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同治六年-十年）（完结）
2017-11-18 22:56阅读：
《致沅第》（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向弟弟传授了自己近年得力的方法：悔字诀。“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立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致沅第》（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听从乃兄的观念，争竞之心必然减轻，不知这是进境还是退境呢？曾国荃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这封信中，曾国藩肯定了弟弟所立的功业，认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并阐述了这种思想的原因：“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可为某些强者作参考。
《致沅第》（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出“湘、淮两军，曾、李两家，必须联为一气”，这一决定影响深远，早在之前，曾国藩就已将李鸿章当做自己的接班人。这句话也反映出军队成为私家财产的思想，因此以前史学界认为曾国藩是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
《致沅第》（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
《谕纪泽》（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致沅第》（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对于弟弟的连番受挫，大受打击，曾国藩寄去了安慰之言，并且说道：“吾生平长进
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苶（nie）然自馁也。”
《致沅第》（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在经历了督抚互劾、军事受挫之后，又遭遇了内部不和，老九真是处于百端拂逆之时，曾国藩认为此时只有坚持悔字诀、硬字诀，悔字诀在正月的信中已经讲过，这里的硬字既有强硬之意，也有忍耐之意。
《致沅第》（同治六年三月十二日）
这封信与上一封意思相同，曾国藩回顾了自己人生中四次大挫折，学问、功绩都曾遭人讥笑，因此即便有所成就也“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练后得来。”他认为，吃点挫折对人来说是好事。
《谕纪泽》（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曾氏兄弟与左宗棠、沈葆桢本为好友，后因政治立场不同闹翻，变得不通音信，但彼此都将这芥蒂停留在本代中，不愿对下一代有影响，甚至，曾国藩去世后，左对他的后人照顾有加，可见是君子之交。
信末，曾国藩对儿子的性格加以分析，“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禀气太清、淡于荣利者，既要提防变得刻薄，也要注意不要宽厚太过而没有原则。
《致欧阳夫人》（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
曾氏给夫人的一封信，提到为官是暂时的，“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
《谕纪泽》（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夜）
去年底，曾国藩回京，这是他咸丰二年出京以来第一次回来，想必感触良多。他提到自己不愿做京官，预备一年后就离职，这封信是安排家眷的。信中提到对钱财的使用，将“缉私经费”（合法的灰色收入）用不完的散去，特意叮嘱“凡散财最忌有名，总不可使一人知”。
《谕纪泽纪鸿》（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
（类似遗嘱的书信，对自己思想的回顾和后事的安排，笔记的第一篇中已经说过，不再重复）
《致澄第沅第》（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曾国藩此时受病痛折磨，但仍不忘关心军中事宜，也继续在研究学问。另外，在这封信中，教导家中后辈养生六事和为学四字，将为学部分摘抄出来，学习借鉴：
“一曰看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
《谕纪泽纪鸿》（同治十年十一月）（完结篇）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及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献祭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同治十年金陵节署中日记）
这是本书的最后一封书信，是对曾氏子弟修身养性要求的四门日课，也部分表现了曾国藩的生活哲学。正是凭着曾家的家教，使得曾家五代都有人才出，将这封书信抄写下来，不断回顾，以咨共勉。
曾国藩卒于同治十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