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夫妇之间》：新中国文学创作的内在矛盾性
2019-05-29 12:50阅读：
《我们夫妇之间》创作于1949年秋，发表于1950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建国后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转型过渡时期，可谓是新中国第一篇表现转型时期农民进城后矛盾的具有前瞻性的小说，却也成了新中国第一篇横遭批判的小说。对该小说的疯狂批判，反映了当时无产阶级对于城市生活的过度戒备与进城后改造的焦虑心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批判开创了之后几十年间小说创作政治正确的先河，也是日常性描写小说消亡的开始。
对于《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论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萧也牧将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直接的“思想斗争”庸俗化，而是歪曲了知识分子，丑化了工农干部。初看之下，这两点都不无道理，作者确实没有在李克与“我的妻”的矛盾描写后展开宏大的主题，他所描写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或许也无法称之为典型，但这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并不构成问题，该小说发表之初的
赞扬认为“这是一篇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作品，情节单纯明显，描写细腻委婉。尤其在语言上更显得生动朴素，读起来也动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感染力的短篇”。
但在经过这种
纯政治性的批判之后，以上种种赞扬却成了该小说最大的弊病，由此可见政治立场是可以完全扭曲一部小说的。
虽然萧也牧没有将小说进行宏大的政治主题展开，但在描写与情节设置上也极力展现其政治正确。小说的开头便是
“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作者显然是想对夫妻双方都作正面描写的，再接下去的描写中也为我们展现了了一位吃苦耐劳，朴实勇敢的社会主义工人干部形象，但在对“我”也就是李克的描写上，作者有着明显的矛盾。在重点描写的进城后的内容叙事中，李克在面对城市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病时，表现出不置可否的态度，与妻子的激进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所表现的李克正是为当时城市建设者们所不齿的自私自利，奢靡浪费的小资产者形象，在他批判妻子
“吃不开，保守，狭隘，固执的同时，对自己的浪费行为，城市中出现的不公正，无视欺凌现象的行为视而不见，还称“
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除了沉默，我还有什么办法
？”
在作者的描写下李克显然成为了一个反面形象，但在第一人称的文本叙事下，他却一直掌握着话语的主导权，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妻子展开批判。然而这样一个反面形象，自始至终没有主动进行反思与改变，最后反倒是妻子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自己过于急躁，让丈夫帮助自己提高，而李克始终站在大男子主义的立场上，再加上其本身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作者的描写出现出现的致命的阶级立场不明的毛病，这无疑为日后的批判埋下了伏笔。第一人称的描写失误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作者自身就是第一人称描写对象的错觉，所以李克的资产阶级倾向被日后的批判者认为是萧也牧本人的资产阶级倾向，但这明显不是作者的本意，李克仅仅只是作为展现进城后矛盾的一个载体，作者为生动表现这种矛盾，对李克的形象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夸张，使其带上资产阶级色彩，与“我的妻”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这种纯文学手法却被某些批判家利用加以政治性批判，这是很可悲的。
作者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小说主题表达的混乱，而导致这种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试图在政治正确和内容创新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很显然，他在这方面的尝试是不够成功的，作者创作心理上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文本的一系列矛盾，而其中阶级立场不明这点直接导致了本文在1951年之后被疯狂批判，可以说作品的一个小瑕疵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被无限放大以至于最后升级为对作者本人的人身攻击。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绝非偶然，只是鉴于作品在当时的影响力较大且本身具有漏洞，于是成为了批判家的目标罢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描写称城市生活的小说，萧也牧无疑迈入了文学创作的敏感地带与盲区，仅就艺术性来说，其他作家也很难在文本的情节处理和文字表现力上比他做的更好，即使没有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肯定也会有其他具有前瞻性的作家写此类小说，而一旦造成影响，被以政治性的批判眼光审视就在所难免，所以，时代从源头上斩断了日常性描写小说的发展，也无形中规定了文学创作政治正确的必要性。
小说家是很难因循守旧的生物，作为小说的创作者，除了满足读者的需求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要满足自身的需求。
据作者的老战友老朋友康濯说：“这篇作品同他本人的生活或许不无丝毫联系，如小说中所写，他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就是在战争中同一位贫农出身的女工结婚的，进城初期双方也确有点矛盾。但也正如小说写的那样双方都是好同志，其矛盾并非偶然，也不难解决。”
可以说，小说的人物塑造是萧也牧本人的真实写照，从小说的细节描写以及结尾的情节设置可以看出，作者的本意可能仅仅只想表达夫妻之间的情感波折，因此刻意淡化了阶级立场，但是他又不得不将双方置于阶级斗争的背景之下，并通过人物性格的夸张描写与虚构的城市生活情节来构造小说矛盾，凸显进城改造的焦虑现象，这种多主题的表达所带来的风险即是阶级立场的模糊，当时的批判性读者很容易将夫妻间的情感斗争理解为阶级斗争，而第一人称的李克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代表始终占据的主导权，而作为城市建设者的妻子却不断妥协，被城市改造，最终与小资产阶级达成一致，这在当时的政治批判家看来是十分可怕的。
在当时宏大政治主题小说泛滥的背景下，萧也牧极力寻求某种创新，即抛开政治，仅以日常性的情节描写表现矛盾，进行情感的表达，但在实际的创作中，他又没有完全抛开政治，而是选择将其淡化，这体现了他创作的内在矛盾性，即政治性写作与私人写作的矛盾，这也许也是当时许多作家的创作矛盾，即私人的写作无法抛开政治，而政治化的写作无法进行创新，所以《我们夫妇之间》可以看作萧也牧个性化写作的一种尝试，在政治外衣下的私人创作。而他所有个性化的尝试，在李克名下被强加于作者本人，被丁玲等批判者认为是一种低级趣味。但我们以纯文学的眼光来看文本，就会发现小说充满了生活气息，结尾充满了浪漫气息，甚至有种现代言情的意味，从这方面来讲，虽然不够成熟，但萧也牧确实成功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通过日常性的叙事表现人物情感，以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手法展现日常生活。这是在阶级斗争下文学创作的重大突破，可惜的是，这种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本身在当时也是被认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因为在阶级斗争历史观下，爱情本身也成为了阶级斗争的附庸，被认为爱情不可跨越阶级而存在，在政治高于爱情的前提下，小说开头的那句
“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与之后李克的所作所为便成了“歪曲知识分子”和“丑化工人干部”了，成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干部结合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了工人干部的阶级问题，所表达的就成了工人干部立场不够坚定与资产阶级生活观念的先进了。
在什么都能扯上政治的年代对该文本的过度解读最终造就了对《我们夫妇之间》与萧也牧的大规模批判，也导致了现代主义新文学在萌芽时期的夭折，在这之后的小说创作者无不顾忌自己的政治立场，因此也难有创新的文学作品出现。直至文革之后，小说的创作才又再度繁荣起来。
