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浊 内清
在每个人的眼中，世界是不同的，有人认为是黑暗的，浑浊的；有人认为是光明的，清朗的。看法由你的心决定，心是清的，那你的世界就是光明而美好的；心是浊的，那你的世界就是黑暗而邪恶的。
清浊只在一念之间，稍有偏差你就偏向一方。要是能做到不为物质世界所困扰，就能达到“清”，然而，这种高尚的境界鲜有人至，因为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会存有杂念。屈原认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劝其“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最后为了表明自己的“清”，不惜以死证明。
浊，相较于清。世界的物质让你变得现实，让你变得开始追名逐利。不知不觉之时，你已经开始变得浑浊了；当你开始在乎别人的眼光，在乎自己的穿衣打扮时，浊已经将你占据，清在不知不觉中悄然离去。
清，在物质世界里做到谈何容易。首先，任何的诱惑面前都能坚持初心，不为所动。其次，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被物质所迷惑。古代很多诗人能做到“清”，他们隐居深山，淡泊名利，追求自己心中所向往的世界，不为世俗所约束。而今，这样做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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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固然是一种做人境界，但在现实生活中，藏巧于拙，寓清于浊，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资源，而成就一番事业。
鲁迅先生讲：“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说得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也有一句话，“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说，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清官。他这种和光同尘、遵循官场潜规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官场的冲突，有利于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社会办一些大的事情。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填补了历史研究的一块空白：首次详细研究了一位古代官员的收入与支出，揭示了清代官员的工资条、灰色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关系。曾国藩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很少洗澡，经常几个月才洗一次脚。他在做总督的时候，用下属单位进贡的钱，给自己建了一个“小金”库。用这个小金库的钱公款吃喝、送红包。
曾国藩的一生办过很多大事，而且手段都非常高明、精明。在对待让人敏感的财务问题上有一套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外浊内清”。对外老成圆滑，送礼请客样样不误；对内清正廉洁，将收的礼品转送给别人，自己不沾身，当官也不为发财，而是为了做大事，成圣人。
通情达理，懂人情世故是办成事的前提，曾国藩自要学会应对自如，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们要学会为人处世，学会做人，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
关于曾国藩的天资，当时人就有很多议论。他的朋友左宗棠经常在和一些亲友的通信中评论曾国藩，说曾国藩“欠才略”、“才太短”、“才艺太缺”、“兵机每苦钝智”。他的学生李鸿章当他的面说他“儒缓”，说他做事反应太慢。
曾国藩学做圣人是如何入手的呢？说起来很简单，他学做圣人就是从写日记开始，用工整的蝇头小楷，把自己每天的所作所为，每天早晨一睁眼到晚上睡觉所做的事情，特别是把不符合圣人标准的都摘出来，痛自反省。
一般来讲，大家对曾国藩的争议就集中在曾国藩到底是一个真诚的人还是虚伪的人。很多人说曾国藩是一个很真诚的君子、圣人，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曾国藩是一个虚伪的人，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为了升官发财。一个人的经济收支是一个人生活中非常隐秘的方面，通过对这一方面的了解，我们往往可以界定这个人的真伪。
既清又浊，遵守潜规则。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两江总督时期，曾国藩在官场应酬上开支并不少，只求尽量从简，因为他自己都发现如果一味坚持部下免于迎送，终究难以贯彻，并无实益，所以渐渐地随波逐流。
清代官场，重视迎送和宴请。对许多地处交通要道的地方官来说，他们最繁重的工作不是处理政务，而是迎来送往，在官场应酬中，还有诸多精细的“尺寸”，都属于潜规则，许多官员因此不得天天泡在酒海里，喝坏了官风，喝坏了胃。
朝廷对这种情况三令五申地严厉禁止，但几乎没有能落到实处，原因很简单，清代官场上，官员们只需对上负责，不需对百姓负责。只要领导满意，升官发财机会多多。但如果不去应酬，那肯定升迁无望。
曾国藩相当清楚这种风气，他虽以“礼学经世”闻名，但对这种礼节，他只有避之不及，甚至很是痛恨，所以在出发之前，他特意致信杨载福、彭玉麟，千万别搞迎送仪式。以他的行为，为自己的总督生涯开了一个好头，他借此机会宣布，自己以后出行，不要求下属迎送、供应食宿，为的是不增加下属的负担。
和光同尘，适当收礼。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以后，根据官场潜规则，他要收的礼少不了，为此，他特意写了一篇文告《谕巡捕、门房、签押三条》，发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并约法三章，严词拒绝收取地方官员的见面礼，这相当于拒绝了巨大的一笔收入。
然而身在官场，至始至终片礼不沾可是要被视作“不近人情”的，这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要是实在无法拒绝，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件价值最轻的，剩余则全部归还。
曾国藩浊的方面：如大吃大喝。同治十年，曾国藩到苏州检查工作，每天大部分的日程是请客吃饭，他这种做派，却也和晚清的任何一个官员都一样。同治七年，他从两江总督调任到直隶总督，到北京去陛见慈禧太后和皇帝后，在出京时，竟然花了一万四千两白银给在京官员，作为送笔别敬。
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时，卓越功勋，同治帝特批军费不经过户部，可以直接报销。虽然可以省下这笔费用，但曾国藩还是向户部缴纳了八万两“部费”。
但曾国藩同样有很多清的方面：调任直隶总督后，曾国藩再三峻拒慈禧的亲妹夫醇亲王的结好，为“避内外交通之嫌”。他生活节俭，要求自己的女眷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做家务活。自己则衣服陈旧、打皱，还有斑斑的油渍。
曾国藩死后五年，因家人看病花不起钱，其子曾纪泽实在没有办法，就向左宗棠开口借钱，左宗棠知道这个事后非常感动，送给曾纪泽三两白银，还在家书里面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表面上看，曾国藩和晚清其他官员没有什么两样，但实际上他内心的操守非常坚定。之所以要外浊，是因为他要在官场上做事，就不能与大环境处处格格不入、特立独行，否则就会遭受排挤。
但外浊不影响内心的清明，达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是一个强者最高级的策略，也是为人处世最高级的方式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