗、书品格不合处。古今人品、诗品且多不合，不必骇怪。然钟记室之贬张华，或以其气节而迁忿焉。实则张茂先之才器学问，实有不凡。宣和书谱谓其尤工草书，不在模仿，其规矩气度，似其人物。妙处自与神会，宜种种绝人。则於其人物，亦甚推崇，恐亦非儿女情多云云所能尽也。故吾观茂先之书，又颇疑钟记室评语之未得也。
诗品评谢朓云，奇章秀句，往往警遒。书断谓其独步草书，甚有声，草殊流美，薄暮川上，余霞照人，春晚林中，飞花满目。夫深於游者，乃能知余霞飞花，每有警遒之意。吾於远游，不甘居古人之后，恒於此际，有心会焉。钟氏之评，乃与张氏之譬，真有契合也。如此论书，妙甚。
诗品评魏武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书断谓其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可以想见其人矣。历来诗品书论，往往相合。诗论上佳之作，使以书论读之，亦往往绝胜。其尤绝者莫若司空表圣之二十四诗品。习书者以二十四书品读之可也。
智永
道流特擅书名者，自陶隐居始。释僧特擅书名者，自智永和尚始。智永以右军之裔，得其笔法，而入佛庭，甚可玩味。此或即释教书法其将大张之徵兆。刘玄德每以汉室宗亲自张，而与曹孙相抗，力实不济。智永亦以逸少纯嗣自居，虽为沙门，而与陈隋诸大家相轩轾，而不少屈。血统自有神理也。观魏晋六朝唐人书，何尝在血统门第之外。第自宋人始荡其樊篱耳。唐张怀瓘书断谓智永师远祖逸少，历记专精，摄齐升堂，真草唯命，夷途良辔，大海安波，微尚有道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艺，於草最优，气调下於欧虞，精熟过於羊薄。智永章草、草书入妙。所评殊精。李嗣真书品后列智永为中中品，言其精熟过人，惜无奇态。亦可与张氏才调下於欧虞之说相参证。唐贤识见甚高，甚能洞悉长短。至宋人宣和书谱，则惟述其铁门限、笔冢典故耳。今所存千文诸帖，甚能见其优劣。明人杨升庵博学奇才，喜作警策之论。其墨池琐录卷二有云，“智果书合处不减古人，然时有僧气可恨，古人所以贵于人品高也。”智果书师事智永，能得其髓，有书诀心成颂传世。升庵言其僧气可恨，实为乖论。古之大德，人品往往高於士类。僧气虽不逮晋人逸气之高迈，然庄严清净，自有高华，北齐之文殊经，隋之龙藏寺，岂非皆有僧气在，而无愧於先贤。升庵之言过矣。恐亦其生平未遇高僧，而有是说。以升庵明代博学第一人，观玉堂丛语、玉光剑气集所录其著述目录百余种，其中关涉佛学者惟所编纂禅林钩玄耳。其之於释教未有深诣甚明。其于佛持异论，则僧气可憎之说，自其成见。盖僧气实未可诋，吾今矫之，以佑隋唐之有僧气者。僧之末流，可以诋之也。近世弘一书亦有僧气，而乃书道真血脉，亦可知此二字，无可厚非也。
【北魏北齐隋代】
魏碑优劣辨
康南海尊崇北魏碑太过。盖与其鼓吹之公羊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诸书同，皆病於意气张伐，吊诡权奇，偏颇不能中道。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有云，“综观诸碑，若游羣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张大其辞，不可不辨。实则其犹未备者，尚有北齐安道壹书佛经摩崖体、隋陈思王庙碑体、唐太宗温泉铭等行书碑体、李阳冰古篆、杨少师神仙起居注诸帖意态、黄山谷之行、宋元禅师直指之书等，皆魏碑所未能具者。备魏篇亦自承齐碑之隽修罗、朱君山，隋碑之龙藏、曹子建，四者真可出魏碑之外，建标千古者也。康氏备魏又云，“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碑，亦无不可。”实则康氏推为神品之爨龙颜，岂非为南国之碑，而非魏有。隋碑洞达，其格性臻善，尽祛鄙野粗旷之习，较之魏碑，乃有超迈者，由夷而夏，岂能无哉。广艺舟双楫取隋云，“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闓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实则隋碑，经北齐佛经摩崖诸书之粹炼，南书澹宕遒逸之涤荡，其虚和之美，较之魏张黑女诸碑，青出於蓝矣。高穆关乎元气，则确有不逮於魏者，然亦伯仲之间，何必深论。唐人元气之盛，焉有异於北魏哉。惟北魏发扬於外，而唐贤能敛藏也。自敛之为德，贤於率野者远矣。康氏论书，每以古意为第一义，犹唐以后人论书必以右军为圣一，皆有失偏颇。其实北魏古意，不及汉晋，汉晋古意，不及周秦，论书非同考古，非愈古意愈胜出也。康氏之说，实不通时变，不明中道之言。适与其人所标举之义相悖。广艺舟双楫导源篇言虞永兴庙堂碑，出自敬显儁、高湛、刘懿，运笔用墨，意象悉同。不知虞伯施得南书为多，犹东魏敬显儁亦有染於南风也。何必悉同於高湛诸碑。又言刁遵志、王士则则赵吴兴之高曾。子昂所祖者王书晋唐一脉，如何容有此辈。使子昂学楷则而师法刁遵，犹令欲知圣人之道者，必先习代圣人立言之制艺，卑矣。马湛翁跋包慎伯手书白真真诗墨迹卷有云，“世知慎伯学刁惠公志，不知刁志乃洛神之变。於此荐得，乃至知歧南北者为瞽说也。”子昂直踵洛神十三行，何必曲道刁遵。康氏见形迹结构有相似，即妄加附会，骈指之谈耳。又言颜鲁公出于穆子容、高植。实则鲁公尤近北齐水牛山文殊经摩崖一脉。双楫十六宗篇列魏碑南碑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又谓齐碑唯有瘦硬，隋碑唯有明爽，自隽修美、朱君山、龙藏寺、曹子建外，未有备美者。实则齐碑，瘦硬二字不能尽，隋碑备美又有首山舍利塔碑等。康氏十美之评，固甚齐备，然此十美，唐碑曷尝不有。十美之外，魏碑尚有虚和凝定之优长，南海一味重其阳刚，竟而遗落之。血肉丰美一则亦为骈余，精神飞动、骨法洞达者，岂无血肉丰美之理。虚和凝定，实可取而代之。南海作字，亦欲效其雄强。然其所成之体，悍霸使力耳。十美之中，惟意态奇逸，兴趣酣足，略有所得，而所造未深。北碑书论之名家，如包慎伯、康长素，书功皆不深，其说亦恐有浮华不实处。南海褒扬北碑，不遗余力，然北碑非圣，焉能无短陋处。此不可以不辨。窃谓魏碑有四短。一曰，镌刻失真，伤於图画。加之漶漫销损，其体每以残阙为美，幻相非真，而执幻为真。甚者效其残阙，师其病相，去道弥远矣。此与楞严经中之演若达多，忽於晨朝以镜照面，爱镜中头眉目可见，瞋责己头不见面目，以为魑魅无状狂走，无以异也。二曰，率野粗旷，夷狄之风。魏碑南碑极高者，如郑文公、敬显儁，荡涤余膻，寄宣淳化，差能无此病，其他若康氏极推之爨龙颜，亦不能免焉，其之雄强茂美，杂有野性，非华夏三教之所尚，宜其隋唐之世，尽为摒弃。即北齐安道壹辈，业已不满，而创新体焉。马湛翁伊墨卿字卷跋有云，“魏齐诸刻，已流夷俗，故益鹜险峻。乃至清末诸贤，竞尚北碑，此夷狄之祸所由烝也。”所言甚是。清末诸贤，欲学其碑之霸道，以增气血，而适得相反尔。尚力不尚德，非吾道所尚。三曰，怪硬尚奇，时呈巉峭。完备如张猛龙，观其气息，犹微有此憾。中岳嵩高灵庙碑，分书遗则，确为高古，然岂无怪硬巉峭之习，有碍圣道者。张怀瓘书断评梁阮研书有李信、王离之攻伐，无子贡、鲁连之变通。魏碑往往有类此者。北齐之书，可谓能有子贡、鲁连之变通者。四曰，峻整有过，略趋滞固。此类甚多，所以北魏之末，必取南书灵丽流美，以矫其失。右所列四失，略知书者皆能识之。康南海大言古文经皆刘歆所改作，略知学者亦皆能识其谬也。南海固是人杰，气血丰盛，忠爱纯挚，其抱负极高，思致广阔，一时无二，而德性不逮，见地非能中道，文辞亦廉悍放恣。其好以英雄欺人，亦岂能掩天下后世眼目。其孔子改制考卷十一有云，“圣人但求有济于天下，则言不必信，惟义所在。”南海素以圣人自居，故言多不信，学问如是，书论亦如是。惜其所恃之义，恐亦不可信，施诸书学，其祸犹小，施诸学术，则害人不浅。彼时幸有章枚叔、钱宾四诸大儒矫正其说，使后学能树正觉。书学实亦关乎国人气脉。愚之好辩，盖亦不得已。使非中道，自亦须时贤后人矫正之。（近人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九论刘墉书法有云，“包氏艺舟双楫本兼论文，故谓之双楫，庶於名无乖。南海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六卷，只专论字一项，何来此双楫乎。无论其言之是否，立名已为不顺。晚年重印，更名曰书镜，或自悔立名之未安乎。”声木之说，言之有据。然尚为小节，不必尽究之。惟书镜实不堪为书镜者，不可不辨之也。）
广艺舟双楫碑评评
康南海广艺舟双楫碑评一篇，优劣参半，姑以所知，草成此篇补益之。康云，“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此碑遒古，然骨格奇异，劲力霸悍，岂古圣醇厚比。评曰，“爨龙颜若马援南击，身置瘴气。”康云，“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此譬施诸石门颂更合，石门铭形散神肃，有锋戟之利，非古仙所宜有。评曰，“石门铭若吕岩游仙，犹携霜剑。”康云，“爨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此评是矣而未精。评曰，“爨宝子若密乘古佛，观之悚容。”盖密宗造像，多有所谓忿寂之相者，甚能威慑。康云，“吊比干文若阳朔之山，以瘦峭甲天下。”此评极妙，非吾所及。康云，“刁遵志如西湖之水，以秀美名寰中。”此评未是。刁遵碑秀美中，亦藏爽利。圣明湖烟波浩渺，函蓄万千，非秀美二字所能尽。评曰，“刁遵志若邢魏作文，亦能瞻丽。”北魏邢劭、魏收，以北人而学南朝文，文采姿致可观，犹带习气，皆不及温子升也。康云，“杨大眼若少年偏将，气雄力健。”龙门之品皆礼佛之志，不必言杀伐。评曰，“杨大眼若汉陵石马，格雄体硕。”康云，“张猛龙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此条是矣而微有过。周公礼乐，齐备大和，此碑礼略胜乐，尚隔一尘。评曰，“张猛龙若箕呈九畴，洪范方备。”自此碑出，北书始臻完善也。康云，“灵庙碑如入收藏家，举目尽奇古之器。”吾尝於中岳庙访此碑，奇古之貌，自能摄人，然气息一贯，格脉贵逸，岂收藏家古器班杂真赝综错比。评曰，“灵庙碑若古仙降坛，姿致奇异。”寇谦之气貌特殊处，乃可於此石窥之。康云，“曹子建碑如大刀阔斧，斫陈无前。”此评非是。吾於兹刻有专论。评曰，“曹子建碑如家学口授，奥秘自知。”（参陈思王庙碑一篇。）康云，“云峰石刻如阿房宫楼台绵丽。”郑道昭登云峰山诗及其郑文公下碑，乃北书极诣，端凝浑密，楼台云云，不足以尽其善。评曰，“云峰石刻若东岳登封之台，碧霞元君之庙，在岩岩之上。”康云，“张黑女碑如骏马过涧，偏面骄嘶。”此评未是。此碑包慎伯有跋云，“此帖骏利如隽修罗，员折如朱君山，疏朗如张猛龙，静密如敬显儁。”所评差备，康氏之言有失偏颇。此碑无劖刻气，斧凿痕，凝定处皆自然流露，何子贞跋谓其无种不妙，无妙不臻，非虚语也。评曰，“张黑女若圣主临朝，宽猛相济。”康云，“马鸣寺若野竹过雨，轻燕侧风。”足以状其爽捷斜侧。东坡行楷书，与马鸣寺甚有相近，皆偃侧而能气贯，肥厚而能爽劲者。野竹轻燕之譬，稍嫌纤瘦不合。评曰，“马鸣寺若胡人走马，颠转自若。”康氏云，“敬显儁若闲鸥飞凫，游戏汀渚。”即东魏敬使君碑，康氏语甚得其逸趣。其圆厚温和处，彬彬然有君子容止，其静密缜粹处，又瑟僴恂栗，淇澳之风。前辈如沈子培极推之，非为无据。此种意蕴，康氏语未能达也。评曰，“敬显儁若淇澳君子，瑟僴赫喧。”康氏云，“龙藏寺如金花遍地，细碎玲珑。”兹石吾有专论。细碎云云，何以形容其坚粹有致。玲珑二字，微有相契，盖自此碑出，魏齐拙朴古意渐尽矣。（参龙藏寺碑一篇。）康评极优者，除吊比干文外，又有皇甫驎碑，评其如小苑峰峦，雪中露骨。碑评一篇，吾所服膺者惟此二种，以为不可及。余者或有失偏颇，或平淡无奇，然亦可见康氏诗人本色。民国金松岑天放楼文言答苏戡先生书亦尝效其体，论晚清书家。松岑诗才绝健，拟语奇丽，惜书学未深，犹有刻意未浑合处。康氏广艺舟双楫刻於光绪辛卯，时年三十四岁。予撰书史，不意与之同时。予素不喜其人品学问，以为皆偏於中道，然志趣甚有相类，涉略经学、佛学、诗文、书论诸涂，而皆患於好为人师。鄙编之作，不可不谓乃以广艺舟双楫为先导，则吾所不喜之康南海先生，终不失为吾师矣。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即此之谓也。
郑道昭
叶缘督语石卷七有云，“郑道昭云峯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於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於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噉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仅执兰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赞歏，非真知书者也。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观缘督之辞，所谓化乔野进文明剸犀兕者，乃公刘一类人物，曷若钟王之如舜禹，克明俊德，格于上下。此非能形容书圣者。唐初在其笼罩之内，不知道昭又在汉晋笼罩之内也。钟王一脉，传嗣有绪，宽而栗，直而温，行有九德。道昭一路，乃如奇峯突起，刚而塞，强而义，亦备圣德之一体，然不能若钟王之完也。叶氏谓其书圣，过矣。窃谓北齐安道壹亦极有神采，新辟境界，於后世启悟甚巨，可与郑道昭相轩轾。所谓北朝书第一者，亦未可知也。虚灵逸宕，郑胜於安。浑凝圆融，安优於郑。郑如儒师而道服，笃纯仁义之外，又具仙灵之气貌。安如梵僧而汉化，浑穆庄严之内，已通老玄之妙心。郑之道，不愧为魏晋士贤之传，儒玄兼摄。安之道，自当得大乘之气象，北南汇通。欧虞褚薛，以南北为体用，法度庄严，窃谓乃为安道壹之遗绪。褚之后有颜，尤近於道壹祖师。郑气体高逸，唐所传者为太宗、北海，以行书入碑者，於五季为杨少师，於宋为苏黄米蔡。以此而论，郑安幷驾齐驱，又各立门庭。郑文公碑，极有古意，论经书诗，格逸韵高，足以睥睨万代，翩然如飞鸿之在太虚也。其格终近乎逸品，非汉魏以来中正之体。观钟王之迹，可以明之。所谓中正之体，乃如真空妙有，尤合於道者。郑、安皆弗逮焉。郑伤於野，安伤於刻，乃游、夏之类，不能如孔、颜也。叶氏仅执兰亭云云，实则右军之书，兰亭幷非第一流。欲知右军之中正深厚者，不可不观十七帖、裹鮓帖、乐毅论等。以郑、安之迹视之，亦犹以汉武之雄材，视夫汉高之通达也。
北齐书法
愚於北碑尤好北齐。语石异同评卷一有云，“东魏石刻渐染南朝风气，文效齐梁，书参王谢。北齐因之。西魏则犹北朝旧习。至於正书，遒古异於前朝，妍雅逊於后代。然其递嬗之迹，合行押铭山两体，沟通南北，以开唐人书学之盛，斯亦不可摩灭者也。北齐石刻文字，出於东魏，而益近南朝，致多隽妙。碑中时有极肖南帖之字，则东魏所少见者。”所论精善。沈乙庵海日楼题跋敬使君跋有云，“东魏书人，始变隶风，渐传南法，风尚所趋，正与文家温、魏向任、沈集中作贼不异。世无以北集压南集，独可以北刻压南刻乎。”盖彼时南北会通，体制裁变，葩然异采，禀天时地利而已。东魏之祚十余年耳，北齐亦未至三十，区区数纪之间，书学有此胎骨之异象，神脉之新照，盖亦不易解。彼时兵戟不休，方称乱世，而艺文书法之递进，有若神佑，似超绝於尘世屠戮之上。此魏晋六朝相斫之世所以卓异者。盖灵胎既肇，虽兵燹无以败其真，神运当至，使劫命亦无以断其脉。函夏精神张皇，深蓄变奇，新异之美，如风行水，其势盖非人力所能抑厄。北齐书风之变，尤为典刑，此所以为贵也。世人恒视南北诸朝更替，杀气深重，而不知彼时人物，多自得乎神致，气息深雅，邃通乎情性，风度旷逸，观梁武及太子身陷台城，其气度犹可令侯景敬畏知避，可以知矣。赵氏廿二史札记卷八言晋载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如刘渊、和、宣、聪、曜、慕容皝、儁、宝、苻坚、登、沮渠蒙逊等，多究通经史，或能工草隶，善属文。实可知彼时风化学术之盛，非后世所能肊度。是以书体摩崖，留芳泽於千古，佛经石刻，耀灵光於万纪。亦可知艺文者，实非兵祸所能厄，其为兵祸所厄者，实有艺文自厄之者。
释道尚变
柯昌泗氏言北齐碑中时有极肖南帖之字，是也。其姿体固婉转有南风，然其质蕴犹存北朝坚实厚腴之气，如经石峪金刚经、宁阳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等是也。释氏之力为多。以书法而论，儒家尚守成，释道擅奇变。东晋最善书之王、郗二氏，信天师道，其变汉魏古法也甚钜。北齐诸经石刻、隋龙藏寺、首山栖岩诸碑，皆释氏立，其变北魏法也甚钜。唐怀素、高闲为沙门，其变草书法也甚钜。宋苏黄皆崇禅宗，其变唐五代旧轨也甚钜。此皆道释尚变之徵也。释氏义学教宗，递嬗甚速，每值其转移，书法实亦随之而渐变。若五代北宋禅门极盛，遂有杨少师、黄山谷辈出，纯有禅宗风范。即明季狂禅之末天下疾首之际，尤能酝酿大幅行草恣肆之胜，为绝无仅有者。又有八大山人，书法高古奇异，数百年闲之尤称超绝，亦必有受佛禅薰导者。挽世书家最称奇异者为沙门弘一。其化张猛龙之健体为枯僧之形，贞静坚确，匪夷所思，犹较沈乙庵鎔二爨南帖为一体为葩奇。其书颇与隋仙逰寺塔铭神似。佛门之秘奥神化，亦可窥其万一。夫释氏之转移艺术，固其妙道之分殊而已矣。
北齐以南书为利器
北齐新体之出，恐亦与当政鲜卑人不欲汉化相关。北周西魏承北朝旧习，尊服汉化，苏绰、卢辩是以有为。书法自承北魏之传而少变更。北齐承六镇之习，卑蔑汉族，帝王子孙，多禀性淫逸傲狠，动违礼度。北齐书言国学博士徒有虚名，胄子以通经仕者二三而已。故自不以魏孝文汉化之制为然。故其时之书法，亦将自异於旧格。而其时自异之道，莫甚於鎔取南书为简捷。南书者，北齐书风之利器也。或问北齐卑蔑汉族，其书风自当鄙野，如何反多隽妙。答曰，鄙野之风，帝王贵胄而已，士类僧寳，岂能退转。然上意不可不顺，书体须求变迁，是以鎔取南书，以为捷径也。故北齐不欲汉化而不期适成其汉化，孰能料之哉。后世蒙古亦不欲汉化，而其行省之制，疆域之通，适以使异族入函夏之版图，成汉化之大业。盖亦有相类者。观陈氏援庵元西域人华化考，亦可以知之。老氏曰反者道之动。岂非确然。
南北书不同而同
书概有云，“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隶欲精而密，北碑似之。”又云，“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书自有北之韵，南书自有南之骨。”自阮文达南北书派论兴，碑学盛，恒卑蔑南书，斥以姿媚。融斋有此识见，真可谓出淤泥而不染者。融斋尝言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此所谓南书与篆通者。又尝言北朝书者，上推要於汉魏，若经石峪大字等，则以为出於乙瑛，若张猛龙等，则以为出於孔羡，此所谓北书之与隶通者。南北书实皆秦汉血嗣，道本一致，而形为分殊，岂可厚此而薄彼。清世碑派之以北书为尊，其犹陈寿之治三国志，李延寿之治南北史以北为正，皆权宜之说，未可据为典要。近世刘申叔撰南北学派不同论，徧论南北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之不同，精审深切，博议隽断，为不朽之篇。惜其未及法书，论南北书派之不同，不然，想亦亹亹可诵。此必申叔生平未尝致力於此道致之。
安道壹
夫道体玄漠，真空妙有，或显於古，或照於今，其缘不一，其道无二，应缘而已。钟王早显於古，郑道昭显於近世，安道壹则照於今者也。东晋以降，南书称尊，书统正朔，其在南士，隋唐立国，崇扬愈至，遂令北书暗然。清碑学肇，祛蔽豁蒙，北书大昌，搜窟埽崖，氊声不绝，张猛龙、郑文公诸石，如日升中天。然学者恒伤於廉刻，气体亦乖於淑和，如张廉卿、郑夜起辈，博真之士，识其蔽失，而又有北齐之崇。其体备方圆，通严宽，合於道化，而气象弘廓，虽迥异於南朝，而实为正嗣。于是有沙门安道壹出焉，其与南朝之智永，可谓南北二僧也。道壹生平不可考，其所书碑大致在圣人泰峄之域。东平洪顶山大空王佛题名记、安公之碑，文殊般若经、摩诃般若经，邹城铁山大集经碑，尖山大品般若经，葛山维摩诘经，河北南响堂寺般若经，徂徕山文殊般若经，峄山五华峰文殊般若经，及尤擅名者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今人谓其皆出於安道壹之笔。（据今人许洪国氏安道壹其书其人一文。）瞻此鸿迹，则吾国张钟二王后，又有郑道昭、安道壹，堪称巨匠。道壹尤有疏凿手，诚如魏源经石峪歌所云，以岱为笔天为缯，气象弘达警遒，通於神明，令人思仓颉不尽。其书以隶为主，参以篆真，收篆隶之神圆，放北朝之形方，直踵足於石门之颂，而陵迈魏晋之风，摩天踞地，视尘境华相如幻露，而独任性具，故为时人所推，遍刻书迹於羣峯中。愚所极推之水牛山文殊经碑，亦其支系，神脉甚近，而略少其荒怪之气。近世有奇士徐生翁，硬涩之极，亦尝效其体，书心经於会稽香炉峰之崖，初览之骇其朴野，而多其气概，后乃知其安法师之远裔而已。
写经
吾尝见今之日人写经尚有以布帛蔽口者，必为古法无疑，实可想见古人写经之虔敬凝一。观前凉道行品法句经、北魏大般若涅盘经，汉简遗韵犹存，而愈精猛，其教三学六度中戒行定慧、勇猛精进之风，化诸写经，汉之疏朗宽逸渐消矣。西晋之亡，北方之书，承汉魏隶变之习，守其浑成，南方之笔，接张钟草真之风，扬其遒逸，各有极诣。北有郑道昭、安道壹，南有王、郗，二王尤擅名。右军之写道经，精遒灵健，体态新奇，而彼时北方之写佛经，尚与钟元常、陆平原气脉未远，亦有新造於精遒之体者，惟弗逮右军中正耳。西魏华严经，结构纯是碑法，隶笔已少，然圆劲尚存古意，气态贯通。隋仁寿四年优婆塞经，经北齐书风之洗炼，其体略存旧观，而用笔已似南人之清简。唐人传其洞达，其写经愈清爽简遒矣。古拙之意虽少，而其意态淑和，甚能感悦人心。一如北魏造像，入於隋唐，其精猛粗犷之意愈少，庄严和美之意愈显矣。晋魏古拙，固甚可喜，然往往汰炼未足，质胜於文。唐人具体而略微，加之汰炼，斟酌合度，凡书者几皆工，不能古拙，而能遒逸。故祖崇右军，不尚北朝。盖其固有逸趣如是，不欲拘束以古法。是以唐书变化最多，非他朝所能及也。
汉魏、钟王、佛、禅四派论
今人王学仲氏分书为碑、帖、经书三派，日臻邃密。然碑为镌刻，而非书写。帖之指书帖，自唐武后、明皇时始有，众帖亦自澄心堂帖、淳化阁帖方行，魏晋何来帖学。且唐帖学之大家，如欧褚，遗迹皆以碑刻为主。宋人至有称碑为帖者。如秦少游法帖通解言史籀、李斯二帖。（据施蛰存金石丛话。）碑帖之名易於淆混，而皆为书之载体耳，以碑帖分派，殊非真切，毋宁曰汉魏派、钟王派。汉魏之魏，言北魏也。经书二字，可函括六朝隋唐，而不能摄收宋元，毋宁分佛经、禅迹二派。盖二派形体迥异，一如汉魏之於钟王。故鄙论书学，分汉魏、钟王、佛经、禅迹四大派也。佛经之体，分摩崖、写经二系，摩崖者近於汉魏派，写经者近於钟王派之钟体，若即若离，游刃乎二派之间。禅迹之体，近於钟王派之王体，而皆神格超逸，不为世间法所拘。以三教而论，汉魏派乃儒法之流。汉世儒法杂用，儒中有法。大体庄正，而渐偏於峻厉。钟王派乃儒老之流。魏晋玄风，熔铸其中，故学术有王辅嗣，书法有王右军。佛经派乃藏教，北齐安道壹书经之时，正三论、华严、天台诸宗萌孽之际，六朝隋唐写经，皆禀诸教写经造像功德之念。禅迹派乃禅宗，自达磨斥梁武无功德，廓然无圣而后，全不以写经刻碑为念，即心即佛，不事骈枝。至宋而后，转以墨迹寄其直指，同时亦以茶事寄其禅味，皆传於东瀛，而为禅迹一脉。其书用笔虽以钟王为基，而能蔑其法度，尤以中峰明本为典刑，故可独辟一派，非钟王所能笼罩也。太极生两仪，分儒佛两大系。儒近乎阳，佛近乎阴。儒分汉魏、钟王，汉魏阳中阳，钟王阳中阴，佛分教、宗，佛经阴中阳，禅迹阴中阴，故天下之美，尤萃於钟王、佛经摩崖，以其阳阴互济之故。书学大体尽含其中矣。惟殷骨周鼎之类，时代高古，可为汉魏派之高祖。战国、汉晋简帛书，书写畅利有泽，可为钟王、写经、禅迹诸派之祢祖也。吾国书学大体如是。儒佛心源，习书者慎勿效籍谈数典忘祖也。清人邓顽伯，学汉魏派极有气血，隶楷亦能入六朝之室，天才少有，惟心志未高，学养未厚，不能有悟於他派。独有金寿门、沈寐叟诸人，能兼其他。冬心学汉魏，而能冥合於佛经体，或近摩崖，或类写经。子培碑学极深，欲熔二爨二王於一炉，又参倪鸿宝、黄道周，故能合汉魏、钟王二派。弘一学汉魏，而能至佛经体，湛翁学钟王，而能参汉魏、写经。五先生才悟卓然，多产於浙，而为吾国之鸿宝。究其胜缘，一字以决之曰，悟也。惟悟能通，亦惟悟能造尔。四先生皆信佛，子培、弘一、湛翁尤有深造。岂偶然哉。愚授古文於艺庠有年，常患诸生习书周旋四派之间，博游而无返，反不若古人处僻壤，专习一种为得力。前贤融通诸法，乃以悟境所至，自然而已，非可刻意而袭之也。
隋主奉佛
隋文帝生於冯翊般若寺，鞠於比丘尼之手，释缘之深，历代帝王所无。梁武、雍正学养悟性能有过之，明太祖亦尝剃度，然宿缘而论，弗逮也。全隋文有其五岳名置僧寺、延释昙迁、禁毁盗佛道神像、立舍利塔诸诏，释智顗诸敕及忏悔文，甚可见其奉佛之志。其忏悔文有云，“仰惟如来慈悲，弘道垂教，救拔尘境，济度众生。断邪恶之源，开仁善之路，自朝及野，咸所依凭。”以帝皇之尊，自居佛弟子，释教之大，沦肌浃髓。非知此，不足以识隋唐朝野心识所在。法相家言唯识无境。则亦可云，隋人书法之境相，往往亦隋人奉佛心识所化也。识得此秘，始可入隋书阃域。亦惟识得此义，则可知论书之道，必究源於道德学术之心识也。炀帝谥甚恶，为史家所诛绝，然其立太子之前，师事智者大师甚恳切。或谓此乃矫情饰貌，取悦之道，亦甚合理。然观其与智者大师书三十五首，辞气虔诚真切，岂尽虚伪。惜大师先卒於开皇十七年。炀帝嗣位后，无此师尊，警其邪僻。续高僧传智者传末言隋炀末岁，巡幸江都，梦感智者言及遗寄，帝自制碑，文极宏丽，未及镌勒，值乱便失。亦可见其奉佛尊师之心，非纯虚饰。且观隋炀文集，辞藻而外，其於佛理，功力不浅。答释智顗遗旨文、受菩萨戒疏、宝台经藏愿文、遣使入天台为智顗建功德愿文、祭告智顗文，非仅情深辞雅，义理亦甚可观，其文字与彼时僧众士夫精通释理者无异。故知隋炀奉佛之虔，不减乃父。然梁武负丧国之辱，炀帝有淫奢之诟，雍正蒙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之名，其人皆崇信释教，而行多乖戾，甚不可解。梁武虽丧国，其人才度学问，实能过人，侯景凶逆，台城破后，犹慑其威仪。雍正有恶名，然勤政治国，劳悴全力，史所鲜有。此人所共知者。炀帝虽无道，其壮年时奉佛之心亦不可诬。岂矫情饰貌四字尽可掩之耶。彼与智者书尝云，“但戒为基址，信实行先。保解毗尼，昔年虔受，身虽疏漏，心护明珠。”既得大统，不复能护此明珠，保解戒行矣。沈湎愈深，智昏行逆，遂令四海骚然，隋祚颠陨。然唐人基业，制度文明，人物器具，皆肇基於隋室。释教之隆，亦本源胜朝。书法亦然。欧虞大师，岂非皆为隋人。书道北齐之有隋，隋之有唐，实皆一脉相承，不可相割也。
隋书之趋
周礼保氏教以六艺，其五曰六书。自汉以来，不见其职。隋置书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唐袭其制，置书学博士二人，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以石经三体、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见唐六典。余字书即有二王以来书体。隋之创此制，实书史之大事，可知彼时书道之盛，以至於斯。唐六典谓其束修之礼，督课试举，如三馆博士之法。隋代大致类同。其博士之尊，同於国子、太学、四门博士。书学隐已与经术幷驾齐驱矣。隋书承北齐南北混融之风，而愈趋邃密洞达。北齐之书，北气居多，乃至隋代，则南意渐能过之。如龙藏寺、孟显达诸碑，纯然已是唐风胚胎。欧褚森严之体，於隋已初成，惟尚多浑蒙之意，非似唐初之头角峥嵘也。尚古之士，往往多喜其浑意，为唐所无。近年出土之仙游寺舍利塔下铭，隋铭镌於仁寿元年，楷书散澹，已开褚书雁塔圣教之风。弘一书效北碑、率更，参以佛心，实亦与之相合，故隐约已窥其形体之一二。此气理相合使然。此石又有唐开元四年所镌之铭，俊发爽利有褚李之风，无复隋铭之含蓄矣。隋书又有一格，参错篆隶，奇姿逸态，袭北齐遗风，以曹子建碑、陈叔毅修孔庙碑诸种为最胜。欧阳率更书房彦谦碑，亦其脉之支裔，高宗以后，此脉渐泯。千载之后，金寿门辈始倡摹古，隶意楷体，忽有天授，乃真此脉之游魂也。隋祚促短，区区三十八载，微长於北齐北周，而书学开辟有新境，直启唐书之隆业。彼时士类佛子中，必有一种龙骧虎跃气象，复能栖心於圣道，方足以至此。后世观古人陈迹者，焉能以肆中枯鱼测之。
龙藏寺碑
翁覃溪跋龙藏寺碑有云，“然此碑亦实有疎失，近似六朝夭斜之习者耳。惟其格意，上规古隶，下开虞欧褚法，实有足参证。”其下开欧褚之说，为后世金石家所激赏。莫友芝跋言其结体，即开伊阙佛龛。至谓初唐诸家精诣，北朝无不具有，至开皇大业间即初唐矣。未免有过。初唐自有初唐神理气体，为北朝隋世所无者，焉可尽以笔法之雷同而掩其异体。杨守敬跋云，“褚河南之孟法师全从此脱胎。何云不类。”或谓孟法师全不类此碑，守敬驳之也。然震钧跋则云，“世谓中令书出此碑。不知隋代人书都复如是。其源出於齐碑而一变。中令书亦沿隋代灋耳。”中令即褚登善。郭尚先跋云，“褚中令得法於史陵，欧阳率更得法於刘仾（仾字去人替以言）。今二人书一字不可见，摩挲此碣，亦可追想当日书家风尚矣。”震钧、尚先二人之言，尤为通恕。褚书有本乎隋人者，自无可疑，然未必即是师法此碑。故龙藏寺碑，清世推崇，前人谓其以褚重，不虚也。然使非以褚书故，岂无足观者。隋书自有风韵，秀绝人寰，实不必依恃唐贤。此犹文中子，实不必依恃房杜魏李辈。又覃溪言其疎失，近似六朝夭斜之习，此论少有应和。观阁帖中庾翼季春、谢发晋安、羊欣暮春、王僧虔两启诸帖，可以察其所谓夭斜之习，姿态纤异。龙藏碑确有类其笔法者，覃溪法眼，出於诸人之上矣。唐初诸大家，楷则尽去此夭斜之习，所以能特绝。六朝隋世之优者，为唐贤所尚承，如府兵制、三省六部、科举、崇佛教、门第礼法、文章、诗学，六朝隋世之习气乃为唐贤所摒弃，如书道夭斜之习，南人輭靡之尚，诗文浮艶之风，皆尝为其荡廓，虽余习犹存，大体实已更易。盖非此不足以有大唐之隆业也。
陈思王庙碑
北齐楷则，参篆隶法，其风甚昌，而其迹甚高，往往知其意旨，而未易窥其门径而入。老子曰，善行无辙迹，善闭无关楗。其是之谓也。隋之有曹子建碑，可谓其法之教科书。其书错综篆隶，入於楷格，气略浑成，而笔法门径可辨。此隋书之尤奇绝者。其结构备方圆之胜，刚柔之调燮。正书宽博处，笔法与文殊经甚类。气体宽裕和雅，若有道者。愚欲学而不能，惟常玩味而已。康南海谓其快刀斫阵，雄快峻劲，所见甚偏颇，不足以道其善处。其推此碑为隋志之最，亦非尽允。然此碑固有其麟凤姿。庙祠陈思王，已为一奇。而书体奇逸若此，千古罕觏。北齐皇建二年曹子建十一世孙永洛等奉诏立庙，开皇十三年始镌其碑石。曹子建三国俊特，诗品之冠冕，然际遇屯邅，侘傺怨慨。北齐立庙，实可慰其寂寥。庙祠、书法之奇，甚可称其品格。严氏全隋文录其文曰陈思王庙碑。词曰，器调高奇，风革梳朗。谈人刮舌，灵蛇曜掌。又曰，才惊旷古，德重千钧。混之不浊，磨而不磷。又曰，风哀松柏，坟穿狐兔。何世何生，还成七步。甚可缅其音貌，思其运会。何世何世，还成七步之语，尤神来之笔。曹子建书，张怀瓘书估，列入第三等。惟遗迹极鲜，未能一瞻其容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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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谱/书论/书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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